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高棅诗学的两个问题——兼与陈国球先生商榷

《唐诗正声凡例》,是一篇具有较强理论内涵的文字,过去都认为是《唐诗正声》编纂者高棅自作的。但是本文梳理《唐诗正声》现存的明前中期各种版本,发现:现存最早的成化17年《唐诗正声》有两种,均没有《唐诗正声凡例》论诗文字。《唐诗正声凡例》最早出现于嘉靖三年的刻本上,此时距离高棅去世已一百年,不可能出于高棅之手。陈国球先生提出高棅唐诗选本对于明前七子李梦阳、何景明等没有影响,本文从文献学角度提出商榷。     

闽中诗派的诗歌创作与明初社会、文化背景

闽中诗派,又称晋安诗派,是明初洪武、永乐年间诗坛上的一个重要的诗歌流派.它的活动区域在当时福州府闽县、长乐、福清一带.其主要成员有:林鸿、陈亮、高棅、王恭、唐泰、郑定、王称、王褒、周玄、黄玄,时称"闽中十才子".其中,林鸿为诗派的领袖和倡导人;而高棅,则通过他编选的《唐诗品汇》、《唐诗正声》全面地阐述了闽中诗派的诗歌主张,成为这个诗派的理论代表.林鸿、高棅还通过传道授业和文艺结社的方式来组织创     

诗言性情说

一般认为,中国古代诗学的基本观念是主张表现。这是我们普遍都同意的。表现什么呢?情感,这似乎也已成定论。有时候,已成定论的看法常常是可以讨论的。古代诗学文献中大量的诗言“性情”的议论迫使我们对这一定论重新进行审视。刘勰《文心雕龙·征圣》说:“夫作者曰圣,述者曰明,陶铸性情,功在上哲。”《情采》说:“文质附于性情”。钟嵘《诗品序》说:“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皎然《诗式·重意诗例》说:“但见性情,不睹文字,盖诗道之极也。”这种议论在宋元以后更多。宋代吕祖谦说:“诗者,人之性情而已”。文天祥说:“诗所以发性情之和也。性情未发,诗为无声:     

《诗》无‘正变‘浅说

“正变”之说,最早见于《毛诗·大序》。其序曰:“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的废,哀刑政的苛,呤咏性情,以风其上;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者也,”《诗序》在这里所说的变风变雅的“变”,显然是“达于事变”的“变”,即指因时事由盛变衰,政教纲纪大坏,所以“风”有“正风”“变风”之分,“雅”有“正雅”“变雅”之别。 关于《诗序》所说《诗》有“正变”,其实很早就有人提出过质疑和反对。《诗》无“正变”之说,几乎成了定论。但是,近     

传统诗学"正变"观念的历史向进与终结

"正变"源起于兵书的"奇正",汉代转向诗学,后经唐、宋、明等的丰富与发展,直到清代终结,是中国传统诗学的重要内容.从汉儒的"风雅正变"开始,无论是"崇正"还是"主变",正变思想都没有摆脱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本文试图通过对"正变"的萌芽、诗学转向及其流变的梳理,呈现正变思想的丰富内涵,认为清初诗论家叶燮创造性地模糊正变的边界,消解它们的对立,宣告传统正变观念的终结,为诗歌创作的自由提供了合法性依据.     

庆历学风与王安石的《诗经》学

王安石的《诗经》学主要是在庆历学风的影响下产生的,庆历经世致用学风、尊《序》风气、疑古学风和性情思想等,对王安石"据《序》言诗"、《诗序》作者观及《诗》学性情论等均产生了重要影响。     

王夫之"诗以道性情,道性之情"诗学思想探析

船山先生的诗学思想研究成果颇丰,但是"诗以道性情,道性之情"作为其区别其他诗学理论家的一个重要方面却探讨和研究得不够深入。本文认为他的"诗以道性情,道性之情"诗学思想有着其特殊的内涵。     

论“直寻”理论的诗学基础

"直寻"作为中国诗学创作的方法论并不是一个孤立的诗学话语对象,它的生成是同《诗品》内部的其他理论范畴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具体说来,自然之旨构成其本体论的追求,吟咏性情促进了主体诗情的觉醒,重新诠释的"兴"则直接体现了其存在的状态,从而构成一个完整的诗学理论系统,为中国诗学方法论的生成奠定了基础.     

“风雅正变说”溯源——从朱自清《诗言志辨》说起

风雅正变是《毛诗序》提出的重要诗学理论.朱自清在《诗言志辨·正变》中认为,风雅正变说是受六气正变的分别和天象正变理论的影响,尤其是受到刘向《洪范·五行传》、《汉书·五行志》 “诗妖说”的直接影响.此说值得商榷.孔孟关于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的论述,应该是风雅正变说的直接理论源头.孔孟倡导权变的思想方法,春秋公羊学家继孔孟之后提出了经权、常变范畴,用来评价春秋时期正常事件和非常事件.《毛诗序》吸收了春秋公羊学的经权、常变概念,以此来解说《诗经》中的美刺现象.《毛诗序》所说的正风、正雅,相当于董仲舒所说的“常辞”、“经礼”;《毛诗序》所说的变风、变雅,相当于董仲舒所说的“应变”、“知权”;变风、变雅的“发乎情,止乎礼义”,相当于董仲舒所说的“在可以然之域”;《毛诗序》的“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略似公羊家所说的“有善”.风雅正变理论合理地解释了《诗经》中一百多首刺诗现象,从理论上解决了在封建专制的历史条件下诗歌如何履行批判现实政治使命的问题.     

读上博简《性情论》的几点联想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之《性情论》与郭店简《性自命出》内容基本相同。按古书篇名通例,此二篇名皆可,而"性情论"更能突出此篇的特点,可提请学者关注先秦儒家的心性和性情论。《性情论》因与《性自命出》简长不同,每篇字数不同,故二者连缀编排亦不同。思孟五行"仁义礼智圣",而孟子亦言"仁义礼智乐"。乐与圣的关联,表明先秦儒家成德实于"情"上实现。《性情论》的编排次序更突出了乐教与情的内在关联性。《性情论》言性,皆从情上说,但却非以性等同于情。它以仁表显性之特征,又以民心有恒言民性善,故强调乐教之成德作用为"反善复始",属于思孟学派思想。而《性情论》更突出了情以显性的意义,孟子思想与之关联当更密切。     

Qingli Literary Style and Wang Anshi′s Study on the Book of Songs

王安石的《诗经》学主要是在庆历学风的影响下产生的,庆历经世致用学风、尊《序》风气、疑古学风和性情思想等,对王安石“据《序》言诗”、《诗序》作者观及《诗》学性情论等均产生了重要影响.     

释"诗体正变"--中国诗学之诗史观

传统的中国诗学有其独特的诗史观,它是围绕"诗体正变"问题而展开的.这一观念自酝酿以至成熟,大致经历了由"风雅正变"到"质文代变"再到"诗体正变"几个阶段."诗体正变"说的特点一是将诗歌演变的历程归结为诗体流变,力图从诗歌体式变化的角度来显示诗歌创作的盛衰和时代风气的转移;二是讲"源流正变",且多带有"伸正诎变"的倾向;三是不忽视各种内因与外因对诗歌发展的推动作用,而将其影响落实到诗体变迁上来.近代进化论史学观确立后,"诗体正变"说受到冷落,但其中蕴藏着的丰富的历史经验仍值得认真总结与借鉴.     

"盛唐之音"的声韵辨析

"盛唐之音"是时代的强音、唐诗的骄傲,高棅在<唐诗正声>里标举的"声律纯完",是对盛唐诗歌美学特质的提炼,确立了有明一代"诗必盛唐"的审美理想.明人以体格声调论唐诗,试图将盛唐诗妙不可言的声韵落实为有章可循的诗法,造成得其皮毛而失其精神的流弊.若专就诗的兴象风神而言,盛唐之音所表现的高蹈流走的生命情韵,能直接呈现于读者的感觉与想像里,宛若空中之音、镜中之花,是一种难以言传的韵外之致,也就是神韵.     

略论《诗大序》的诗学理论及其影响

《诗大序》是毛诗首篇《关睢》前的序,是我国诗学发展史上的第一篇重要文献,是对儒家诗论的经典性总结。一直以来,《诗大序》以其丰富的理论内涵在我国的文学批评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同时也在儒家诗学的发展中起着承前起后的作用,它论述了关于诗歌本质、诗歌功用等一系列重要的诗学问题,如吟咏情性的观念,诗与政通的思想,主文谲谏的意识,美刺论,六义说都对后世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诗归》对阮籍《咏怀诗》的批评及其论争之意蕴

钟惺、谭元春在《诗归》中以"厚""真"为标准对阮籍《咏怀》诗持批评与贬低的态度,认为其既不如此前的《古诗十九首》,又不如唐代的《感遇》.这种贬低一方面源于他们独特的诗学观,另一方面又与他们对阮籍性情、诗歌特点的认知有关.此外,还有针对七子派复古诗学——尤其是对李攀龙《古今诗删》不满的现实因素.《诗归》对阮诗的评价引起了明清诗论家激烈的反驳,这其中固然有钱谦益、陈子龙等人的影响,也有易代之际的时代因素,但批评者大多还是立足于诗学本身.他们认为钟、谭不过是"尚奇""好尽""浅陋",故多重申《咏怀》有性情、多蕴藉,潘德舆则从性情之正摈斥《咏怀》和陈子昂《感遇》而扬张九龄《感遇》,客观上又扩大了《咏怀》诗接受史之丰富蕴含.     

魏源对《毛诗》美刺、正变说的批评

美刺、正变是《毛诗》说的重要内容,魏源认为《毛诗》美刺与正变之说,对正确理解《诗经》危害极大,必须予以批评。但魏源并不否定美刺说与正变说本身,他所反对的只是《毛诗》的篇篇皆有美刺、以美刺为《诗》本义的美刺说,及其以正与非正言正变的正变说。     

毛诗《序》、《传》对汉代盛世文化精神的理论阐扬

毛诗《序》、《传》的基本思想和批评形态,都体现盛世文化精神。毛诗《大序》以“六义”为核心,形成了系统,条理的诗学结构体系,体现出与大一统精神一致的诗学整合的文化追求。毛诗《序》、《传》以政治化、伦理化、历史化的阐述原则,为理论座标,形成融汇古今、贯通家园的诗学情感论。毛诗《序》、《传》以尊孔崇儒的去取标准确立了儒家诗学价值观的正宗地位,使独尊儒术的文化思想在诗学中也得到真正的落实。《毛传》标兴及其对兴诗的阐释,体现由具体物象通向包含特定王道内容的主观情志特点,表现出盛世文化乐观、自信、进取的精神。     

王世懋不属复古格调派--《艺圃撷余》论析

王世懋名列明代后七子复古格调派,因此一直被视为"宗格调"或曰"格调派的转变者".但细究其<艺圃撷余>所反映的主性情、求发展变化、倡独创、重神韵等诗学主旨,表明他是格调派的蜕变者,其诗学观不属于复古格调派观点,而是与其后的明代公安派及清代性灵派的性灵说思想相通,亦是明代神韵思想向清代王士禛神韵说过渡的一个环节.     

《诗薮》中的辨体论

对诗体“审其源流,识其正变”是中国古代诗学的传统方法。明代对诗体的“推源溯流”肇始于严羽的《沧浪诗话》,对唐初、盛、中、晚分期的最后确立则归功于明初高楝的《唐诗品汇》。此后,格调派以“尚古”、“宗盛唐”为论诗的核心与标准,源流之辨和诗体之辨,成为格调派立论的基础。胡应麟作为明代复古诗学的集大成者,其《诗薮》的诗歌辨体和风格之论,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影响颇为深远。     

《毛诗序》的阐释特征及汉唐《诗经》学阐释体系的形成

《毛诗序》的《大序》与《小序》是一个完整的阐释系统,其中《大序》是对《小序》内容的概括,《小序》是对《大序》思想的展开,二者的阐释宗旨则是《诗》的政教寓意。由于诗歌创作动因与《毛诗序》阐释宗旨之间所存在的不同关系,《国风》与《小雅》之序多与诗本义不合,而《大雅》与《颂》之序则多与诗本义相符。《毛诗序》对汉唐《诗经》学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毛传》、《郑笺》与《正义》均是在继承其解诗传统的基础上通过望文生义、重重比附的解诗方式与"兴"法的引入而建立了"以序说诗"的阐释体系。这一阐释体系对后世《诗经》学的发展带来了严重的桎梏,其流弊影响至今。就探索《诗经》阐释新途径而言,对《国风》与《小雅》的绝大多数诗篇,应摆脱"以序说诗"的阐释模式,从抒情主体的立场来解诗本义;而对《大雅》与《颂》的绝大多数诗篇,则应以序义为据来求诗本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