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存理性、经济理性与社会政策

所谓“道义经济”,乃是以生存安全为目标取向的“理性经济”,“生存伦理”则是集体层面的“生存理性”。在以追求效率最大化的“经济理性”为取向的现代市场经济取代传统“道义经济”的过程中,如果置人们对于生存安全的基本需求于不顾,则这种市场经济及与之相连的制度必然遭到反抗与抵拒。面对这种反抗与抵拒,社会各界主要有两种反应：一是力图回复到传统的经济模式;二是在坚持“经济理性”为取向的现代市场经济以追求经济效率的同时,将原先主要在村落小共同体层面上发挥作用的“生存理性”“生存伦理”国家化,转变为国家意志或者说是政府职能,现代社会政策的出现和发展即是第二种反应的基本内容。由此可以反观社会政策的经济意义：它不仅仅是拉动消费、提振内需的一种手段,更是现代市场经济得以生存扎根的社会前提。从社会现代转型的角度来看,必须努力做到国家以社会政策手段为每个公民提供的保护的跟进与传统社会为个人提供的保护的消退同步。     

效率与和谐：－经济伦理学的探索

传统中国伦理是以“礼”为中心的纯人伦精神 ,而西方资产阶级的伦理主要是强调效率的经济伦理。纯中国式的传统伦理虽然使人际关系“和谐” ,但是它客观上造成了中国社会的整体无效 ;西方的资产阶级伦理造就了社会的高效 ,提升了全体国民的福利 ,但是它客观上又造就了人们精神的普遍空虚。经济伦理要将伦理精神上的“礼”节之“和”与经济上的效率结合起来 ,做到伦理讲效率 ,经济讲正义。     

“天人合一”是生态文明的重要思想资源

“天人合一”是中国文化传统中最古老的天人观,是中华民族文化库藏中的瑰宝。“天人合一”既肯定“天人一体”,又划定“天”“人”的职能,从而明确“人”对天地万物的责任和担当。这种责任和担当主要体现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生态理念或日生态伦理上。这种生态理念或日生态伦理闪耀着人性的光辉和理性的智慧,推动着天地万物生生不息、共生共长,走到了今天。可见,我们提出生态文明,亦是由之演化、发展而来。因此,应以“天人合一”为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重要思想资源,温故知新、拨乱反正、务实创新,为我们的中国梦而奋斗。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的儒学价值论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干的儒学集聚着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思想智慧,重新审视其价值对于当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意义。儒学的当代价值体现在三个方面:在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层面,以"尊仁""崇德""尚和"为价值取向的儒家哲学蕴含着化解现代社会人类自由发展难题的哲学价值;在道德建设层面,以"德行伦理"为形态的儒家伦理蕴含着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化价值;在治国理政层面,儒家以"仁"为基点的"民本"观、"礼法"观、"天下"观蕴含着助益国家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治理价值。     

以生态环境为本:生态伦理的核心理念

生态伦理应实现从“以人为本”到“以生态环境为本”的思想转换,从人类中心主义走向生态中心主义。借助于自然观的演绎,确立了理性的合法性地位。全球化背景下的“以生态环境为本”的理念是对工业化背景下的理性在人与社会及人与自然关系上的误用之扬弃,同时这一理念一改过去把生态中心主义作为生态伦理核心理念的错误认识。这种转变在重新审定人与自然关系的同时,也把人与社会的关系纳入到生态伦理中,转换了伦理思维,扩大了伦理范围,深化了伦理意境,改变了伦理主题。     

企业可持续发展的伦理基础

企业可持续发展对传统企业发展观的重大纠正在于,它把伦理因素置于企业发展的基础地位。这主要从价值观、企业管理、企业形象三个层面体现出来。1．企业伦理理念是企业的脱氧核糖核酸DNA,它在内涵上与社会伦理保持价值同构和在状态上保持稳定,是企业可持续性的根本所在。2．企业管理伦理是开发人的主体性力量的必然要求,是企业人文动力的不竭源泉。3．企业道德形象作为企业形象的本质,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真正标志。      

中国古代绿色思想资源及其当代意义

中国传统文化包含着丰富的生态伦理思想。“天人合一“观是中国古代环境伦理思想的哲学基础;“道法自然”作为生态文明的伦理文化范式,强调自然的生态秩序与人类社会秩序是有机的统一;“生生不息”作为生态文明的动力基础,则申明了生命大化流衍的功用和繁衍不已的生机;“天地人参”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重要命题,充分显示了儒、道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生存智慧;“敬畏自然”作为生态文明的预警机制,则在文化上为引导现代人树立生态文明理念提供了一种合理的价值论导向。虽然上述观点中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但只要我们对其进行合理扬弃,传统生态观就能在解决当代全球生态危机和环境问题中大放异彩。     

国家——社会视域中的传统民间伦理

在中国传统伦理文化中,不仅存在以正统教化伦理为代表的“大传统”,而且还存在以民间伦理为代表的“小传统”。后者作为植根于民间生活土壤中的民众不加矫饰的价值观念,更为真实地展示了民族伦理生活的生命律动。在国家与社会互动的格局中,民间伦理与正统教化伦理之间既矛盾对立又相生相长,构成了传统社会伦理生活的真实景观。     

中国传统社会救助伦理思想的基本内涵及现代启示

中国传统的社会救助有悠久历史,整体上是一种“伦理救助”模式。儒家以性善论为主流的人性思想和以忧患意识为核心的道德心理,构成了传统社会救助的伦理道德基础。儒家以“仁”、“德”为核心的人道主义思想,“以民为本”的政治伦理思想,“均平”的差等分配伦理思想,构成传统社会救助伦理思想的主要内容。道家“无为”的政治伦理和“贵生”的生命伦理思想,以及佛教的慈悲精神,构成传统社会救助伦理思想的重要补充。传统社会救助伦理思想是构建我国现代社会救助制度．推动和谐社会建设的宝贵思想资源。     

翻译的承诺伦理——传统翻译伦理的逾越

建立在传统翻译伦理包括再现伦理、服务伦理、交际伦理及规范伦理上的翻译的承诺伦理以交往伦理学为理论基础,融合了传统翻译伦理各流派的价值理念,明确指出了自身的适用范围以及译者在翻译中承担的责任,从宏观层面探讨翻译,平等对待与翻译活动相关的所有主体,是对传统翻译伦理的逾越。     

论消除可持续发展伦理价值的障碍

作为率先完成国家级《中国 2 1世纪议程》的中国 ,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并不尽如人意。究其深层的原因 ,主要在于伦理价值上的障碍。一是经济生活层面的伦理失序 ;二是企业生产领域的道德失范。为此 ,首先必须规范市场经济 ,注入生态伦理观念 ;其次要端正企业伦理价值取向 ,对企业实现生态伦理约束 ;第三须建立和完善以“公平公正”为核心的可持续发展的伦理价值体系     

中国大学校训伦理思想探析

大学校训随近现代意义上大学的创建而产生,集中体现了大学作为一个社会组织特有的文化个性、精神理念和伦理内涵。在市场经济和全球化的背景下,我们应该使大学校训在继承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同时,为中国传统伦理思想赋予新的内涵,不断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扬弃”与“超越”,促使其更好地发挥作用。     

儒家伦理与网络文化建设

儒家伦理作为传统资源对网络文化建设及构建和谐社会有一定的功用,网络文化“刷新”了儒家伦理、促使其现代转型;以网络娱乐功能为基础的“乐文化”,在当代社会具有时代伦理意义。     

论元宇宙的伦理风险

元宇宙是数字技术取得突破性进展后由多种技术融合而成的“技术集”,是一个与现实世界平行的智能化虚拟世界,具有智能运行逻辑、精神满足功能、无碍穿梭技术和数字永生主体等显著特点。元宇宙的出现解构了现实世界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使空间无限大、时间可重启、数字主体可变化的同时,也给人类社会也带来了伦理风险：在个体层面,元宇宙主要带来人的异化、隐私泄露的伦理风险;在技术层面,元宇宙主要带来数据霸权的伦理风险;在社会层面,元宇宙改变了以人为中心的已有社会伦理结构。当前,可通过培育数字素养、嵌入伦理原则、完善法律法规、推进国际合作等途径来防范元宇宙伦理风险,引导元宇宙技术发展向善,促进人类文明进步。     

共享发展理念下的农村命运共同体建构

农村命运共同体是对农村伦理共同体的扬弃。当前,传统权威的肢解、乡土意识的弱化和个体的“原子化”构成农村社会转型的集中表征。社会转型严重打破了传统的聚合形式,造成了农村交往行动的无序化、组织形态的碎片化和价值观念的异质化。共享发展理念对于回应农村命运共同体的发展困境具有积极意义,它也为农村命运共同体的建构提供了新的理路。在共享发展理念的导向下,农村命运共同体的建构必须推进如下工作：在政治文化层面,推进基层协商的发展与包容文化的社会内化;在经济发展层面,确保发展的均衡性与公共服务的实效性;在基层治理层面,积极创设“合作治理”的农村发展模式。     

以人为本重构中国家庭伦理

中国传统家庭伦理是“以家为本”,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深入,传统家庭伦理中的基本面已经与现实的家庭伦理生活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既不能有效地引导和规范人们的现代家庭生活,也不能为中国社会的现代化目标提供相应的伦理依据,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拖了中国现代化的后腿。只有用“以人为本”的新伦理代替“以家为本”的旧伦理,与中国社会现代化目标相适应的家庭伦理才能构建起来。     

建构"深度贫困"伦理关怀的理据及路径

当前深度贫困已经成为脱贫攻坚中的“坚中之坚”,发展能力与机会的缺失以及心理的失衡与自然、经济上的致贫因素交织互构使得深度贫困不断地积累和沉淀,并突出地表现在地域与人群两个方面。深度贫困主体的现实境遇启示我们必须超越传统的治贫理念、方法和路径,发挥伦理关怀的功能。伦理关怀是深度贫困主体的内在需要,无论从责任、正义角度还是基于关怀伦理立场,社会都有为深度贫困主体提供伦理关怀的义务。在伦理关怀中,我们要以生存为基础,完善“深度贫困”的物质关怀体系;以尊重为宗旨,满足深度贫困群体的精神需求;以制度为保障,促进深度贫困群体的权利实现;以发展为目标,培育“深度贫困”消解的自我发展能力。     

十七世纪中国的社会伦理状况考查 ——以《醒世姻缘传》为中心

明代中晚期以来,社会发生着巨大变化,这种变化在伦理层面也有所反映。以《醒世姻缘传》为例可以看出,虽然“三纲”依然是社会的伦理基础,但是父子关系、夫妻关系、宗族关系以及家庭的重心都在转化,传统的礼制受到了挑战。心学在这个时期产生,强调道德的主体理性,道德平民化、内向化,对民众思想有一定的影响。但是由于传统礼法的约束力下降,新的伦理规范还没有产生,整个社会的伦理状况陷入混乱。     

论儒学对“全球伦理”建构的价值

建构全球伦理是近年来学界探讨的热点课题 ,旨在将东西方不同的文化传统 ,通过对话与交流 ,寻求某种交汇点以促进全人类的和平共处。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核心的儒学 ,其群体本位、群体协作精神 ,“见利思义”、“以义率利”的义利观 ,“中”、“和”的宽容和谐思想 ,心性层面的安身立命之道 ,对于全球伦理的建构具有借鉴的现实意义和时代价值。     

法治进程中传统伦理法的历史命运

中国传统伦理法肇始于法律的儒学化,始于汉代完成于唐朝。中国传统伦理法呈现出农业社会典型的二元性法律结构,“国法”与“家法”二元对峙;具有礼治主义、德治主义、人治主义特征。在法律的外部特征和社会地位上,中国传统伦理法缺乏独立性和自治性。中国传统伦理法不能构成法制现代化进程中的本土资源,伦理法必须被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