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科学研究中几个重要概念的辨析

本文从“体系”与“系统”两个不同的概念入手 ,着重对学科体系、学科系统、学科理论体系、学科内容体系、学科知识体系、学科系统知识体系等概念加以区别 ,同时还着重说明了学科内容体系、学科体系和学科理论体系之间的区别与联系     

论“V着”重叠与“V着”叠用

本文从大量的语言事实出发,立论普通话中动词“V着”重叠与“V着”叠用的对立存在。前一部分联系动词带“着”与重叠的情况,讨论了构成“V着V着”重叠式的动词的条件。后一部分区别了与“V着”重叠形同实异的四种“V着”叠用,考察了它们之间在语义、功能、结构和语用上的异同,并指出“V着”叠用的四种不同形式分别属于个人言语习惯的、句法的、语用的和超语言成分的叠用形式。     

加强高校学科、专业与课程三大基本建设——关于重庆工学院三大基本建设问题的探讨

学科建设、专业建设和课程建设是高校的三大基本建设，三大建设既存在区别，又相互联系。本文就重庆工学院的办学实际，试对学科、专业和课程的建设与发展作一些探讨。     

提高本科教学质量：高校教师教学专业知识构成的视角

提高本科教学质量应该关涉到高校教师教学专业能力的提高．而教学专业知识和能力发展这一概念所涉内容甚多也甚广，若谈及大学教师教学专业能力发展．就必须证明存在着保障专业属性的“知识基础”，本文试图阐明作为大学教学专业能力发展的两类知识及其区别和联系，并简要分析其中“默会知识”的形成机制。     

为“神”申辩——柏拉图理念世界之“神”和宗教世界之“神”的辨析

柏拉图的理念世界是围绕着“神”而构建的,在“神”的身上凝聚了他的基本哲学构想。究其实质,这位“神”是理念世界的创造者,是善与美的统一体,是永恒的自存自在。柏拉图理念世界的“神”与宗教世界的“神”紧密联系,都具有超自然的神的特性,表现着终极实在,理念神从宗教的多神教中来,向一神教发展;同时,他们在基本属性、与现实世界的关系、对人类的引领作用、存在的思想基础方面又有着本质性的区别。     

试论领导科学的学科体系

本文从“体系”与“系统”的两个不同概念入题，论证了领导科学的学科体系与学科系统的区别，并提出领导科学的学科体系是由领导科学的原理、应用理论、领导实践、领导效能和领导法规五个部分组成。文章从学科体系的各个组成部分之间存在的必然逻辑联系，以及学科体系与本学科的逻辑起点、基本问题、研究对象等之间存在着必然的本质联系。证明了领导科学学科体系的正确。     

略论“视”与“见”、“听”与“闻”及“嗅”与“闻”本义上的区别

“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这两句古语在现代汉语里已是常用的话了。“视”与“见”、“听”与“闻”的本义在古代汉语中有什么分别?这几个词的用法在现代汉语里又有些什么变化?这就是本文试图略加探讨的问题。讲到“闻”在现代汉语里的词义变化,还得先谈谈古代汉语中“嗅”与“闻”的区别,以便说明“闻”在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中用法的不同。讲到现代汉语里“视”与“见”的用法时,还须联系到现代汉语常用的“看”来谈。     

略论“视”与“见”、“听”与“闻”及“嗅”与“闻”本义上的区别

“视而不见,听①而不闻”这两句古语在现代汉语里已是常用的话了。“视”与“见”、“听”与“闻”的本义在古代汉语中有什么分别?这几个词的用法在现代汉语里又有些什么变化?这就是本文试图略加探讨的问题。讲到“闻”在现代汉语里的词义变化,还得先谈谈古代汉语中“嗅”与“闻”的区别,以便说明“闻”在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中用法的不同。讲到现代汉语里“视”与“见”的用法时,还须联系到现代汉语常用的“看”来谈。     

论“即使～也～”的日语表达形式

在中文当中的“即使～也～”“(无论)～也好～也好”的意思,翻译成日语的时候却不只是一种形式,最 常见的是「～にしろ」与「～につけ」,那么在日语当中这两者的区别又是什么呢,本文对两者的区别与联系做了详尽 的介绍。     

应用型本科艺术设计人才培养“底线”与“顶线”的思考 ——以徐州工程学院为例

在我国积极推进高校“应用型”本科院校改革与建设的过程中,科学发展观是决定其成败的关键问题。而建立科学发展 观的前提是理清高校日常教学工作与教育内容所依据和参考的标准——“底线”与“顶线”问题。而在以徐州工程学院艺术设 计专业为代表的“应用型”学科的发展过程中,由于院校间的差异,存在着制度和内容各不相同的“底线”与“顶线”问题。为此, 在应用型本科艺术设计专业办学过程中理清两条线各自的定位与标准,对于科学推进应用型高校本科层次艺术设计专业的教 育教学改革,提升应用型艺术设计人才培养水平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五四"新诗与中国古代诗词

"五四"前夕诞生的中国新诗与中国古典诗词的关系,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笔者通过对两者关系的考察,认为两者之间既有着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又有重大的变异与发展,笼统地说"断裂"不完全符合历史实际。     

重读毛泽东《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

毛泽东的《谈话》含纳着现代性的底蕴。民族性与世界化的关系的实质是传统性与现代性的关系。一方面,艺术有着深厚的民族性的历史基础。这一基础预先规定了一个民族艺术的发展走向,只有尊重这一走向,才能求得民族艺术的发展,才能参与艺术的世界性交流,走向世界;另一方面,只有现代性才能激活传统。传统是一种资源,也是一种束缚,只有以现代性去解构分析传统,才能使传统资源最大限度、最大时效地为现代性建设服务。     

社会主义的实践与"禁区"

在社会主义理论付之实践的过程中,常常遇到实践的挑战。这是所有具有实践渴望的理论常有的现象。理论因实践的挑战而形成、“禁区”,而实践也因“禁区”而体现价值。理论的实践与“禁区”的这种相互关系,多年来并未引起我国学界的重视。在我们探讨思想解放的时候,缺乏对理论“禁区”的研究,这不能不说是我们学界学术思考的一个盲点。本文通过对社会主义理论的实践史的回顾,分析了“禁区”的形成及其在不同背景下的特点。     

文学史写作中的他者问题--兼评王晓初著《中国现代文学发展演变史1898-1989》

王晓初著<中国现代文学发展演变史1898-1989>引起了我们对现代文学史写作中"他者"问题的思考.现代文学史的写作,在横向的共时轴上应该借鉴其他学科和其他文化这两个"他者"因素,在比较中完成对"文学性"和"民族性"的更好认识;在纵向的历时轴上,作为历史的"绝对的他者"的我们,应该在事实真实和逻辑真实的辩证关系中,完成对现代文学的作者、作品、读者的完整把握.     

论学科建设与民族大学的特色化发展

学科建设是实现民族大学特色化发展的关键。这一关键的实施要以“四个平台”的构建为支撑。即构建一流“品牌”专业平台 ,促进学科结构优化 ;构建重点学科平台 ,抢占学科发展制高点 ;构建学科交叉与融合的平台 ,实现特色化模式组合 ;构建促进学生个性发展的学科平台 ,显现学科发展优化效应。从可操作的角度来说 ,就是要准确定位、瞄准市场、提高层次、发挥特色、强化效益。具体来讲 ,就是一方面要大力提高民族大学的人才培养质量 ;另一方面要通过提高办学层次来优化学生结构 ;在教学管理上 ,力争实现从一个模式训练学生向多个模式适应学生的转变。     

庄子论“人“

庄子认为 ,关于人的思考不能只是建立在把人当作现成的物种的基础之上 ,从人和万物的区别处着手探讨人 ,因为这样遗忘了人和道之间的根本性牵连。他意识到了人 (万物 )和道的存在论区分与关联 ,一方面 ,因为同为“一气”,人和万物具有齐一性 ;另一方面 ,人又是天道的唯一领会者、万物的守护者。     

论"三个代表"与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辩证关系

“三个代表”的提出不仅是党建的新思想、新标准 ,也是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新内容、新方向。两者在本质上是一致的 ,“三个代表”的方向就是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方向 ,同时 ,“三个代表”还是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完善和发展的内在动力 ,另一方面 ,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又是实现“三个代表”的有力保障 ,两者是辩证统一、相辅相存的关系     

关于中国新诗的两种"传统"

中国新诗具有两种"传统":其一是新诗与古典诗歌传统的关系,其二是新诗自身的传统。一方面,新诗从情感、趣味到语言形态等全方位地与古典诗歌建立着联系,另一方面,新诗从坚实凝固的"传统"中突围而出,建立起自己新的艺术形态。新诗在创作主体、文本、形式等方面均已获得自由、独立的形态。     

“普世价值”视野下我国人权建设路径选择

"普世价值"从本质上讲源于人类的共同性,因而在抽象层面意义上"普世价值"是存在的,而由于人类个体的特殊性,在具体层面的"普世价值"则呈现出不同特点。人权作为价值目标,在抽象层面上具有共同性,在具体人权内容上则受制于不同的经济、社会、文化、法治等社会物质基础,具有多样性。从二者关系看,人权与抽象层面的"普世价值"具有共同性,并作为后者的内核而存在。而在我国人权建设路径选择上,一方面要承认抽象层面的"普世价值"与人权的存在,并主导话语权,另一方面又应明确具体的"普世价值"与人权必须依据现实的社会物质基础,坚持自己的标准与内容,在此基础上的人权建设才能既不脱离世界主流,也不脱离本国实际。     

Démographie et sociologie: Deux disciplines solidaires

The general principle of interdependence between social factors and demographic behaviour is widely recognized nowadays. Sociologists who have tried to develop a general theory for this relation do not seem to have entirely succeeded, however. Similarly, attempts to operationalize the interdependence principle have not yet yielded many results. The author considers that collaboration between the two disciplines would become more effective under two complementary conditions. On the one hand more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studying thecombinations of the levels of the various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nuptiality, fertility, etc.) that together define the demographic ‘regime’ of a given population. And on the other hand greater attention should be attached to the study of sub-populations, which present greater homogeneity with respect to attitudes and behaviour than do national populations and hence better possibilities for identifying a dominant demographic regime. This methodological orientation would facilitate the construction of what American sociologists call theories of the middle ran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