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安徽进士群体区域分布之考察

清代安徽共有11 92名进士,进士群体的区域分布在省内府际和府内县际两个层次都呈现出鲜明的非均衡状态。安庆府、徽州府、宁国府、太平府是清代安徽科举发达的地区,其中尤以安庆、徽州两府为著。各府进士中心县的形成与存在,加剧了进士县际分布的不均衡,较之省内府际分布状态,府内县际分布的不均衡更为普遍和严重。清代后期与前中期相较,非均衡状态存有弱化趋向。     

论清代前期湖南的仓储制度

清朝前期 ,湖南境内普遍建立了以储粮备荒为目的的常平仓、社仓和义仓。此期 ,封建国家制定了严格而全面的仓储管理章程 ,湖南的官民也重视修建仓储。因而 ,各地的仓储在缓解社会灾荒危机中能够发挥应有的作用。这实际上也是地方封建势力有效控制社会的一种微观反映     

清朝湘西少数民族地区的改土归流

<正> 清朝湘西少数民族地区的改土归流,是一次重大的历史事件,值得研究.本文试图根据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十个县的清代县志和辰州、永顺府的清代府志以及湖南省志中的有关记载,略述清朝政府对这个地区改土归流的一些基本情况.改土归流的社会背景湘西少数民族地区,世世代代居住着土家族、苗族和白族等少数民族.清初,“顺     

清代两湖平原的社仓建设

清代两湖平原的社仓的设置与分布、仓谷来源、仓政管理等方面的特点和变化,展示了清代两湖平原地区社仓建设的基本情况,这一过程带有明显的时段性。其在基层社会的实践体现了赈灾功能的强弱。     

古代湖南仓储研究

古代湖南用于赈灾救荒的仓储主要有常平仓、义仓和社仓3种,它们在设立地点、谷米来源、经办人员、所有权及管理发放制度方面都有差异,在饥馑之年多少发挥了赈灾救荒的社会调控功能。     

古代湖南仓储研究

古代湖南用于赈灾救荒的仓储主要有常平仓、义仓和社仓3种，它们在设立地点、谷米来源、经办人员、所有权及管理发放制度方面都有差异，在饥馑之年多少发挥了赈灾救荒的社会调控功能。     

浅论清代陕甘地区仓储制度及其流变

清代是中国传统社会的总结时期，其赈灾救荒形式呈多样化、社会化的趋势。清代陕甘地区的仓储体系有其自身的特点与运作机制。它最大的特点是社仓由政府出资设立并经营管理的，其他的社会救助形式大多处于初创阶段，许多运作方法效法中国东南地区，社会救助功能相对有限，但这也反映了陕甘地区在这一时期与社会的整体发展趋势相适应。     

后发优势说与湘西民族地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对策

后发优势是指发达国家和地区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并存情况下,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所具有的内在的、客观的有利条件或存在的各种机遇。湖南湘西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明显落后于湖南东部较发达地区和全国平均水平,但客观上存在着各种后发优势:交通枢纽地位优势,自然资源优势,国家西部大开发与湖南省开发大湘西的双重机遇。湘西民族地区在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过程中,充分发挥这些后发优势,注意正确的经济社会发展路径选择和对策分析,意义非常重大。     

清初土家族地区的保甲制度探究

清初,土家族地区相继完成了改土归流,普遍设立府、州、县,以流官取代了土司的统治。为加强对乡村基层政权的管理和控制,清政府在土家族地区推行保甲制度,保甲制度在清查户口、征收赋税、维护治安等方面均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是改土归流后土家族地区社会稳定的保障。与其他地方相比,土家族地区的保甲制度在厘清户口、推行官府的政令以教化民众等方面有着更为重要的职能。     

试论清代社仓制度的演变

清代社仓的发展从时间上看呈现出明显的时段性特点,从初期的试行开始逐步发展,到乾隆时期达到顶峰,其后因种种因素影响,逐渐衰落,晚期又有短暂勃兴。从管理制度上看,朝廷倾向于官督民办,然而在如何解决社仓管理中官方干预过多以及贪污挪用、社谷借放涣散等问题上,似乎一直未找到好办法,这直接制约着社仓的发展和其作用的发挥。     

社会经济史与湖南的区域研究 ——以明清时期洞庭湖区的宗族与垸田为中心

不少研究试图用江南"资本主义萌芽"带动湖南米粮生产及垸田围垦的视角,来理解从"苏湖熟"到"湖广熟"的过程。但垸田开发本质上是土地经营的问题,很难被简单归结为长途贸易的结果。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得以成为可能,需要的不仅是雇佣关系与贸易,而是带有资本性的制度。传统中国,能体现这种制度的一个重要领域是在祖先或神明名义下的控产机制。关于宗族控产机制、礼制推行与公私观念等领域的探讨对湖南的区域研究具有借鉴意义。     

清代湖南农业经济透视

清代湖南农业经济获得巨大发展。它主要表现在三个层面上:粮食总产量和单位产量不断增长,成为清代重要的粮食输出地;耕地规模虽不断缩小,却能支撑巨大的人口生存;农民收入渠道多样化,拓宽了农民的生存途径。但是,总体来说,湖南农业发展受到诸如人口过剩、人们的生活习惯、农作物品种单一等问题的限制。     

清朝对明代云南卫所屯田的处置

自顺治十八年(1661年)到康熙二十六年(1686年),清朝即着手对云南基本废弛的明朝屯田进行归并州县的改革,但此后屯赋的征收额度一直在发生变化,始终保留了与民田的差别。探讨清朝对明代云南卫所屯田处置的全过程,特别是屯赋于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按河阳县民赋上则征收后的屯田及屯赋发展变化的情况,有助于加深了解云南卫所的屯田性质以及卫所屯田的最终归宿。     

刘蓉学术思想述评

刘蓉是湘军集团的元老之一,以才学抱负素著声名。他治学以程朱为归,力排汉学之穿凿,亦不取陆王之禅悟。由于尊奉程朱理学,他进而崇尚礼学,倡导礼治。其学术思想宏扬了湖湘学风,促进了咸同年间程朱理学的复兴,也对晚清思想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清季新政时期外官监察制度的变革

清朝特别重视对官员的监督,有一系列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企图确保皇权的至尊、官员的清廉和吏治清明.文章重点对清季新政时期外官监察制度几个方面的变革做阐述和分析.清朝廷不仅对原有的监察制度进行了修正,而且还创设了新的监察制度.由此,清朝的监察制度朝着专业性和近代性方向发展,其监察制度具有了新旧杂糅的特征,开启了近代监察制度的先河.     

清代四川经学著述的地域分布

清代四川经学著述的地域分布呈现出不平衡的局面.无论从经学家还是从经学著作方面观察,经济、文化发达的成都、重庆、资州都是前"三甲";而就这三个地区的内部各县而言,其发展也是不平衡的.但值得注意的是,一些经济文化并不发达的边远地区,在晚清时期也出现了经学研究的风气,如酉阳州.虽然晚清四川经学出现了相当大的转机,但从总体上看,清代四川经学与江、浙、皖等省的差距还是比较显著的.究其原因,大体有二:一是四川僻处西部,学术信息不灵,新的学术方法、学术热点的传入需要一定的时间;二是从清代四川经学研究的状况看,缺乏开一代新风的学术大师.     

陕西历代进士数量及地理分布统计分析

为探究陕西历代进士的数量及其地理分布,运用统计学的方法对陕西从隋朝至清朝历代进士进行核实和分析,由于明代以前相关文献资料的缺乏,陕西进士数量及其地理分布反映的主要是明清两代陕西情况。分析认为,历代陕西进士共有2 530人。分析还认为,陕西进士数量集中在明清经济文化中心的西安及其周边、咸阳地区和经济富庶的渭南地区;陕南、陕北较少,这与当时陕西各地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均衡情况基本吻合。     

论晚清湖南经学

晚清湖南经学基本由理学、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三大块构成,在不同的领域都有各自的典型代表人物,而 各代表人物在治经倾向上又有所不同。晚清湖南经学为近代儒学地域化的重要内容,自身表现出了鲜明的地域学 术特征。在对待晚清湖南经学的评价上,学界历来各执一词,并没有形成客观定性的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