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巴教圣地纳西族的家庭结构与社会生活(续)——中甸县白地水甲村的田野调查报告

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中甸县的白地村一带是纳西族东巴教的发源地,也是纳西族的传统文化、古朴习俗与各类仪规保留得最为完整的地区.本文以处于这块"东巴圣地"的核心区域的水甲村的民族学田野调查资料为基础,较为详尽地对当地纳西族的家庭结构与社会生活等方面的情况进行了系统描述和分析.     

东巴教与纳西村寨社会治理——云南省丽江市玉龙县依陇村个案研究

通过对云南丽江市依陇纳西村寨的田野考察,可以发现,东巴教信仰在促进社会交往、规范社会行为、化解社会矛盾、解决社会纠纷、应对社会风险等方面在地方社会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我国社会处于全面转型期,宗教自身结构、地位、功能,及其与其他社会子系统之间关系日趋复杂的时代背景下,充分发挥宗教在价值观念构建、社交网络拓展、心理调节与行为规范等方面的社会功能,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发挥宗教正能量,是我国社会治理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     

纳西族的桑尼、毕、扒

在纳两族传统文化中,巫文化在重要的空间、时间上占有一定的位置.而其中的占卜文化.更占有其重要的地位.在纳两族民间活跃着一批占卜者——"桑尼",他们与纳西族原始宗教东巴教中记载的占卜者"扒"和祭师"毕"有继承和发展的关系.这一转变和发展的过程,包含着纳西文化不断发展的历程,反映出人类的认知记忆与社会发展的密切关系.     

从文化研究转向制度追溯——评《纳西族社会性别的演变》并重读《生存和文化的选择》

一、解读作者：知行合一,为“行＂而“文＂ 和钟华教授和她的团队成员和虹、木春燕合著的《纳西族社会性别的演变》（下简称“纳著”）最近推出[1[,这是中国妇女／社会性别史研究领域的又一项新硕果。     

民间组织的变迁与功能研究——以云南省丽江市古城区白沙乡纳西族“化賩”为例

纳西族社会流行的"化賩",最初以民间结社形式存在并延续至今,如今作为纳西族人际交往的"非结构形式"对纳西族社会产生巨大影响。本文以丽江地区纳西族"化賩"活动为研究对象,应用民族学社会学调查研究方法,历时性梳理了"化賩"的发展与变迁,共时性探讨了纳西社会中的"化賩"在纳西社会中整合、保障、认同等方面的功能,进一步分析"化賩"在整合纳西族社会经济、人际资源以及维护民族地区稳定等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     

现代蒙古族家庭美德结构的调查研究

家庭美德对个体和族群的发展都十分重要,本研究以现代社会为背景,以整体文化的视野,采用调查法就蒙古族整体文化中的家庭美德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通过对380名成年蒙古族被试的调查,得出了如下结论:现代蒙古族家庭美德结构是由家庭教育、忌讳、家庭习俗和尊礼四大内容维度构成;在现代蒙古族家庭美德结构中家庭教育处于核心地位;许多忌讳内容依然存在,而且在家庭美德的形成发展中起着稳定性、民族个性化和监控的作用;家庭习俗和尊礼相统一而存在,并成为家庭美德的具体内容和要求。     

晋中商人的家庭结构与晋中社会

晋中地区地方志中的人物、孝义、列女等卷内容和作为民众意识文本的祁太秧歌对于研究晋中商人的家庭结构和分析晋中社会都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这些文献反映了继嗣制度、缺损家庭、异常的婚姻家庭状况等极具特色的晋中商人家庭结构。正是由于经商盛行造成的商人家庭成员流失使晋中商人家庭结构经常处于失衡状态 ,这种失衡是晋中地区社会结构失衡的真切表现     

家庭结构变迁与社会分层(上篇):研究视角的融合

家庭结构作为家庭背景的组成部分是影响人们地位获得的因素之一。随着第二次人口转变和经济不平等程度的上升,家庭结构在西方社会已成为社会不平等再生产的一个重要机制。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也经历了社会结构和家庭结构的变迁,但以往研究更关注经济和政治因素对社会分层的影响,对家庭结构的关注相对不足。进入21世纪以来,家庭结构正逐渐成为影响中国社会分层的一个重要因素。本研究以过去半个世纪全球和中国在社会分层和家庭结构上的变迁趋势为背景,回顾了西方学术研究中家庭与社会分层视角相融合的历程,指出了在中国研究中将家庭结构变迁与社会分层研究相结合的学术价值。     

家庭结构变迁与社会分层（下篇）：中国经验研究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经济因素对家庭行为多样性的影响增强以及家庭行为在社会阶层中的分布向弱势模式变化,家庭结构在中国社会分层的重要性正在上升。文章从社会分层如何影响家庭结构的形成和家庭结构如何影响社会成就两个方面对中国相关经验研究进行综述,探讨中国情境下研究家庭结构变迁与社会分层的思路和方向。     

一个白族村的家庭养老及社会变迁 --以云南剑川下江尾村为例

白族是我国少数民族中经济、教育发展较快的一个民族,白族农村的家庭养老方式有一些值得重视的特点。白族聚居村———剑川县下江尾村的家庭养老方式对中国农村养老保障制度建设会有启示。     

家庭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

社会发展的历史是一个生产发展的历史。原始社会的家庭是唯一的生产单位,是物质资料生产、人自身的生产、精神生产的单位,是唯一的经济单位和生产关系,原始社会的历史就是家庭发展的历史。在阶级社会,家庭不是唯一的和主要的生产单位、经济单位和生产关系,它对阶级社会的生产和历史发展,不起主要的和突出的决定作用,但是它并没有失去一定的决定作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包括个体家庭经济成分,当今的中国家庭一般来说,是社会的主要的生产单位之一、经济单位之一和生产关系之一,对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起着突出的、重要的决定作用。     

民间信仰与社会变迁——以双江县一个布朗族村寨的祭竜仪式为例

竜神是布朗族的村寨保护神,竜神崇拜和祭竜仪式是布朗族社会中十分重要的一种民间信仰,影响着布朗族群众的行为方式、价值观念和伦理道德,蕴涵着深刻的文化内涵.它一方面满足了布朗族群众祈求平安幸福的美好愿望和心理诉求,另一方面也起到了维护村寨的道德秩序、凝聚民族向心力以及保护生态环境的积极作用.在现代化进程中,曾经被视为"封建迷信"而遭到批判和禁止的布朗族祭竜仪式在经过短暂的断裂之后迅速复兴,并逐步参与到国家的活动中,充分展示了民间信仰面对社会变迁和国家力量所表现出来的极强的适应性.这种传统的复兴与再造实质上是国家权力、民间精英以及民众生活动力等多种因素互动的结果.     

过山瑶“两头扯”婚俗与家庭策略调查研究——以广西富川县柳家乡大湾村为例

"两头扯"是一种特殊的婚姻习俗,普遍存在于广西富川瑶族自治县过山瑶聚居地区。过山瑶生活在深山密林中,特定的自然环境和经济状况是他们选择缔结"两头扯"婚姻的主要原因。为了族群更好的生存与繁衍,他们从双方家庭的实际出发选择缔结"两头扯"婚姻。家庭充分发挥自身的主体性,以保证在发展过程中更好地适应社会环境而采取的一系列合理、有效的安排或措施,即为"家庭策略"。富川县柳家乡大湾村的过山瑶普遍缔结"两头扯"婚姻是一种家庭策略的体现。     

当代“直过”民族村落发展考察——以泸水县金满勒墨村为例

生态环境、生计模式与社会文化制度,共同将中国少数民族村寨构筑为总体性的经济社会共同体。然而,"直过"民族村寨因其社会发育程度较低、生存环境恶劣、经济结构转型不易等问题严重阻碍少数民族村寨与现代接轨的步伐,抑制了村社的改善与进步,社会高速经济增长下的深度贫困现象在"直过"民族村寨尤为严峻。以绝对贫困的边疆少数民族村寨为个案,探索自我发展能力低、自生能力弱的少数民族村寨如何在现有阶段和条件下增强自我发展能力的战略措施和相关政策建议。     

纳西族殉情作品及殉情风尚生死观探析

纳西族文化中独特的殉情作品和殉情现象引起不少学者的关注和思考。纳西族殉情现象不是纳西族文化孤立的一面,它与其现实生活、民族心理性格、宗教信仰和世界观有着直接的或千丝万缕的关联,是民族文化中多种力量整合的结果。     

现代性变迁与村庄传统结构的重塑——鲁中D庄调查

基于对鲁中D庄的驻村调研,分析了现代化、市场化进程所带来的现代性变迁对农民的生存环境、生活方式、生计结构的深刻影响以及对传统的村庄社会关系、伦理习俗与社会结构的重塑。文章着重从"离土不离乡"的兼业化生活、"分家不分舍"的代际关系、"简约不简单"的风土人情、"动帐不动田"的两田制活标本四个方面对D庄的现代性变迁与村庄结构的互动过程加以描摹和分析。这些现象,在发达地区或城镇化进程较快、人口流动性较大、市场化程度较深的农村地区,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从政策角度,努力实现农村现代化进程、农民现代性变迁过程中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个系统之间的匹配与协调,整体推进新农村建设,应当成为一项共识。     

藏族、纳西族的人与自然观以及神山崇拜的初步比较研究

本文从藏族与纳西族关于人神分界宇宙观的比较入手,将“姜日木保”神山(文笔山)和玉龙神山信仰中的纳藏文化交融对藏族和纳西族的人与自然观以及神山崇拜进行了比较研究。文章指出:作为在族源、语系上有同源异流关系、在历史上有悠久的政治、宗教、经济和文化交流的两个民族,藏族和纳西族的神山信仰和关于人与自然的宇宙观、人神分界观等方面都有很多相似因素。通过对两族神山信仰的比较研究,可以探索两个民族早期很多同源异流的原始宗教崇拜因素,可以看出两族后来在宗教信仰方面的相互影响。本文认为:中国西南的许多民族在宗教、文化和经济方面都有长期的相互交往和融合,因此,对相邻民族的同类文化现象进行深入的比较研究,有助于了解,同一地区不同民族之间文化的相互渗透和整合。     

云南通海纳古镇回族的婚姻与家庭

本文依据田野调查的有关资料 ,对在云南乃至全国都知名的回族社区通海县纳古镇回族婚姻制度、通婚规则、婚后居处模式、家庭结构及亲属称谓制度的历史和当代变迁 ,提供了一份民族志式的社区个案记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