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山诗学“以神理相取”论的美学阐释

“神理”是中国古典哲学与美学的一个重要范畴。明清之际的王船山论诗 也极重视“神理”，并提出了一个著名的“以神理相取”的诗学命题。本文认为，“神理” 指诗歌创作过程中被诗人发现的富有独创性的形神之间、主客之间、物我之间、情景之间 以及意象之间的某种诗意的联系。“以神理相取”则是指诗人应善于发现并传达出这种诗 意的联系。与此相关，“神理凑合”乃是指这种审美联系不是冥思苦想得来的，而是在诗 人与审美对象之间的审美感兴中发现的，因而是十分自然、毫无斧凿痕迹的。“以神理相 取”的结果是创造出情景交融、虚实相生、有无相生、韵味无穷的艺术意境与艺术理想。 可见，“以神理相取”说在船山诗学体系中属于艺术理想论范畴，它在中国古典诗学与美 学史上出占有重要地位。     

文化整合语境中的王夫之诗学

王夫之是明清之际一位集大成式的哲学家 ,也是这个时期一位重要的诗人和诗学理论家。他对中国古代哲学与诗学进行了全面的反思、批判与整合 ,以期重建文化中国尤其是儒家文化中国。在务实的基础上重建理想主义信念 ,是船山哲学思想的精神实质。其诗学主旨则是重构明末趋于僵化并遭消解的传统儒家诗学 ,其诗学基本特征为理性主义与直觉主义的内在结合 ,体现出道德乌托邦与审美乌托邦的完美统一。     

清人吕谦恒诗风辨

吕谦恒为明末书画家、诗人王铎之外孙,其诗学理念直承王铎.而王铎对明代诗学有拨乱反正之功.可以说,吕谦恒的诗学渊源及传承、变化,就是明清诗学风气演进轨迹的一个缩影,具有非常典型的作用.同时,前人对吕谦恒诗风的认识仁智各见,结论乃至完全相悖,故梳理吕氏诗风更见必要,对研究清代诗学具有重要意义.     

论明清三曹诗评的特点及其成因

明清诗评家在三曹诗歌审美风格、文体创造、品第抑扬等方面都进行了深入探讨,取得前所未有的理论成就。以"古朴雄健"、"俊逸婉约"、"清真婉曲"及"缠绵温厚"阐释三曹诗歌审美风格之差异,以重四言和乐府、重七言歌行、重文人乐府和六言诗概括三曹诗歌体式的创造性,而"扬操而抑丕、植"以及"扬丕抑植"与"抑丕扬植"之争论则在对三曹的抑扬品第中又表现出审美取向的差异性。明清三曹诗评逐步走向深刻与明清的诗学复古与反复古思潮密切相关。诗学复古思潮,推进了古诗文献的整理注释以及古诗选本的大量出现。而在诗学复古与反复古的较量中,建构明清学者自觉的文学"史"的意识,促进了诗学批评视角的转换。     

略论王夫之诗论中的诗创作心理学思想

明清之际的工夫之不仅是卓有影响的思想家，又是一位伟大的艺术理论家。可以说，明清之际的古典诗学，是王夫之集其大成而使之体系忏然的。由于他在文学批评史上的如此地位，学人们对其诗学理论作了分析和阐发，这些都是多视角、多侧面的。研读王氏有关著述，可发现他在古典诗学上的贡献除了现今学者们分析、阐发的诸方面外，是实际接触到了一个重要的课题——诗创作心理学。“相值而相取，一俯一仰之际，几与为通，而勃然兴芙”——论创作心理发生根源研究诗歌创作全过程，不能否认这么一个事实；诗人不对社会生活作出心理反映，是无论如何…     

含蓄蕴藉之美的发现:现代诗人的唐宋诗词观

与初期白话诗派相反,象征派与新月派既有深厚的中国古典诗歌修养,又对西方浪漫主义、象征主义等诗学有着较深的研究.他们之所以接受西方浪漫主义、象征主义的诗学观念和审美趣味,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其对中国传统诗歌的阅读与修养所形成的审美心理结构.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象征诗派,倾向于象征诗风,但却同时受到浪漫主义诗歌的浸染;而此期的新月诗派则醉心于浪漫主义诗歌,但也深受象征主义的影响,因此,他们是最早对胡适的诗学观念表示不满的诗人.他们往往能够站在"诗之所以为诗"的审美立场来观照唐宋诗词,发现"含蓄蕴藉"之美才是唐宋诗词之最可取之处.     

唐宋诗学岭南意象的时空思维与生命审美抒写

唐宋诗学中的岭南意象彰显了唐宋文人诗性之生命品格,其时空思维模式恰是诗人的情感心理模式的投射.唐宋诗人将自己的历史意识、人文关怀、政治抱负、生命理想投射于自然的方位、地理的幅度之中,使岭南也具有了地理意义和纯审美的功能.从岭南之时空体验中,可以看出唐宋诗人生命审美抒写的不同形态、唐宋诗学生命审美精神与观念的转化及唐宋文化思想、人文精神的变化.     

从步武到开新：明清时期石湾陶发展探赜

模仿是创造的起始，但在艺术创作中，不能仅对前人作品或其他优秀作品简单复刻，而需基于现状对范型和自身作品作深入思考，进行扬弃后再立新。明清时期是石湾陶高度繁荣发展的阶段，其品类、造型、工艺、釉色和装饰手法都呈现出兼容并包又具创新的特点。模仿只是手段，绝非目的，石湾陶工在对其他窑口进行有选择的模仿借鉴后，逐渐在实创中赋予了石湾陶新风气，彰显出“集百家之长，成一家之美”的“石湾精神”。     

诗教和政教之间的两难——沈德潜的《国朝诗别裁集》编选和格调诗学的文化意义

风雅诗学的复兴和变异,是清代文学发展的一条线索。风雅诗学变异之原因,是道统、文统与政统之矛盾,而诗教与政教之矛盾在乾隆时期开始变得明显。乾隆时期的诗人沈德潜论诗主格调,宣扬温柔敦厚之诗教,而将忠君爱国认为是儒家诗教之核心。沈德潜的＂雅正＂审美理想,既为对朝廷所倡导的审美风尚之响应,亦为风雅诗教之主动回归。但沈德潜又想超越政治而谈诗,其诗学中潜在的矛盾,在《国朝诗别裁集》编选中得到充分体现,也正是这种矛盾引起了乾隆帝的不满。沈德潜的晚年和身后遭际,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文统、道统与政统之纠葛。     

艾略特诗学理论对中国20世纪三四十年代现代新诗的影响研究

艾略特自从20世纪20年代被介绍到中国后,对中国新诗产生了巨大影响,通过译介和模仿,艾略特诗学在三四十年代先后影响了新月派、现代派、九叶派.在批评上,他的传统现等诗学主张促使中国新诗批评家思考传统与现代的关系问题,探索新诗现代化道路上的系列问题.由于中西文化具有巨大的差异性,艾略特对中国的影响具有特殊性,甚至出现被中国诗人和诗论家"误读"的现象.     

明清诗坛论争与元和诗歌选录——以元和十大诗人诗的入选和体裁分布为中心

明清时期,随着诗学思想由界分唐诗、独尊盛唐向打破疆域、变化融通发展,元和十大诗人诗在唐诗选本中的入选量也表现出由低迷渐次增高的变化.通过对13种具代表性之明清选本所收元和十人2609首诗的分析,一方面见出其与宋元选本的承接和若干差异,另一方面从诗体分布上得出结论:元和十人最被选家看好的诗体是七绝,达658首;以下依次为五古、七古、七律、五律、五绝、五言排律等.而就每种诗体之代表诗人言,七古之韩愈、李贺及张籍、王建、元稹、白居易,五古之孟郊、柳宗元、韩愈,五言排律之白居易、元稹,七言绝句之王建、刘禹锡,五言律诗之贾岛,均各占胜场.而就总体看,十人的古体选量又远远超过了近体.由此而言,元和十大诗人诗在明清选本中的入选状况和体裁分布,大致与其创作实绩及其在诗学批评领域的相关接受相吻合.     

中西比较诗学艺术典型观摭谈

中西比较诗学艺术典型观摭谈杨立民陕西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无论华夏诗学还是西方诗学都曾建构了各自的艺术典型观。两者既有共同之处，但又因各自不同的历史及文化传统，而有很大不同。如何在两者的根本迥异处着眼，探析其所以然的成因，从而在更高的理论层次上概括融...     

唐湜的诗学观

唐是创作与评论两栖的诗人兼批评家。在九叶诗人群体中 ,唐的美学追求有着鲜明的个人风彩。作为诗人 ,他积极的从事新诗形式的试验 ,作为批评家 ,他注重审美的印象批评 ,他把批评当作“一种感情的旅行 ,一种沉思的试验。”1他既重视对自己的诗歌创作探索进行理论上的总结与提升 ,又注意观察诗坛的创作动向 ,对同时代诗人的创作活动加以审美的观照 ,由这样的艺术实践出发 ,并经由与中西方文论资源的结合 ,唐形成了自己的诗学观。一、“融合”——唐诗学观的一个基本点　　唐曾说 :“诗人的最高理想该是人我不分 ,浑然一致 ,生活经…     

方以智诗学思想新论

方以智在明清之际诗学嬗变中有重要作用,其诗学也长期受人关注.然而仍有一些重要思想为学界所忽视.方以智被学界忽视的思想主要有以下几方面:肯定变诗的价值与地位,尤其是肯定盛世变诗的意义;重视诗歌的声律,认为声音可以通于诗之神;重视取法于前人,但同时要超越于前人之成法.他还以为,诗歌的情感只有达到能使人为之生、为之死的程度,才能感动读者,但不要沉溺于情感而不可自拔,要能够节制自己的情感.他的这些见解多有深刻的辩证性,不仅是对传统诗论的反思,而且大都伴随着对明代主要文学现象台阁体、七子派、公安派、竞陵派等经验的总结,有的思想还直接开启了清代桐城派的重要文论.其在思维方式上则能够兼综百家,从一定程度上摆脱了明代文坛门户纷争的恶习.对这些诗学思想的研究,对于全面理解方以智诗学思想在当时的独特价值及明末清初文学思想的嬗变均有重要意义.     

明清主流诗学的转移——论王渔洋对明代七子派的继承

明代七子派与清初王渔洋之间的传承关系是文学史上的一桩公案,前人有“清秀李于麟”之说。实际上,王渔洋所继承的不是七子派中的主流一脉,而是崇尚古澹的非主流一支。从诗学主张上讲,神韵取代格调乃是实现了古典诗学的三大转移,即:一,创作题材由社会生活转向自然山水;二,诗歌内容由关心国家、社稷转向关注个人性情;三,诗学价值观由社会功用转向艺术审美。     

杜甫陇右诗与盛唐晚期审美文化风尚

杜甫陇右诗在主题趣味和艺术风貌上展示了重要的变化。这种变化与诗人的现实经历与处境有直接关系,同时也与盛唐晚期独特的审美文化风尚息息相关。杜诗里诗学精神的变化也对中晚唐乃至宋代的诗歌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古典诗学中“清”的概念

本文侧重于阐释“清”的诗学内涵 ,同时对于“清”在诗学中的特殊位置、确立以及展开进行了分析和勾勒。作者认为 ,“清”在中国古典诗学中既是构成性的概念 ,与诗的本质论、创作论相关 ,又是审美性的概念 ,与诗的风格论、鉴赏论相联系 ;它集中地体现了中国古代文人的生活情趣和审美倾向 ,并在某种程度上与古典艺术的终极审美理想相联系 ;“清”在其形成和确立的过程中分别被注入和赋予了各个时代的美学精神 ,具有由长期的历史积淀而形成的基本内涵 ,就其正价部分而言 ,是诗歌语言的明晰省净 ,诗人气质的超脱尘俗 ,立意与艺术表现的新颖 ,此外还有意境和情趣的凄冽和古雅等 ,而其负价部分 ,则是单薄浮弱 ;“清”在诗学史上是一个相当开放的审美概念 ,有广泛的包容性 ,其派生能力极强 ,进一步整理和研究这一概念的衍变和内涵 ,是今后古典诗学的一个课题     

古代诗学视阈内的“野”范畴

"野"是中国古代诗学的重要范畴之一。先秦时期,儒家之"野"与"文"、"礼"相对,侧重人性伦理;庄子之"野"与自由、自然相通,强调质朴的自然形态。在魏晋玄学思潮的影响下,庄子之"野"开始运用于文学批评,成为诗学审美范畴。司空图《诗品》中提出的"疏野"是唐代诗学重要的审美标准,宋人对"野"字及相关意象的广泛运用既是其学陶的重要表现,也是宋诗平淡风格形成的重要原因。元明清时期,"野趣"成为文人的重要心理归属和审美情调的惯用提法。     

从兰亭集会到竟陵八友－东晋南朝家族诗人群与“唯美”诗学的蜕变

本文探讨家族诗人群体活动对于东晋南朝诗学的作用和意义,从一个新的角度研究这一特定时期诗学的发展规律.认为诗歌创作从东晋玄言诗、晋宋山水诗,到齐梁永明体、宫体诗的嬗变,和南渡家族诗人群体自然山水美的发现、才华的竞赛、追求诗歌的审美娱乐作用的精神息息相关.     

论经学与魏晋诗学的关系

经学与魏晋诗学的关系,主要表现在儒家经典诗学对魏晋诗学的深刻影响以及魏晋诗学对儒家经典诗学的重新阐释上,二者形成了一种生生互证的关系。魏晋诗学无论是以宗经为核心的社会价值论,以尚德为核心的主体价值论,还是文质为核心的审美构成论,以雅颂为核心的审美范式论,都直接接受了儒家经典诗学的影响。然而,魏晋诗学的价值观念、理论形态、审美风尚又都渗透着特定时代多元文化的因子,如援道入儒的思想倾向,艺术创新的审美追求,《诗》《骚》并重的审美取向等,这使得魏晋诗学在对前代诗学的因袭中又投映着“人的觉醒”和“文的自觉”的时代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