鱼稻文化对江南城市生活的影响

以“饭稻羹鱼”为典型特征的江南民族,在饮食上“食鱼与稻”,在生产方式上以“火耕水耨”的稻作生产和渔猎生产并存,这与北方民族以黍麦种植为特色的农耕文明形成截然区别,因而可以把江南农耕文化定义为鱼稻文化。江南鱼稻文化的发展以及逐步成熟极大地刺激了江南城市经济和形态的发展。古代江南城市在城市生活的内容和方式上,都全面地受到江南鱼稻文化的深刻影响,从而具有了典型的江南城市文化特色。首先,高度发达的江南经济,为江南城市形态的发展和城市生活提供了最强有力的经济支持。因为江南只有在具有了这种超强的物质实力,使其自身成…     

江南城市经济与艺术文明

江南城市经济的高度发达,为江南城市艺术及文化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物质基础,形成了适宜的社会文化环境以及艺术化氛围,为人们追求艺术化的生活和精神享受提供了现实可能.江南城市经济的高度发达为艺术文明的兴起和发展提供了各种社会条件;而都市艺术发展则促进了城市人文精神的提高,进一步促进了江南城市的进步.     

江南城市与诗性文化

中国诗性文化、江南诗性文化、江南城市诗性文化的空间叙事分层,显示了中国诗性文化研究在学理上的逻辑进程与经验走向。诗性文化在江南城市与北方城市的空间差异,主要是由南北不同的城市类型造成的。而在江南城乡之间,由于客观存在的"文明发展程度"的差异,形成了江南诗性文化产生"城市"与"乡镇"两种形态的根本原因;把江南城市与北方城市、江南乡镇区别开,是我们正确阐释或建构江南城市诗性文化的最重要前提。江南城市诗性文化有两个核心要素:一是不同于北方城市诗性文化,两者在逻辑上主要表现为"政治"与"经济"的对立;二是不同于江南乡镇诗性文化,两者的重要差异在于"伦理"与"审美"的不同,江南城市诗性文化本质上是一种中国本土的都市文化模式与经验。     

从《儒林外史》中的文人聚会看明清江南城市的文化功能

明清之际,江南城市出现了完备的四级城市层级体系。《儒林外史》以相当的篇幅,描写了发生在这些不同层级城市中的文人聚会活动,真实而生动地反映了明清时期江南城市的文化风貌。明清江南城市的文化集聚与辐射功能得以实现的基础,便是其独特的交通、经济、人文与自然风光等条件。     

日本遣明使笔下的江南城市生活——以对文人生活的刻画为中心

日本遣明使的出使日记,从域外观察者的角度,为我们呈现了明代中叶在上下互动(朝廷和地方)、内外互动(中国和外国)中的江南城市生活。遣明使与中国士人相近的教养背景和文化观念,使他们很自然地融入到城市的文人生活中。而他们所记录的士人阶层的衣食住行及社交生活,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江南城市的经济水平、当地社会的传统、城市间物资流通的情况以及国家政令在地方实施的情况。     

李渔戏曲叙事中的"消愁"观念与明末清初的江南城市文化

在李渔的观念中,"传奇原为消愁设",戏曲的主要功用是娱乐消愁.李渔的戏曲创作宗旨就是博人一笑,替人消愁.这一观念反映出中国古典载道文艺向娱乐文艺的蜕变,这种蜕变是明末清初江南城市社会文艺活动的一个特点,显现了江南城市文化的一种时代特征.同时,李渔的诙谐又是明末清初江南城市这一特殊时空里的一种生存智慧.     

历史追忆与现世沉迷:唐诗中的金陵与广陵——以江南城市文化圈为研究视阈

金陵(南京)与广陵(扬州)同为对唐代文人产生重要影响的江南城市,这在唐诗中表现得颇为充分.在六朝末年金陵被毁后,广陵历史性崛起,于是六朝金陵的繁华逐步过渡为唐代广陵的繁华.以唐诗为观照点,可见出描写金陵与广陵的作品在吟咏内容、情感意向等多方面的不同.诗作对两城的不同展示,从一个侧面表现出从金陵到广陵的文学演进,同时,这一典型的文化现象也使我们从新的角度得以观察江南城市文化的变迁轨迹以及城市发展与诗歌表现的互动关系.     

长江文明视域下江南城市发展与文化传承

长江和黄河同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同为中华民族的重要象征和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以黄河文明为摇篮的中原文化,其核心是一种“政治—伦理”结构,而以长江文明为母体的江南文化,其核心是一种“经济—审美”结构。长江流域城市是长江文化特有的“容器”,沿线城市文化代表着长江文化的最高发展“境界”。长江流域的江南城市形成了两大特点：一是政治中心的“经济化”和“人文化”,二是经济中心的“更经济化”和“更人文化”。江南城市不仅在长江文明发展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也是今天长江经济带文化创新的策源地和主平台。江南文化是中国诗性文化的典范形态,代表了中华民族在历史上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矛盾的智慧,因此必然要成为引领沿江区域文化转化创新的榜样,并在当代长江文化传承保护弘扬中发挥出“龙头”作用。     

六朝隋唐五代江南城市的市政和社会管理

六朝隋唐五代江南城市发展迅速,与政府周密的管理措施有着重要的关联。政府对城市的管理措施,可以分成多个方面。如在城市管理上,政府对城市基础设施、城市道路、城市房屋、城市卫生保洁等方面,有很多相关的规定。在城市的治安、救灾管理上,地方官员是城市治安的主要责任人,还经常用军队来稳定局势;发生自然灾害后,政府有专门人员参加救灾,有很多具体的措施救助灾民。政府有专职官员负责市场秩序,管理交易,控制物价,征收市税。政府在城市的公共事务方面都有很多具体的管理措施。政府对江南城市的管理,既有值得肯定的一面,同时也对江南城市的发展有很多抑制作用。     

三百余年前日本发现的多贺城碑

多贺城碑又称“壶碑”或“靺鞨碑”多贸城碑是因发现于日本仙台平原上的多贺市多贸城遗址而得名.因为碑文内容刻记有“去靺鞨国三千里”的字样,故中国学者往往称之为“靺鞨碑”.     

六朝时期江南城市贩运贸易述论——以都城建康为中心

六朝时期贩运贸易兴盛发达,地主官僚、军队寺院以及民间大小商贾通过水路运输,在江南城市间贩运各类农副产品、地方特产、手工业品以及各种奢侈品,利用地区差价获取丰厚利润。其中农副产品成为城市贩运贸易的重要内容,常有大宗贩运。此外南北互市和海外贸易也为江南城市贩运贸易提供了丰富的物资。     

城墙修筑与隋唐五代江南城市的发展

隋唐五代江南城市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城墙的修筑。隋朝灭陈后,江南一些城市新筑了城墙。不过由于没有重要的战事,并没有出现大规模修筑城池的景象。唐朝建立后,江南地区对修造城墙渐渐重视。湖州及一些县城根据本地的实际情况,新修、增筑了城垣。安史之乱后,江南地区时有动乱出现,一些城市继续兴筑、扩修了城垣。唐末五代,社会动荡不定,大量城墙或新筑或加固,江南出现了一轮修造城墙的高潮。随着战事的变化,有的城市多次对城墙加高加厚,增强城墙的防御功能。江南州级以上的城市,一般均有内外两重城墙,城墙下宽上窄,环以护城河。除少部分山区县城之外,大多数的县城至唐末都修筑了城墙。江南城墙的修筑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它既是隋唐五代时期江南城市发展的结果,更是江南城市加快发展步伐的一个重要推动力。     

南宋时期江南城市工商业形态探析

南宋时期,江南城市的工商业形态发生了引人注目的变化。官营商业和民营商业,流通商业、批发商业和零售商业的互相结合,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城市商业和商品流通体系;手工业生产的主体由官营转向民营,在一定程度上也改变了城市产业结构与城乡经济关系;服务业开始从工商业中分离出来,形成相对独立的产业体系。这些都意味着江南城市已由单纯的商品消费地转变为集生产、流通、消费于一体的商品经济中心,从中可以进一步明了此期城市形态的变革。     

唐五代江南城市的园林建设及其特点探析

作为城市建设的一部分,唐五代江南城市修建了大量的园林。州级城市的子城筑起高楼,州衙按园林格局布置,建楼设圃,厅斋堂宇,亭榭楼阁,疏密相间,高低错落有致。苏州、湖州、杭州、金陵等城市,不但园林数量众多,而且建造技艺高超。城市园林的大量建造,使城市布局出现了较大的变化,扩展了城市的生活功能,引发了人们思想观念和文化意识的变化。江南城市大量兴造园林亭阁、开山凿池,是社会风尚的需要,同时和江南地区雄厚的经济实力分不开,是江南经济发展的标志。     

构建扬子江创意城市群的内生动力与成长策略

江苏首创建设扬子江创意城市群,这是一种新的制度型创新和地域生产力结构优化的前瞻性探索,是作为长江经济带“龙头城市群”的必然担当,是主动参与全球竞争并介入全球城市文化价值链高端环节的战略创新。城市发展需要一个具有“人文区位”价值空间的基础,即城市人文区位的“城市文化资本”属性。江苏沿江八市以长江为“轴”和纽带,虽然隔江相望,但是都已经提出全面跨江发展的具体要求和战略,而且能够明显地看出,在地域生产结构和格局上,以南京和苏州作为沿江八市城市群中的两个“发展极”,形成了一个在空间区位上具有特殊优势、在文化地理空间又有共性——“江南文化”作为同一性的文化底蕴,构成了一个中国经济最发达城市群的地域空间结构。可以通过创意产业的“淬火”与“城市文化资本”再生产,创造高质量发展的世界级城市群(带)关系,形成一个被发现、被创意和被整合创新的区域性经济文化共同体,构筑高端产业发展的世界级创意产业城市群。     

邺与中世纪东亚都城城制系统

邺是公元3—6世纪中国历史上的重要都城之一,其城由南、北二城构成,坐北朝南,布局规整,形制呈横或纵长方形。宫城位于都城北部中央,以宫城主建筑为基点设一南北中轴线,宫城、郭城相套呈“回”字形,主要建筑围绕基本点沿中线左右对称布置。城内街路纵横交叉,形成棋盘状街区,每一街区即一里坊,坊市位于宫城南之中线两侧,城门名按方位、四时命设,其设计规划反映出建造者的“天象”意识,力求“天、地、人”完美和谐。这一城制初具于东汉后期,经曹魏、后赵、东魏、北齐不断改进,最终在邺南城的制度中得到总结。邺城城制开启了隋唐都城制度,影响及于明清之北京;并于公元六七世纪传播至朝鲜半岛和日本,对平壤城、开城、汉城、藤原京、平城京等起了重要影响。东亚各国古都城制沿承因革,形成各自的城制系统,又因其共性,构成中世纪东亚都城城制系统,而这一系统的源头均在邺。     

浅论李覯的军事思想

李觏(1009—1059),字泰伯,北宋时江西南城人。家世寒微,自称“南城小草民。”自少颖悟过人,不慕荣利,发愤读书,留心当世之务。三十四岁,应试下第。次年,南城立盱江书院,被聘为师,学生尝数百人。四十二岁,经范仲淹等人推荐,充太学助教。四十九岁,充太学说书。五十一岁,权同管勾太学。是岁,请假归,卒于家。 李觏是北宋的一位著名思想冢,为后世留下了许多“有为言之”的著作,而其出发点在“愤吊世故,警宪邦国。”著作内容包括哲学、经济、军事、教育、文学诸方面。今存的《直讲李先生文集》四十卷,基     

近代日本“民族国家”论

个体的政治地位是决定国家性格的重要因素。近代日本的“国民”是一个矛盾的复合体。它一方面因缺乏主体性而表现为“臣民”,另一方面又实现了与国家的紧密结合。因为没有本来意义上的国民,近代日本就不能称为“国民国家”,而只能是“民族国家”。     

“图们”的口语读音及其来源

在延边,以“图们”命名的有图们市和图们江。图们市在本世纪20年代之前仅有10户人家,汉族称它为“下甸子”,朝鲜族则称它为“灰幕涧”,后因依傍图们江才称为图们。图们江则是中朝两国的天然界河。 图们的“图”字在今天延边人的汉语口语里并不读为tú,而一般则读tǔ。 “图”字读为上声调在普通话里是没有的,我们这里认定它是一种特殊的地名读音。这种特殊的语音现象表面看来是方音上的差异,其实则不然,在这个特殊的语音层背后潜藏着较     

民国三年:呼和浩特城市形态演变的历史转折点

民国三年(1914)提出的以发展地区经济为目的在归化城开辟商埠区的策略虽因社会动荡未能实现最初的构想,但绘制的“归化城开辟商埠图”中对呼和浩特城市道路体系的规划却为后期城市形态的演变勾勒出了清晰轮廓.呼和浩特城市形态在这一轮廓的限定下,依据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社会因素的作用向着适合自身规律的方向发展,从这一意义上,说民国三年是呼和浩特城市形态演变过程中的历史转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