18世纪末以前中日对西方新世界观念的回应

16世纪中叶以后至18世纪末,新航路开辟后形成的西方新世界观念在中日两国传播。中国被动地接受了部分新世界观念,但更多表现为排斥西方文化及其世界观念;日本主动地吸取新世界知识,形成兰学思潮,世界观念得到了更全面、更深刻的发展。中日对新世界观念的回应是两国适应新的世界形势的重要表现,也为19世纪中叶以后两国历史不同的发展际遇埋下了伏笔。     

19世纪中后期中日外交取向比较研究

19世纪中后期 ,中日两国因受西方的冲击 ,在外交近代化上表现出本质不同的两种取向 ,中国基本维持传统的华夷体系 ,而日本转变为近代外交体系。二者思想方式转变的不同与其在原华夷体系中所处的核心和边缘位势密切相关 ,中日两国正是基于对西学文野的不同认知 ,而形成了相异的对外战略和策略     

日本莎剧演出与研究

正19世纪上半期,日本封建统治危机加深。1854年美国用武力强迫日本打开门户后,江户幕府相继同美国、英国、荷兰、俄国、法国等国签订不平等条约,促使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尖锐化。1868年统治日本200余年的江户幕府被推翻,日本废除了封建幕府体制,摆脱了殖民地危机,建立了近代民族国家,走上了资本主义的道路。而莎士比亚正是在江户时代传入日本的。纵观     

17世纪锁国体制下中日民间贸易兴盛原因探究

1 7世纪 ,中日两国分别实行了闭关锁国的外交政策 ,两国的官方贸易完全停滞 ,但民间贸易却兴盛不衰 ,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主要是锁国政策与中国区域社会利益的矛盾 ,中国东南地区商品经济发展对市场的需求以及日本江户幕府对中国商船去日贸易的鼓励等。     

近代中日知识分子开放思想的比较 --以吉田松阴和谭嗣同为中心

19世纪的中国和日本 ,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重压下 ,被迫实行开放政策。向西方学习成为近代中日两国知识分子的共同认识。吉田松阴在“取舍”和“聚类”的思想下 ,侧重学习西方军事 ;谭嗣同在“取文”和“去之”的思想下 ,提出了大力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主张。探索两国知识分子的开放思维特征 ,对进一步研究中日现代化道路问题会有启示     

论16-18世纪日本西洋画风的社会文化背景

主要以耶稣会向东方传教为契机,西方绘画开始传入中日两国。东西方文明及其绘画的交汇,在中国和日本体现出许多共同的特点。但除了外部因素之外,主要由于中日不同的历史和文化传统的背景,中日两国社会文化和绘画界也产生了不同的反应,形成有趣的对比。面对西方文化,日本不同的社会阶层都表现出与中国不同的倾向,民众的思想和生活境况使他们倾向天主教,促成了天主教美术的兴盛；作为武家政权的中央政府能够折衷性地学习西方文化中于已有用的成分,促进了兰学的发展和绘画中科学的因素的运用；而以中间阶层为代表的武家文化的现实主义、功利主义倾向使得各种画派可以吸收西方近代绘画的写实主义因素。     

社会环境对现代化进程的影响——19世纪后半期中日两国比较研究

19世纪中期开始,东方相邻的两个古国——中国和日本,几乎同时遭受西方的挑战,出现民族危机和社会进步(或曰革新)并存的际遇。经过半个世纪的奋斗,日本终于冲破中世纪的桎梏,摆脱了危亡旧险境,而跻入世界现代化的潮流;中国却一波三折,步履蹒跚,终于陷入被世界列强控制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深渊。命运之神何以薄中厚日如此不公?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源自欧洲的现代化潮流,在中日两国遭到不同的社会环境——文化的、经济的和政治的。     

市民社会与中日的近代化

中日两国的近代化历程具有较大的差异性。从市民社会的角度出发去考察:第一,在历史时段上,日本在元禄时代(18世纪前后)市民社会力量就已经成长起来,而中国则是在清末“新政”时期(20世纪前后)才产生了市民社会的萌芽。第二,在社会力量上,日本的武士阶层是市民社会的特殊力量,而中国的士绅阶层,却成为维护封建制度和秩序的顽固势力。第三,在社会经济上,日本的新兴商人作为市民社会的重要力量和反抗幕藩统治的生力军,而中国的商人最终不是作为独立的阶级(或阶层)出现于社会,而只是地主、官僚阶级的附庸而已。中日两国市民社会的不同状况和发展差距,决定了近代化过程中的差异性以及不同的历史命运。     

17世纪以降中日“脱夷”思想的形成与影响

明清鼎革之后，中日两国围绕着“华夷之辨”而展开“脱夷”思想的建构。一方面，清统治阶层通过构建“华夷一家”而消弭“华夷之辨”的紧张性，为其统治中国提供了学理依据；一方面，日本江户学人则视中国大陆发生了“华夷变态”,并由此塑造“日本为中华”的优越论。这两种似同实异的“脱夷”思想更间接影响了西方“民族观”在近代中日的传播与演变。换言之，近代中日两国对西方“民族”观念的不同接受历程，正是明清鼎革后中日“脱夷”思想在近代的回响。     

近代中日“开国”的历史比较

“开国”是地理大发现、西势东侵和工业革命以来东方国家历史上一个特定的历史概念,意指一个国家放弃锁国闭关政策,实现对外开放的历史进程。从历史上看,19世纪中叶中国和日本的“开国”,是东方世界中较具典型意义的,其中,东方文明古国中国的“开国”是被动的,在西方列强的攻击下沦为半殖民地,而“远东孤儿”日本面对西方列强的外压,则以灵巧、现实的态度,成功地实现了开国,走上了独立发展的资本主义道路。可见,近代中日两国不同的历史命运与其“开国”进程有着密切联系。     

入世与超越：15～17世纪土家族的文化选择与哲学转型

15～17世纪，土家族上层统治者通过对特定历史事件进行哲学文化的阐释，促成了土家族的哲学文化转型，其根本点是树立了儒学的核心价值观，并在这一过程中凸显了自己的民族自信与国家认同。     

试析5至12世纪爱尔兰修道院的黄金时代

考察了公元5至12世纪爱尔兰修道院网络形成的三个历史阶段及其繁荣发展的一系列社会历史条件,认为爱尔兰修道院在农业拓殖、艺术创造、宗教传播与拉丁文化的普及等方面对欧洲的蛮族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它的兴衰发展折射出了中世纪欧洲基督教社会从独立、分散逐步走向融合,最后臻于一统的历史大势.     

17世纪至19世纪中叶东北地区的商人

17世纪至19世纪中叶东北地区商人群体内部,有土商、客商之属,官商、私商、兼业商人、小商贩之分,行商、坐商之别。他们为边疆与内地的经济、文化交流发挥着突出作用。从总体来说,此间的商人与官府和民间形成相互依赖关系。而其乐善好施、仗义行侠的行为,更赢得了社会的普遍好感。逐利不忘义,是"东北商人"的重要特点。     

4～6世纪我国北方疫灾发生规律的基本特点

公元4~6世纪北方地区发生了14次瘟疫和7次畜疫灾害,瘟疫的发生主要在今河北、河南、山西、山东地区;畜疫的发生主要在今山西、河北、甘肃、苏北地区。疫灾的发生具有稀少性、严重性、地区性、群发性和大部分由战争引发等特点。总结公元4世纪末至6世纪末北方地区疫灾基本情况与特点,有助于为现代北方疫灾研究提供历史借鉴。     

15-17世纪藏传佛教绘画风格的本土化演变

15世纪是藏传佛教绘画风格的转型期.本文根据藏文历史文献记载和相关研究成果,对藏传佛教本土绘画风格的历史演变做了梳理,并对各绘画流派及其传人的艺术风格进行分析研究.认为藏传佛教艺术从15世纪开始逐渐摆脱了域外艺术的束缚,呈现出本土化的演变态势.     

澳门作为飞地的“危”与“机”——16-19世纪华洋交往中的小人物

16-19世纪的三百年间,澳门在近代全球贸易体系中扮演过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作为一块特殊的“飞地”,清朝政府从未放弃澳门主权,葡萄牙政府对澳门进行局部的、有限的管治.这种独特的人文地理环境,给世界各国的冒险家提供了大大小小的生存机会.以船民、通事、工匠、仆人为代表的历史小人物,利用澳门这个舞台与外部世界交流沟通,依靠日益繁盛的中外贸易谋生,熟练掌握和传播西洋文明的知识,甚至得到出洋的机会.这类目不识丁的平民百姓,往往比读书人更具冒险精神和开拓意识,更早走出中国和开眼看世界,对澳门乃至中国历史发挥着潜移默化的作用.     

从第五、第六次人口普查看各民族人口城乡构成变动

我国各民族人口城乡构成变动是国家的社会、经济、文化等发展状况的直接反映。文章从第五次、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分析了我国各民族人口城乡构成变动的趋势和原因,并展望了各民族人口城乡构成变动的前景。     

从“五普”到“六普”看贵州省各民族人口数量变化及原因

文章根据第五次和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对贵州各民族人口数量变化进行了分析探讨,指出形成这种状况的具体原因。     

从“五普”到“六普”看侗族人口数量及地区分布变化

文章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对侗族人口的数量变化及其原因进行分析,认为侗族人口出现负增长不是人口自然减产,而是人口迁移变动的结果。     

12-15世纪意大利艺术研究述评

从艺术家与艺术品、心理学与图像学、艺术社会学等三个方面详细描述12-15世纪的意大利视觉艺术研究状况,认为它反映西方艺术史研究范式轨迹的转换,并修订长期以来对文艺复兴是古典希腊—罗马文化再生的观念,指出它也是中世纪基督教文化的延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