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价值一元论——兼评伯林的多元主义

文化多元论和价值多元论的命题是虚假的命题.事实上,文化和价值都是一元的.从学理上分析,无论一元论还是多元论都有两种不同的性质或两个不同的层次:一元论有善一元论和正义一元论即文化-价值一元论之分,多元论也有善多元论和正义多元论即文化-价值多元论之别.善一元论和文化-价值多元论之间具有內在逻辑联系,善多元论和文化-价值一元论之间具有內在逻辑联系.因此,文化-价值多元论是导致极权主义的逻辑前提,文化-价值一元论则是多元善得以存在的逻辑前提.相同时间中不同空间內文化价值的差异、冲突不是文化-价值多元论的证明,而是文化-价值一元性在不同时空中的表现.文化价值的差异本质上是人性发展的不同阶段的差异,因此主张不同价值的文化有高低层次之分;高文化向低文化流动是带有自然规律性的现象,因此文化霸权论是缺乏理论依据和事实依据的错误理论.     

发轫自小共同体的正义一元论体系：公民不服从的价值与社会基础

2009年7月沈阳先生《基督教正义一元论的实现：基于法政史学的一种叙述》一文问世后,张铭教授发表了与其商榷之《基督教的＂善与正义一元论＂与世俗政治之＂正义＂》。两位作者先后都提到了公民不服从与基督教传统之关系。就大处而言,张先生的文章,有如下几点可商榷之处：（1）公民不服从既有罗尔斯意义上的书院式的多元论视角,也有伯尔曼式的基于宗教信仰意义的实证解读;（2）就实证与逻辑而言,在非正义社会以生命和自由为代价的公民不服从更需要来源于信仰的一元的善与正义观;（3）就行为模式考察而言,脱离小共同体的个体性良心抗争极易导致挫败,社会从而失去自我修复的机会。就法哲学而言,公民不服从关系到公民守法义务及其限度;在政治和法律史上,公民不服从运动又与特定宗教信仰存有千丝万缕关联。因此深入探讨公民不服从独特行为模式与精神气质,有助于我们借助另一个角度切入正义问题,深入分析各种公民不服从运动的内在发生机制、运行模式及与社会之互动过程。     

基督教正义一元论的实现：基于法政史学的一种叙述

近代政治文明体系是在利益与利益的较量、权利与权力的对抗、权力与权力的制约中形成的。利益、权利与权力诸要素并非欧关所独有。然而唯有基督教文明主导的欧美世界,以及欧美世界强力引导下的一些国家和地区．才发育出了相对良性运行的宪政民主制度。基督教律法与恩典的整全关系,构成了西方宪政理论的逻辑起点：以新教（抗议宗）为代表的基督教教会,以清教徒为主体,所开展的公民不服从运动,则让这种法治伦理具备基本的动员能力、群众基础和组织资源。基督教既持善一元论,又持正义一元论。作为宪政国家的伦理结构,善一元论与正义一元论的分野．促使开放社会形成了一元多样主导下的多样格局．是对价值多元论谬误的一个纠正。基督教正义一元论的实现,论证了”自由主义之前的自由”的重要性。由法政史学这门跨专业学科所发展出来的一种新的解读范式,以基督教神学和政治哲学为起点,可以延伸到政治科学和管理科学中去．能完整解答类似疑问：缘何立宪时代的美国没有多少政治哲学大师．却成功建立了宪政民主超级大国的社会与制度基础。     

目前劳动价值论面临的困境与出路

本文通过发掘劳动价值论体系中的三大命题:逻辑结构命题、劳动价值实体一元论和价值量多元论两个统一的深层次命题,指明了为适应目前解释现实、制定政策及构建中国经济理论体系之需要的劳动价值论,必须同时面对合理说明非劳动生产要素在社会财富生产中所起作用的性质,以及论证非劳动生产要素收入合理性的双重考验。     

超越文化一元论和文化多元论--关于文化全球化辩证内涵的思考

文化全球化是一个描绘全球化时代人类文化发展图景的概念。对于文化全球化的内涵和发展趋势,学术界主要有文化一元论和文化多元论两种对立观点。二者分歧产生的深层原因在于对文化本性的片面理解。超越文化一元论和文化多元论,必须全面理解文化的本性。从文化关系、文化发展、文化功能、文化主体层次的角度分析,文化全球化是一个辩证的发展过程。     

正义的历史性、层次性与小共同体经验——回应张铭先生

2009年9月<社会科学论坛>(学术评论卷)刊登了张铭先生对拙作<基督教正义一元论的实现>的商榷文章<基督教的"善与正义一元论"与世俗政治之"正义">一文.张先生提出了一个真实而深刻的社会与哲学困境.然而,张先生的商榷文再次遮蔽了更多的话题.张先生对新教改革和政教分离等重大政治事实的叙述.本身就出现了诸多盲点和误区.基督教正义一元论转变为世俗政治正义的过程中.并非是"极权政治的土壤".张先生更大的误区还在于.以一种以知识分子为中心的现代性的叙述手段.忽视了人类正义认识的历史性、层次性和小共同体经验.政治思想史与小共同体发育史研究的意义在于,理解过去如何演变为今天,而不是透过批判历史与人生的不美好,以知识分子叙述为中心的多元论解构小共同体价值.     

正义的历史性、层次性与小共同体经验——回应张铭先生

2009年9月《社会科学论坛》（学术评论卷）刊登了张铭先生对拙作《基督教正义一元论的实现》的商榷文章《基督教的“善与正义一元论”与世俗政治之“正义”》一文。张先生提出了一个真实而深刻的社会与哲学困境。然而，张先生的商榷文再次遮蔽了更多的话题。张先生对新教改革和政教分离等重大政治事实的叙述。本身就出现了诸多盲点和误区。基督教正义一元论转变为世俗政治正叉的过程中，并非是“极权政治的土壤”。张先生更大的误区还在于，以一种以知识分子为中心的现代性的叙述手段，忽视了人类正义认识的历史性、层次性和小共同体经验。政治思想史与小共同体发育史研究的意义在于，理解过去如何演变为今天，而不是透过批判历史与人生的不美好，以知识分子叙述为中心的多元论解构小共同体价值。     

新经济与劳动价值论

在与非劳动价值论论战过程中发展和完善起来的劳动价值论一贯面临着三重考验说明非劳动要素在社会财富生产中的显著作用、解释非劳动要素收入的合理性以及论证生产价格和市场价格对价值量之偏离的连续性.然而,掉入三重陷阱并且因此求助于非劳动价值论的现象屡见不鲜.新经济条件下,劳动价值论的这种命运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由于对该理论内在逻辑的误解(或者缺乏了解)造成的,要避免盲目说教和重复性的劳动价值论研究工作,同时,又继续经受三重考验从而"将劳动价值论进行到底",关键还在于准确把握劳动价值论的三段论式逻辑体系,特别是进一步确认价值实体一元论与价值量多元论两个统一的深层次命题.     

基督教正义一元论的实现:基于法政史学的一种叙述

近代政治文明体系是在利益与利益的较量、权利与权力的对抗、权力与权力的制约中形成的.利益、权利与权力诸要素并非欧美所独有.然而唯有基督教文明主导的欧美世界,以及欧美世界强力引导下的一些国家和地区,才发育出了相对良性运行的宪政民主制度.基督教律法与恩典的整全关系,构成了西方宪政理论的逻辑起点;以新教(抗议宗)为代表的基督教教会,以清教徒为主体,所开展的公民不服从运动,则让这种法治伦理具备基本的动员能力、群众基础和组织资源.基督教既持善一元论,又持正义一元论.作为宪政国家的伦理结构,善一元论与正义一元论的分野,促使开放社会形成了一元多样主导下的多样格局,是对价值多元论谬误的一个纠正.基督教正义一元论的实现,论证了"自由主义之前的自由"的重要性.由法政史学这门跨专业学科所发展出来的一种新的解读范式,以基督教神学和政治哲学为起点,可以延伸到政治科学和管理科学中去,能完整解答类似疑问:缘何立宪时代的美国没有多少政治哲学大师,却成功建立了宪政民主超级大国的社会与制度基础.     

比较视野下的正义观念

正义是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一个核心观念。合作、应得、需求和平等是当代正义观念的一些关键元素。而儒家的正义观念强调的仁、义和礼围绕民本的政府构建了独特的正义理论。当代正义观念的研究面临着价值的一元论、多元论和相对主义的争锋。同时,一种合理的正义观念需要识别出正义感的时代性和经验性。而建立在正义感基础之上的这种正义观念并不是相对主义的,而是多元主义的。与这个时代的正义感相冲突的价值不应该被纳入相应的价值序列中。在多元论的语境中,当代正义感要求承诺平等与权利等核心的价值。因为当代正义感的时代性和经验性,所以儒家正义论中的仁爱、义和优良政府等观念需要兼容这些核心的价值。     

罗尔斯“正义论”规范性的逻辑张力

罗尔斯以"冷淡+无知"组合假设为前提,确立公平的正义原则。他将善纳入正义原则体系,确立了从前提假设到原则、从形式正义到分配正义、从正义职责到自然义务的正义论体系。在这一过程中其体系规范性展示出巨大的内在逻辑张力,而这正是其理论强大生命力的源泉。     

“通过司法判决塑造公众法治观念”命题的逻辑理路

“通过司法判决塑造公众法治观念”命题有其内在的逻辑理路。“法律文化的内部结构冲突”和“法治观念社会化的事业未竟”是命题得以提出的背景和问题意识；个案判决塑造的特殊性是命题得以成立的逻辑前提；文化性意义的影响、法律与社会沟通的中介、司法判决的公共产品属性以及未来理性生活的安排是命题自身发挥作用的内在机理；价值释放模式、案例指导模式以及反面型塑模式是命题得以开展的基本模式。但是此命题的开展依然面临困境，需要从多种路径加以消解。     

论价值语言

语言有描述语言和价值语言之分。虽然在纯粹的描述语言和纯粹的价值语言之间也存在兼有描述和价值二重性的混合语言,但这并不能作为没有描述语言与价值语言之分野的依据。价值语言有两种功能,一是评价对象,一是指令人。价值语言的类型有评价语言与指令语言、自然价值语言与人工价值语言、肯定性价值语言与否定性价值语言、原生价值语言与派生价值语言之分。价值语言内部还存在四个级别的差异,它们相互之间存在统摄与被统摄的关系,并由此形成一个有内在逻辑关联的有机系统。价值语言在性质上似乎与以真假为值的传统语言逻辑不相容,但实际上,价值语言也一直遵守的是传统语言逻辑。如果我们将传统语言逻辑所注重的真假值改为对错值,那么,传统逻辑就既可在实际上与价值语言相容,也可在名义上和性质上与价值语言相容。     

马克思恩格斯价值命题的比较研究——兼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价值命题的现实运用

恩格斯在1843至1844年初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一书中,提出了“价值是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这一价值命题。对于这一价值命题,长期以来,论坛上存在着不同的理解,至今尚未有一致的看法。我们认为,必须把这一命题放在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体系中加以分析,才能得到比较正确的、符合原意的结论。     

别论价值创造与价值分配

我总以为劳动价值理论问题就象一块泡泡糖,初嚼有点甜味,再嚼就无味了,且永远嚼不烂,只能吹泡泡而已。象这种问题的讨论各家只会坚持自己的定见,不会退让应和不同观点,共识的可能性等于零。因此,对劳动价值论可以百花齐放,不必百家之鸣。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价值的分配比价值的决定更有实际意义。价值决定的一元论和价值分配的多元论可以并存。于是我把价值创造的价值分配分别开来论述。     

论斯马特的行动功利主义

斯马特坚持效果论的一元论 ,认为首先必须评价行为的效果 ,然后根据对效果的评价再去评价产生效果的行动。斯马特依据效果一元论否定密尔回到边沁 ,认为任何快乐都没有质的区分而只有量的大小之分。斯马特依此否定了精神快乐优于感性快乐的论点 ,表明了现代人精神生活的内在危机。斯马特将普遍化仁慈作为功利主义的道德基础 ,强调最大化的总体的善而不诉诸正义 ,从而使得行动功利主义在整体上有着非正义的特征 ,即为了普遍化的仁慈而可以为任何暴行辩护。     

自由主义嬗变与国际关系核心价值的适格

本文从国际关系交往的利益逻辑出发,抽象出国际关系的利益行动模式,指出自由主义价值观与国际关系利益逻辑内在同构。通过对自由主义价值源流嬗变的考量,提出核心价值的命题;在定义核心价值内在规定性的基础上,提炼出和平、独立、平等、正义适格国际关系核心价值;以和谐世界理念统一国际关系核心价值,阐明了和谐世界是国际关系核心价值的最终归宿。     

关于知识分子与先进文化问题的再思考

本文试图从历史、逻辑和价值的统一中分析知识分子与先进文化的关系。首先,概述不同时期知识分子的基本特征,探寻其始终引领先进文化发展的历史主线;其次,通过分析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科学思想、科学精神、人文精神和文化自觉的内涵和意义,揭示知识分子与先进文化的内在逻辑联系;再次,从知识分子是先进文化的主要创造者、基本承载者和有力传播者入手,评述知识分子作为先进文化中坚力量的社会文化价值。     

罗尔斯的反全球正义观念及其批评

在发表《正义论》之后，罗尔斯在晚年发表《万民法》，对全球正义做了一元论解读。他提倡人民主体性和万民法原则，怀疑全球正义与合理多元论的相容性，尝试建构以万民(peoples)为主体的“现实乌托邦”，寻求国际人道主义援助义务的折衷方案。罗尔斯的万民法学说虽为全球正义研究提供了理论参照，却没有认真对待全球正义实践诉求。扬弃罗尔斯万民法学说，全人类共同价值理念将为探讨全球正义提供新的基点。由此出发，消解国际现实主义，追求全人类共同价值，寻求实现全球正义的多种可能形式，全人类共同价值理念将为全球正义实践提供一个更加合理的理论框架。     

正义伦理学的兴起与古今伦理转型——以休谟、斯密的正义论为视角

在休谟的道德哲学中,"正义"居于引人注目的中心位置。他把道德分为"社会的道德"与"自然的道德"两类,"正义"是社会道德的基石,仁慈、同情、慷慨等则属于自然的道德。对于休谟来说,正义是财产权的伦理基础,有了正义才有财产权。而且,正义还是政府之合法性的基础。斯密进一步发展了休谟关于"正义"与其他美德之分的思想,他将"善"与"正义"归为两种不同层次的道德。"善"(应当)是美德,是高尚品德;"正义"(必须)则是规则,是底线伦理,它与法律同源同理。斯密揭示了"正义"的特性如强制性、消极道德、底线伦理等,并阐明了"正义"作为社会伦理之基础和人类联合之卫士的重要伦理意义,从而丰富和发展了道德正义理论。休谟和斯密之正义伦理学的兴起,是苏格兰启蒙运动道德哲学的重要成果,它表征着欧洲伦理学从至善论到正义论、从扬善抑恶到正义优先的转变,预示着古今伦理转型的趋势。古今伦理转型的实质,是特殊主义的共同体伦理向普遍主义的社会伦理的转型。休谟和斯密正义伦理学的意义,在于其表征着以正义为基础的普遍主义规则伦理的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