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文化寻根”与“知青”作家的身份建构

"知青"作家经由"文化寻根",远离了"政治反思"的主流话语,走向乡村和民间,重获对历史和现实言说的权力,从而建构了自我身份的合法性。但是,个人的乡土"记忆"在提供给"寻根派"写作资源的同时,也使他们距离真实的历史渐行渐远。不管他们是以温情的目光重建自我的"历史"记忆,还是以精英姿态彰显自我的"启蒙"情怀,这种剥离了"个体"的真实历史境遇和拒绝历史承担的群体式身份认同,也构成了对"自我"和"群体"真实"身份"的遮蔽。     

试论“文化寻根”与“知青”作家的身份建 构简

“知青”作家经由“文化寻根”,远离了“政治反思”的主流话语,走向乡村和民间,重获对历史和现实言说的权力,从而建构了自我身份的合法性。但是,个人的乡土“记忆”在提供给“寻根派”写作资源的同时,也使他们距离真实的历史渐行渐远。不管他们是以温情的目光重建自我的“历史”记忆,还是以精英姿态彰显自我的“启蒙”情怀,这种剥离了“个体”的真实历史境遇和拒绝历史承担的群体式身份认同,也构成了对“自我”和“群体”真实“身份”的遮蔽。     

被压抑的主体：寻根文学中的女性书写

女性主体在中国文学书写中一直被不同因素所压抑,在寻根文学中,寻根作家表现出追寻自我确证与建构文化中国的需求,女性书写于是被整合进民族文化共同体的书写中。寻根作家复活了民族文化中的边缘声音：地方、乡土、民俗等因素,却忽视了被压抑的性别他者——女性主体的声音。女性作为结构因素、驱逐因素、文化因素被写进寻根文学的父系叙事文本之中,完成寻根作家渴求追寻文化记忆、追求民族文化世界认可的内在需求。在重构文化中国主体时,寻根文学鲜明地体现着父系叙事特征,而其中的女性主体则处于西方、民族、性别的三重压迫之下,被迫失语。     

20世纪80年代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文化寻根

20世纪80年代,在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社会历史背景下,中国少数民族作家被压抑的族群身份认同逐渐复苏,中国少数民族文学表现出对各族群文化的自觉追溯与探寻。这一文化寻根现象最初显现为文学表述空间由政治转向文化,后在寻根文学思潮影响下寻根意识与现代意识得以强化,又由于形式主义理论的影响,少数民族作家自觉探索艺术形式的创新。20世纪80年代少数民族文学文化寻根潮流的出现和发展极大地推进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走向成熟。     

犹太作家“见证文学”的圣经根源

犹太作家“见证文学”的圣经根源,首先与记忆密不可分,圣经中上帝吩咐以色列人“记住”“不可忘记”,为犹太作家的见证文学提供了记下事实、反抗遗忘的坚固基石。同时,作为被圣经所塑造的“记忆的民族”,犹太的记忆历史也使得犹太作家对个人记忆与集体记忆怀有责任,并将记忆一代代传承下去,这也成为他们不让悲剧重演的写作动因和勇气的来源。最后,圣经中人类叙事的视角与以色列民族叙事相结合的文本方式,同样成为犹太作家把民族悲剧叙事提升为人类悲剧叙事的圣经根源。     

论寻根文学主体的构成及特点

寻根文学作为一个文学流派,鲜有人对它的主体进行研究。它的主体包括作为寻根先导的少数老作家、寻根主体部分的知青作家和寻根独特部分的少数民族作家。由于寻根文学作者不同的独特感受和各自文化背景下不同的审美理想追求,使他们在主体的不同类别里又有区别。老作家的寻根主要与他们的生活经历和个人爱好有关,其寻根更多地带有不自觉的特点;而知青作家的寻根是出于身份认同的需要和为西方现代文化寻找一个合适的接受场,因此担当寻根文学主体重要角色的不是文化底蕴深厚的老作家,而是文化底子薄弱的知青作家。而少数民族作家的寻根既是对长期封闭心理的反拨,也是对民族文化沉落的焦灼,还不免带有跻入世界文学潮流的急切。     

沈从文湘西小说文化意蕴初探

沈从文是寻根文学的先锋作家,具有强烈的寻根意识。在都市和乡村的对比中,他发现了都市人病态的品性和湘西边民健康的人格。为此,他从湘西边民的人性人情、风景民俗入手,努力在原生态的湘西世界中,去发掘积淀在我们民族文化中的优良品质,借以重造民族精神品格,将鲁迅等现代作家对国民性的探讨推进了一大步,对当代寻根文学作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正是湘西小说深层的文化意蕴所在。     

沈从文湘西小说文化意蕴初探

沈从文是寻根文学的先锋作家,具有强烈的寻根意识.在都市和乡村的对比中,他发现了都市人病态的品性和湘西边民健康的人格.为此,他从湘西边民的人性人情、风景民俗入手,努力在原生态的湘西世界中,去发掘积淀在我们民族文化中的优良品质,借以重造民族精神品格,将鲁迅等现代作家对国民性的探讨推进了一大步,对当代寻根文学作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正是湘西小说深层的文化意蕴所在.     

汪曾祺与寻根文学

20世纪80年代中期出现的"文化寻根"浪潮是当时"文化热"中争议最多的文化一文学现象.在"寻根"源头问题上,很多人找到汪曾祺.其作品是否真与此思潮有着"但开风气不为师"的渊源,存在不同看法.通过对与汪曾琪有关的一些事实的考实,认为这个说法有待商榷,因汪曾祺与"寻根"文学的作家们在关注视角、思想根源、个人体验及对民族精神的感知、对中西方文化的态度等方面是有差异的.     

文化批评的达成:《万延元年的足球队》论

以"复数的解释和记忆"颠覆既成的、统一的"历史的讲述方法"是1964~1967年前后大江健三郎最关心的问题点。本文以《万延元年的足球队》为中心,从小说体现出来的"历史的叙述方法"中考察大江健三郎的历史意识,以及因这种历史意识的介入而达成的文化批评的情状。在《万》中,关于万延元年农民暴动的所有传承、记录、记忆都是在某种特定的情景中以特定的意图被讲述、被接受的,而大江所真正要抒写的绝非"历史"本身,而是重复着这种"历史"的"当下"。这部作品是深层次进行民族反思的操作,从中可以感受到的是作家通过对"历史"的唤起和对"历史意识"的追究来进行的对日本近代史的批判。大江健三郎以《万延元年的足球队》,又开拓出了他身为"启蒙者"的又一条新路,即通过对历史的追究进行文化批评。     

美国南方创伤小说研究

美国南方独特的历史记忆孕育了二十世纪繁荣一时的美国南方文艺复兴运动。南方作家作为南方历史进程中的参与者,既是南方集体记忆刻意而主动的消费者,也是南方历史创伤记忆的代言人。创伤作为小说的主题和情节,在个人记忆和集体记忆的层面上,构筑了南方对于历史的反思和阐释;而创伤作为小说的形式要素,在人物的心理和叙事层面上,塑造了创伤人物心理的延宕、重复、解离、潜伏等特征。因此,从内容和形式出发,笔者将这段时期的小说定义为南方创伤小说。南方创伤小说展示了历史性创伤和个人结构创伤对社会和传统秩序的破坏,创伤事件对自我造成的伤害以及个人和集体之间联系的破裂。     

想象民俗的方法——“寻根文学”民俗叙事策略探微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降的寻根作家,在"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文学意识和文学观念的倡导之下,几乎都热衷于对异域风俗进行细致描摹,以期从中挖掘本民族的内在文化传统和深层文化结构。在这过程中,为了更为有效地发现、挖掘和传布那些异域风俗中的丰富文化传统与隐秘文化结构,寻根作家往往采取多种叙事策略。虽然这当中呈现出不同的叙事方式,但也有明显的共性,一是通过解释与说明的手段来达到艺术真实;二是通过置换变形与虚构手段来达到对民族文化的想象。寻根文学的这种民俗叙事与现代文学和延安文艺的民俗叙事有着不同的动因,从而也体现出其在美学意义上的独特性。     

和而不同:论20世纪中国文学的"寻根"现象与审美取向

20世纪中国文学中反复出现的寻找民族文化之根的创作现象,是作家陷入个人遭遇和社会前途双重困境下而出现的极为重要的精神现象,也是作家长期思考的一个创作母题。1930年代的“京派”文学和1980年代的“寻根文学”是20世纪“寻根”思潮在不同时代产生的两大重要的文学流派,二者在乡土体验和文化重构方面有着惊人的一致,然而又因创作主体的文化心态与审美价值取向的差异,体现出不同的创作风格。     

普拉斯《阿里尔》诗集中的文化记忆

评论界惯常认为普拉斯的经典诗集《阿里尔》是她在婚姻破裂时极端情感的“自白”,个人记忆的表达.本文通过从文化记忆的视角诠释她的《阿里尔》诗集中的名字所包含的文化记忆、文化记忆下大屠杀的恐惧、文化记忆下的核战争,以使读者摆脱“自白”对她的诗歌的束缚从而真正理解《阿里尔》诗集.诗集被置于历史时空中审视时不仅是普拉斯个体记忆的缩影,更是集体文化记忆的再现,它展示了诗人作为自白派诗人的个体痛苦和经历,也暗含了诗人对政治和历史中集体记忆的关注,尤其是对二战和战后的超级大国之间的冷战等一系列国际事件给人们带来的恐惧的关注.作为20世纪伟大的美国女诗人,普拉斯以其独特的诗歌书写了特别的文化记忆并且重构了历史和现实.     

鲜活的记忆,凝固的历史——作为“记忆场”的爱尔兰移民小说

爱尔兰移民小说中的每一部作品叙述的是单个移民的鲜活的个体记忆,然而,当单个移民被放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之下,并经作品出版、流传后被有相同历史背景的读者广泛阅读,使读者产生社会群体认同的时候,这一批文学作品就成了社会记忆的一部分,成为了承载集体记忆的“记忆场”.当作为集体记忆的历史以类似于口述历史的方式被写入文学作品时,在新历史主义把史学视为诗学,历史的客观性受到挑战的语境下,或许在文学中还能找到被凝固的历史事实和历史真实.跟人口普查历史资料和博物馆一样,以爱尔兰移民为主题的文学作品作为“记忆场”成为了这段历史的另一种物质化的记忆.     

集体记忆与历史重述——左翼作家的“左翼文学”回忆

左翼作家对“左翼文学”的回忆蔚为大观,构成现代中国不容忽略而又意味深远的文化景观。其重构历史的强烈意图,与当下政治生态、社会现实之间的深层互动,使其足以作为实践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记忆的转向”的典型样本。左翼作家通过个人史、“左联”史和左翼文学史的叙述,完成形象重塑、身份认同、重构历史、接续传统等多种意图,充分体现话语生产与意识形态之间的紧密关系。“左翼文学”回忆对社会框架十分依赖,呈现出明显的“集体记忆”特征,打上了社会主导思想和主流意识形态的深深印记,但“个体记忆”又常常逸出“社会框架”,对集体记忆构成冲击与反抗,使得左翼作家的回忆呈现出微妙的张力。然而无论如何,左翼作家的“左翼文学”回忆都在很大程度上重构了中国现代文学史,深度影响了我们对左翼文学的认知。     

广东省珠玑巷游客寻根旅游体验对文化认同建构的影响

对根与土的眷恋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寻根旅游的过程伴随着旅游者文化认同的建构。作为历史上广府先裔的栖息地,南雄市珠玑巷是国内重要寻根地之一。采用定性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探究寻根旅游对文化认同建构的影响。通过隐喻抽取技术构建寻根旅游者的共识地图,并结合已有研究成果提出影响机制模型,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对假设模型进行检验。结果表明：寻根旅游体验包括情感体验和价值认知;积极和消极的情感体验均通过个人参与的中介效应影响寻根旅游者的文化认同,但价值认知对个人参与的影响不显著;寻根旅游者的文化认同包括宗族认同和地方认同,宗族认同对地方认同有正向影响。     

《大宅》中的空间叙事

作为美国文坛的后起之秀,妮可·克劳斯凭借其2010年创作的《大宅》受到读者的广泛好评。《大宅》讲述了一段关于犹太人寻根的艰辛历程,探讨了犹太人寻根这一深刻主题,发人深省,揭示了正视历史和反思历史的重要性。该小说具有典型的空间性叙事特征,特别是作品中故事结构和人物塑造的空间性叙事,生动地再现了一段犹太人不堪回首的被迫害历史和无比辛酸的寻根历程。     

妮可·克劳斯《大宅》的后现代历史叙事模式

作为美国文坛的后起之秀,妮可·克劳斯凭借最新力作《大宅》（Great House）受到读者的一致好评。《大宅》这部小说通过后现代历史叙事技巧讲述了一段犹太人寻根的艰辛历程,探讨了关于犹太寻根这一深刻主题,发人深省,令后世领悟到直面历史和反思历史的重要性。本文就《大宅》的情节构建、话语转义、多重叙事三个角度对其后现代历史叙事模式进行解读。     

游离与模糊：“寻根”主体性问题的反思

“寻根文学”的文学意义与艺术上的贡献值得我们肯定与学习,但却总是觉得在其中有一些不尽人意的地方,当我们从寻根作家的主体性角度出发去重读寻根的时候,似乎能为这些不尽人意的问题做出一些解释,对于我们如何让民族文化与现代文化在当代文学中融合、表现,也许具有一定的提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