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章学诚的史学变革思想及创新主张

章学诚批判地继承了刘知几的史学变革思想,反对把旧有的史书体例当成是“科举之程式,官府之簿书”,袭用成法而不知变通,主张效法司马迁“圆而神”的作史旨意。写史要融会贯通,富有创见,体例上要灵活变化。提出了一系列改造纪传体、编年体史书的主张,并在编修方志上实践了他的创新主张。     

《宋史·本纪》的系时特点

自司马迁《史记》创立了纪传体的典范后，一千多年来纪传体一直被历代封建王朝奉为正统，与中国封建制度相始终，其影响可谓深远。纪传体史书分为纪、传、志、表四部分，各部分体裁、内容互不相同，其修纂之笔法义例亦各不相同。本纪以帝王为核心，以编年为形式，提纲挚领，为一代史事之大纲，在纪传体史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编纂方式上也自有它的特点。了解和认识这种文体的编纂体例、书法特点，对于正确阅读和使用本纪十分必要。我在考订《宋史·本纪》时，发现不少学人将《宋史·本纪》本来无误的记载说成有误，由此而致变是为非，厚诬…     

浅谈大事记的写法

大事记是记载当年的大事或一定时期的大事。其体例大致有四种：编年体、纪事本末体、记述体和分类编年体。所谓编年体，指的是以时系事，也就是按照事情发生的绝对时间，逐月、逐日记述，它比较强调时间概念。纪事本末体则着重于事件的始末。记述体则有记有述，“即取一段时期内，从中概括成若干重大史实，以每一个史实作一专题，记述该事件发生经过的时间和概况”。分类编年体，只不过是编年体加分类而已。从历史发展进程看，四种写法各有所长。现在通常的写法采用编年体，这种体例的长处是：基本上是以时间的先后来记述，一般记而不议，在…     

药石与梁肉──谈法律与道德

药石与梁肉──谈法律与道德肖为’９５国际辩论法律与道德孰最重要，各执一端，相持不下。笔者在此就法律与道德说点粗浅看法。《汉书》云，为国之法，有似摄身，平则欲养，疾则致攻焉。夫刑罚者，治乱之药名也。若德教者，兴平之粱肉也。以德教除其残，是以粱肉治疾也。...     

中国传统学术史的分期及其思想特点

中国传统学术史从内容上看,它们概括和总结的历史学术思想及其源流属于以儒学为主体,儒、佛、道诸家兼综的传统文化范畴;形式上,它基本采取“寓论于史”的实证方法,并体现为编年体、纪传体和纪事本末体这三种编纂体例。从思想文化角度看,它有三大特点:一是立足现实的经世思想。二是争立学术正宗的“道统”意识。三是注重历史反思的批判精神。     

古代游冥故事的“实录”叙事特征

游冥故事继承了中国文言小说受史传文学影响的传统，同时也是对文言小说史学“印迹”的扩展延伸。作为以超现实为表现内容的冥界游行故事，在叙述方式、体例等方面表现出史家“实录”的某些特征，显现出受史传文学影响的痕迹。形成这种特征的原因非常复杂，中国传统文化重史氛围的薰染，汉魏以来社会民众对幽冥鬼神的态度、创作者写作的主观宗旨、小说自身在发展过程中小说观念的演变等因素，无不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游冥故事的创作。     

略论《文赋》对我国古代文论表述方式的贡献

一个理论门类，一种学术理论，不仅要有正确的观点和完备的体系，还要有与之相适应的表述方式，也就是今天常说的外化形态。否则，这理论就只能是一种不成熟的个人思维。陆机《文赋》对我国占代文论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其中很重要但又为研究者所忽视的一方面就是表述方式。表述方式，对于文学创作来说，完全属于形式方面的范畴，而对于文学理论则并非如此。它既影响或决定形式的某些方面，也影响或决定内容的某些方面，具有二重性。可以说它是形式与内容的结合部，也可以说它是形式与内容的焊接点或共用层。因此，本文的探讨实际包括两部分：…     

文心雕龙史传篇辨读——刘勰对史传编修的理论贡献

《文心雕龙·史传》篇深刻地阐述了史传编修的思想原则、编写体例以及史料的鉴别和运用等重要的理论问题,在中国史学史上第一次完成了对“史传”编修问题的学术性探讨,它对于现代各种史志、人物传记等方面的编修工作,无疑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史传文学创作动力论

本文认为，史传作为叙述文体，它的生产动力主要有第二自然的召唤、发抒个人情志和垂鉴以劝戒三种动力。人类本质力量中创造第二自然的冲动和需求，是史传产生和发展的深层的、也许并非每个撰述者都会意识到的动力；撰述者情志的发抒、生命的对象化是史传生产更为真切、实在的动力；垂鉴与劝戒则是史传生产更为显著、且堂而皇之的动力和目的。这几种或里或外的动力合成了一股强烈的驱动力，带来史传的繁荣。     

关于文学史中的几个问题——对《宋代诗话选读》的批评

张福勋著《宋代诗话选读》出版发行之后,周振甫先生阅后,于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一日亲笔写信给著者,信中对中国文学史中某些长期争论不休的热点问题,诸如陶渊明《读山海经》“刑天舞干戚”说、蔡琰《胡笳十八拍》是否为后人拟作、对黄庭坚、西昆体诗论诗作的评价,李白与杜甫孰优孰劣等问题,以及古代诗论中某些重要问题,诸如诗人的想象与诗评家的拘执、自然高妙说、情景交融说等问题,都发表了自己的意见。有的意见,补时人不足,有助于探讨千百年之公案;而有的意见,则拨开迷雾,现出庐山本来之面目。为飨读者,我们征得了他的同意,特发表于我刊。并请张福勋同志代为作注。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