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前半期现代新儒学评价研究

关于现代新儒学（新儒家）的认识、评价和研究,1949年或者说20世纪50年代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20世纪50年代之前,国内学界并没有在真正意义上把新儒家或新儒学看成是一种思潮或流派,对其研究基本上是自发的争鸣式的个案探讨,即侧重某一个人物思想文化学说的批评或学术成就的评价,进而至于作为不同思想文化主张间的争鸣。这实际是当时历史背景下多元文化思潮并存与互动的缘故使然。20世纪前半期的新儒学（新儒家）研究,对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迄今的新儒学（新儒家）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理应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和反思。     

邹守益的良知观辨析

一般以为邹守益反对良知现成论,而事实是,邹守益对持良知现成论的王畿极为推崇,而且在良知是否现成这个问题上极力维护王畿的观点,其论证方式也与王畿极为相似,这源于其对王阳明＂致良知＂思想的正确理解与坚持。     

商后期王畿行政区划研究

商代行政区划包括了王畿和封国两个层次,历史发展到商代后期,王畿中已初步建立了一个行政区划系统.从卜辞和文献得知,兹邑、大邑商、天邑商和商邑处于王畿的核心地带,中商和商的第一种用法则指商的王畿地区.王畿内的行政区划以大邑商为中心,其外是单,再外是郊野,甲骨文中称为鄙(廪)或奠,郊野的边境地区叫戈.而在这些区划中,邑又是最基本的区划单位.     

东亚儒学研究的三个新方向

"东亚儒学"既是一个空间概念,也是一个时间概念.作为空间概念的"东亚儒学",指儒学思想及其价值理念在东亚地区的发展及其内涵.这个意义下的"东亚儒学",因为视野较"宋明理学"、"德川儒学"或"朝鲜儒学"更为广阔,所以从"东亚"视野所看到的儒学的问题,与仅从中国、日本或韩国单一地区所看到的儒学内部的问题大不相同.作为时间概念的"东亚儒学",在东亚各国儒者的思想互动之中应时而变、与时俱进,而不是一个抽离于各国儒学传统之上的一套僵硬不变的意识形态."东亚儒学"领域未来可以深入探索的新方向有三:第一,"东亚<论语>学与<孟子>学"研究,第二,"东亚遗民儒学"研究,第三,"东亚身心关系论"研究.只有将儒学研究放在东亚脉络之中,才能弘扬中华文化在21世纪奎球化时代的新意义.     

王畿与中晚明文学思潮

王畿在中晚明文学思潮兴起和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王畿在继承了王阳明“良知说”的同时,又在“良知”的本体和“致良知”的功夫上,提出了“以自然为宗”的思想,从而为中晚明文学思潮弘扬主体意识、张扬个性精神和倡导自然人性提供了理论依据.由于王畿“林下四十余年,无日不讲学,自两都及吴、楚、越、江、浙,皆有讲舍,莫不以先生为宗盟”.随着王畿讲学活动时空的拓展,其“以自然为宗”的思想在当时产生了广泛深入的影响,波及唐宋派、公安派诸多流派及个人,从而有力地推动了中晚明文学思潮的兴起和发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王畿在对阳明心学“多所发明”的同时,“把当时思想解放的潮流发展到极端”.     

《大学衍义补》的思想史价值

原始儒学本具体用兼备、明体达用之实学风范，儒学的意识形态化及后儒的流弊从汉代开始便把儒学引向了空疏。此风在儒学应对佛道冲击重建形上依据的宋代达至极端。丘浚在直面儒学全面“内倾”的时代力矫空谈性理心性之风。重申儒学“明体达用”的风格，创造性地全面首释儒家外王学理的丰富内涵，初触启蒙经济自由之基，这在儒学的历史上实属开创先河之举。     

政学之辩:张之洞、康有为的儒学思想比较研究

张之洞与康有为作为晚清儒学的代表人物,均感于时代之艰对儒学作出了实质性的转型努力.将二人的儒学思想进行比较研究,可以发现二人均重视对儒家道的阐发,强调变法的重要,关注中学与西学的关系,却在选择时代危局的解决径路时,因时代解读和政治理想的不同,由寻求合作走向了最终的决裂.在比较中,可以厘清他们儒学思想体系中的问题意识,廓...     

从心性儒学走向政治儒学——论当代新儒学的另一发展路向

当代新儒学在弘扬民族文化,发扬民族精神上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也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即未能开出新外王。当代新儒学要开出新外王就必须走出心性儒学,在儒学的大传统中寻找另外一条发展路向,这就是政治儒学。政治儒学是儒学传统中的经学——春秋公羊学,其特征就是解决政治问题,是儒学传统中的外王之学。本文力图证明从心性儒学走向政治儒学不仅是时代的必然要求,也是当代新儒学在理路上应有的发展。当代新儒学只有走向政治儒学,才能开出新外王,克服儒学在当代遇到的最大危机与挑战。     

徐复观思想与现代新儒学发展学术讨论会纪要

由武汉大学和台湾东海大学联合举办的“徐复观思想与现代新儒学发展学术讨论会”于1995年8月29日至9月2日在武大举行。徐复观先生是湖北省浠水县人,少年时代和青年时代先后在浠水、武昌、日本求学,30、40年代曾投身军旅,任职政界,后在熊十力先生的教诲和启发下,转向学术研究,成为20世纪中国现代新儒学的重要代表人物。举办这次学术讨论会的武汉大学和东海大学,虽然分别位于海峡两岸,但有一个共同点:这两所大学     

后儒学之途:转向与谱系

新儒学之后,当代儒学思想的商讨进入了一个多元言说的时代,原有的相对统一性为杂多性所替代,然在此之间,依然有一种逐渐强大的声音开始形成,这就是本文描述的"后儒学"思潮。后儒学起因于后现代语境的冲击及后现代思维模式的影响等,有其产生的必然性,并与时代转换后的重大哲学问题等息息相关,因此而对基于现代性模式的新儒学提出了种种质疑与挑战,代表了儒学当代发展的一种新的趋势。本文从文化地理学的视角出发,对后儒学国际流通的三大板块及其谱系做了一系统梳理,分辨其异同,勘查其新义,确定其内涵,意在勾勒出这一学术潮流的一个可理解性框架,凸显后儒学在当代儒学思想发展史上的重要意义。     

刘师培无政府主义思想活动述评

无政府主义是19世纪后半期流行于欧洲各国的一股小资产阶级政治思潮。20世纪初年,中国传播无政府主义也成为一种时尚。1903年前后,中国民主革命思想兴起,出现了近代中国第一个宣传无政府主义思想的浪头,这对当时的政治生活、思想领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刘师培就是当时热衷于宣传无政府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学术界对刘师培的无政府主义思想活动评说纷纭,莫衷一是,本文打算谈谈自己的看法。     

邓小平科技思想是中国面向21世纪的科技发展战略原则——读《邓小平科技思想与应用》

21世纪将是高科技世纪,高科技世纪需要一个国家具有一整套面向高科技的战略思想,邓小平科技思想正是指引中国科技走向高科技世纪的一整套战略思想。中国曾经是一个长期以儒学文化为主导的国家,儒学文化对科学技术常持一种贬抑乃至拒斥的立场。因此,中国古代科学技术虽然在能工巧匠的世代努力之中积累了不少造福世界的重大成果,但由于儒学文化的     

朱学与王学：儒学的二重性及其互补

朱学与王学 ,一个强调社会伦理规范的强制性约束 ,一个强调道德修养的内在性自觉。二者体现了儒学“内圣”与“外王”的二重属性 ,这二重属性恰好互为补充地体现了儒学的基本价值。从宋至明朱学与王学孰轻孰重的论争 ,只是儒学这二重属性孰轻孰重的争论 ,也是儒学为适应不同时代的需要而作的自我调适和补强。     

意之善恶何去何从──从一个侧面看王畿对阳明的发展与偏离

在天泉证道中,王阳明竭力调和王畿与钱德洪的分歧,结果如何呢？文章分析王畿从善恶之意至寂感之意的转换,说明了王畿对王阳明的继承和偏离．善恶之意接受了王阳明的调和,但王畿又提出寂感之意,并最终将前者消融于后者,从而形成了自己的思想体系．     

开启元儒学研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文化准备

根据历史经验,民族复兴要作好文化准备。中华文化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五千年连绵不断的文化,儒家文化在中华文化中居主导地位。在20世纪的100年,由于各种历史条件的原因,学界人士将儒学解释为封建主义,不时兴起反孔排儒浪潮,导致百年思想迷乱,民族虚无主义抬头,这是进行文化准备的最大障碍。进入21世纪,应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澄清思想迷雾,复兴儒学,为此应从元儒学研究入手,这是实现民族复兴进行文化准备的一项重大课题。     

美国的儒学之旅

美国与中国的交往始于18世纪。19世纪初,美国“基督教差会”向中国派传教士,通过传教士,中国文化典籍大批输入美国。19世纪70年代起,美国汉语教学和中国学研究蓬勃发展,美国商人和企业家纷纷设立基金会资助中国学研究。美国的儒学研究既全面又系统,如经学史研究、经学思想研究、孔子研究、孟子研究、荀子研究、宋明理学研究、清代儒学研究等,都有成批著作出版。     

《春秋繁露简论》

汉代董仲舒,是著名的公羊学派经学大师,武帝初年“天人三策”的作者,他的思想和学说,历来受到封建儒学者的推崇,对后世影响很大。但是,在学术上对董仲舒的评价还是有歧异的。本文仅就他现存的著作集《春秋繁露》一书,拟作一点粗略的检视,以求有助于研究这个古代思想人物。 关于《春秋繁露》一书 的流传和编定     

1840～1919年中国社会变迁对儒学的影响

1840～1919年是清朝封建统治向民国时代过渡的一个转型期,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心的儒学在这一时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境。受西学影响,中国从19世纪中叶开始,从器物到制度最后到思想进行了全面置换。儒学在图新求变以求救亡启蒙的新形势下,随着自身生存依托环境的改变,不幸成为攻击的目标,丧失了其在教育、政治、文化方面的优势地位。     

论“礼失而求诸野”

在历史上,儒学是一个极为复杂的思想流派,它自身有一与多、朝与野、古与今之别,因而对儒学的批判继承,应在特定的时代中去认识具体的儒学思想及其社会作用,而不应笼统泛言之。     

宋明理学的兴起与时代精神的建构

以解释学的视角考察学术思潮的兴起,不难发现:一个学术局面的形成是与其所处时代和自身理论的发展交互作用的结果。宋明理学也值得在这一理论维度中探究。唐宋之际社会急遽变化,儒学作为一种具有担当意识的思想形态,自觉地探寻时代精神,至宋而兴,形成了颇具自身理论特点和时代特点的宋明理学。宋明理学是先秦儒学的复兴,是在疑经精神和学术多元趋势下的儒学再造。在从儒学至理学转换过程中表现出了其自身的兼容性、开放性和创造性,以及儒学在学术思潮发展中所表现出的其自身的规律性以及与其所处时代的协调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