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文体渊源再论

自汉代迄今,研究者站在不同立场对赋体的渊源进行多层面探析,由于研究视角的差异,遂导致结论千差万别。探求文学体裁的源流变迁,应回归文学文本和产生其文体的时空地域,这无疑已为主流学界所认同。汉赋虽全盛于两汉,但产生汉赋的时空背景更多来源于楚国。从文字学上厘清“赋”义的历史演变,认识“辞”“赋”两种不同文体的本质差异,还原文本、从文本出发考察赋体产生的直接来源无疑是认识这一问题的关键所在。宋玉继承“屈辞”传统,但又推陈出新,开创了“屈辞宋赋”双峰并峙的文学新局。宋玉将“赋”义在战国时代广为应用的“赋诗言志”以及“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的传统融入于自己创新性的文学体裁“赋”,与“屈辞”言情不同,宋玉诸赋重在体物,此体一经宋玉发端,遂演进成为两汉文学主流范式。     

煌煌巨制 赋中珍品——论《西藏赋》的文学价值

清代驻藏大臣和宁在藏期间创作的《西藏赋》,继承了舆地大赋的优良传统,为封疆增色、为盛世歌唱,极尽铺陈之能事,融知识性、趣味性、艺术性为一体,大量使用少数民族语汇而又圆融自然,具有独特的文学价值。     

赋海奇葩 西藏方志——论《西藏赋》的文献价值

清代驻藏大臣和宁在藏期间创作的《西藏赋》,对西藏地理、历史、宗教、文化、气候、物产、风俗等进行了全方位、多层次、多角度的铺陈与描绘,作者自注中更是保留了大量历史文献资料,既有传统大赋的特征,又有方志的特点,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试论两宋都邑志的生活史转向

宋代以前的都邑志如《三辅黄图》、《两京新记》等多是注重地理风土的记载而绝少涉及人物,即使到了南宋,官修的临安三志等作品也是延续了这一风格。南宋时的杭州已经发展成世界首屈一指的大都市,市民生活的丰富多彩已是古史所未见,新的时代呼唤新的文体,只着重记述地理的旧都邑志已经满足不了时代的需求,《东京梦华录》《梦粱录》等作品应运而生,共同书写了两宋都市的繁华,也引领了都邑志文体向生活史方向的一次重大转向。     

赋源诸说新析

关于汉赋文体之源,两千多年来,诸如“古诗之流”说、源于楚辞说、出于纵横家言、出于俳词说、源于隐语说、不歌而诵说等等,可谓讨论者日盛、观点日多,认识却并未日趋清晰。原因在于,凡此种种于赋体之形成似皆有所相涉,又皆难免有以偏概全之弊,其实质是只看到了赋在思想或形式某一个方面对前代文学或艺术形式的继承。任何一种文体的产生都离不开前代文学的浸染,而这种浸染,往往非只一方面、非只一源所能涵盖。     

《三边赋》之《西藏赋》的史料价值

蒙古和宁的《西藏赋》、吉林英和的《卜魁城赋》、大兴徐松的《新疆赋》等《三边赋》,既是赋作精品,也向来被视为史地著作.本文就《西藏赋》的史料价值,从藏族源流史、藏传佛教史、清朝前期治理西藏史三个方面进行详细论述,对今天研究清代中叶及以前的西藏史,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唐代状元赋的文体意义

唐代状元赋是进士科考试中登状元第者所作的科场试赋,现存可考者10题,其中存见作品4篇.状元赋不仅从体制上体现了作者的写作水平,而且从构思、布局特别是对主司命题旨趣的把握上彰显了作者的学养与器识,而这些又是主司从内外所作的双重要求.所以,状元赋无论从形式还是内涵上均对唐代试赋起着积极的规范作用.     

论律赋在唐宋词体演进中的作用

对律赋在唐宋词体演进中所起的作用,向来少有人关注。律赋与词体在起源上具有"共时"的互动作用。律赋参与词体体式建构,增强了词的艺术表现力,使之能够突破律诗整齐划一的形式,运用灵活多样的句式来表情状物。在篇章、结构、布局、作法等方面,律赋为唐宋词尤其是慢词准备了艺术经验。作为科举取士主要手段的律赋写作还为词体提供了生存土壤,进而影响到词人的填词生态、心态与行为。要之,无视律赋在唐宋词体演进中的作用是失之偏颇的。词的体式研究不应该局限于律诗与词的关系上,词体是律赋、律诗、骈文、乐府等多种文体的复合物。     

历代论文赋的创生与发展

历代论文赋既是辞赋创作史上的一个突出现象,也是古代文学理论的重要内涵。考察论文赋的创生,与文体论的发展相关,而其中论赋赋的创作,则是围绕着科举考赋制度而出现的。从论文赋的创作理论来看,其主旨显彰于诗赋同源与文以载道;就其创作艺术本身而言,论文赋对文论的阐述与描写,又与赋体艺术特有的描绘性、空间结构与当代意识相关。而论文赋作者主要采用骈、律形式创作,也增添了阅读的审美感受。     

论中国古代都城的起源

都城作为一种特殊类型的城市,它的产生是聚落演进的结果;作为政治活动的中心,它又是国家演进的产物。中国古都的起源在聚落形态上表现为从部落联盟中心的大邑逐渐演进到王权国家曲都城;时间形态上表现为从三皇五帝时代的都邑发展到夏商时期的都城;地域形态上表现为从黄河上、中、下游的广泛分布渐趋集中于中游的中原地区;建筑形态上表现为宫殿、宗庙等大型夯土建筑物的出现。随着宫殿和宗庙的出现以及聚落中心功能的加强,至夏、商两代,真正意义上的“四方之极”,即政治、军事、经济、典仪及文化中心的都城最终形成。     

现代音乐文化对社会资本的影响分析

现代音乐文化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活动,其内容大多是非主流的,超越了传统美学范畴,冲击和侵蚀了原有的社会资本,造成文化上的矛盾冲突。在这个走向高度文明的社会里,现代文化在消耗社会资本的同时也构建了新的社会资本。竞争是人类社会生活的永恒主题,我们应该历史地看待审美标准,人类历史也是在不断地否定自己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略论古代中华民族精神的现代转型

传统儒学理论、礼法制度与发达的日常生活世界是影响古代中华民族精神化育的重要因子。近代以来,儒学理论的衰落、礼法制度的崩溃以及日常生活世界的解体,分别从理论、制度与日常生活实践三个层面预示着古代中华民族精神现代转型的到来。     

论《故都的秋》的审美趣味

本篇文章重点,在于辨析《故都的秋》的审美趣味,认为该篇散文所叙述的故都秋色,并不是作者在文章中明言的“悲凉”、“萧索”,作者笔下的故都秋味恰恰不是那么“悲凉”,而是富有生命力的平民情调。     

论勇德

“勇”作为德性是一种道德力量,即正视危险、克服困难、摆脱恐惧、抗拒欲望、抵制软弱和忍受痛苦等为善力量。不惧、果断和坚毅是“勇”德的基本内涵,坚忍不拔、勇于生存,敢于担当、见义勇为,知耻改过、去恶迁善,以及独立自主、持节不恐等,则应当成为“勇”在现代社会的主要实践内涵。弘扬和培育“勇”德,不仅有利于提高个人修养,成就个人事业,而且有助于发扬人道,匡扶正义,净化社会风气,推动社会进步。     

俗赋在中国古代戏曲中的遗存

俗赋是一种面向观众表演的说唱形式.由于俗赋至唐五代不再流传,加上作为案头阅读赋体的发达,又由于打油诗的发展,致使俗赋在中国古代戏曲中并不多见.作为供读者案头阅读的赋体,也时而被运用到古代戏曲中来,以致造成俗赋与其混淆而被人们忽略.在写人、绘景、拟声、状物上,古代戏曲中还有词话等说唱形式;叙事主要由戏曲中的宾白与唱词所构成的情节来担任,而作为叙事为特点的俗赋在戏曲中只是穿插片断,对剧情的推动作用也不大,这些因素无疑影响了俗赋在古代戏曲中的运用.     

论现代文言文的生存机制

现代文言文的存续并不是出于现代人日常交际的简单需要,而是反映着现代中国学人和文学家的一种复杂的精神需要,也应和着中国现代语言品格建设的文化诉求,体现着现代中国语言文化发展的一种深刻的精神力量。现代文言文的生存和在一定意义上的发展,体现出文言传统的习惯势力与白话文环境势力之间从紧张对峙到达成平衡的文化运行轨迹,体现出现代人文知识分子对文言文的情感认同和功能认同的文化心理。在文化情感认同和文化趣尚意义上写作和倡导的现代文言文,是中国现代语言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是任何从政治保守乃至商业运作的角度倡导的文言文,都只是现代语言文化建设中的逆流。     

中国古代契约精神的内涵及其现代价值——敬畏契约、尊重契约与对契约的制度性安排之理解

中国古代的契约精神,是对契约的敬畏,将约定等同于法律;是对契约的尊重,视约定优先于规定;更主要也更为基础性的是,中国人对契约的理解,本来是将其作为一种制度性安排,以为契约是"立信"、"结信"、"征信"的。古代中国社会与国家的结构方式,政治等级、社会等级、家庭内部等级的存在,并没能消灭经济生活中的契约的平等,古代的中国也是一个契约社会,契约本身也是一种生活方式。中国人的契约精神,既是一种法律精神,也是一种文化精神。它完全可以与西方法律精神相衔接,成为构建新型法治的"中国元素"。     

古代隐士人格对现代艺术精神的启示

隐士是中国古代封建专制政体和小农经济的产物,但是他们的人格追求和文化活动却具有时代的超越性。隐士人格中蕴含的生命意识、宇宙意识,其对人格尊严的坚守、对心灵自由的追求及其深刻的人道主义精神等,对当代人尤其是当代艺术家依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仪礼古今文疏义》引书考

《仪礼古今文疏义》是清代仪礼学研究的重要著作之一,但目前尚无整理本和较好的研究。本文在校理全书的基础上,介绍了《仪礼古今文疏义》的成书过程,并分类研究其引用古籍的情况,提出清代学者引用古籍的理念和现代人有差别,清代学术史研究和当代古籍整理工作应考虑到这种学术范式的差异。可为将来进一步的清代经学和礼学文献的微观研究打下基础,藉此对当代古籍整理范式作一个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