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马克思正义理论的内在张力

马克思正义理论的内在张力是以“现实的人”的实践活动构成的社会历史发展变化的事实在正义价值判断中的辩证反映,是作为价值判断的正义对发展着的社会历史的辩证把握和引领,在正义价值与实践事实之间的“适应-紧张-发展-引领”的辩证关系,在正义理论的演进中,又体现为个体与共同体,阶级性与人类性,价值性与事实性之间的辩证统一.马克思正义理论的内在张力深刻体现了历史辩证法,它既是马克思正义理论的特质,又构成了马克思正义理论发展的活力,尤其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具有一定的实践指导意义.     

关于自然权利的哲学反思

自然具有内在价值,但从传统事实与价值区分的“休谟问题”看,自然内在价值只属于“休谟问题”中的“事实”范畴,而自然权利属于“价值”范畴,它才是非人类中心论体系中最核心的概念。另一方面,某主体是否会出现道德权利问题的充分且必要条件在于它是否存在于一定伦理关系中,而进入伦理关系的根本资格在于此主体具有内在价值。自然内在价值的存在表明自然物具有这样的资格,因此,自然权利是成立的。从“自然内在价值”这个“事实”、“是”,以一定中介或条件,能够推导出“自然权利”这个“价值”、“应当”。确认自然权利概念,应该并能够成为人类的共识,这对我们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生活实践的二重维度——理性与非理性

人类在社会实践活动中,通过大脑的意识活动获得关于事物的概念,并用已形成的概念进行判断、推理,进而形成关于世界和自我意识的认知图式及思维框架。本文通过对理性和非理性的对话,来分析、界定理性和非理性本能冲动的活动极限,以及对人类生活实践的影响;通过对理性之后神秘的本能冲动探究,寻求获取意识有效正常活动的方法;拓展对非理性的认识,使理性能走出非理性负面本能冲动的魔障,正常地实践活动,为追求幸福生活,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     

人性问题刍议

一 在对人性的理解上,一个突出观点就是强调的人自然本性,如中国古代的“生之为性”“食色性也”的论调以及当代西方佛洛依德的学说等,都是看重人生来具有的本能欲求,把它看作是人性的一块重要基石。 人来到世上,他的最初存在形式就是一块血肉之躯。他的心脏跳动,血液循环,伸胳膊踢腿,要吃要喝。在这个小生命中,确实具有一系列不学而能的动作,先天而来的欲求,存在着各种本能欲望,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人作为一种存在物也具有物质性,这种物质性体现在哪里呢?恐怕首先就体现在他的血肉之躯上,体现在这块血肉之躯所具有的各种功能上。正是通过这块血肉之躯,人才在大地上扎下了他的物质之根。因此,说到人性时,忽视和抹煞人的物质之根,排斥人的本能欲求,是非常错误的。 当然,人是万物之灵,万物之中唯独人有灵,人因这个“灵”而骄傲、而自豪。但是,人的这个灵不是凭空存在的,灵的存在需要以“肉”的存在为前提。在人类历史上,确实发生过高扬灵、诋毁肉的现象。不说欧洲中世纪宗教的禁欲,就是启蒙运动,高举人类理性的大旗,但对人类肉体的需要却不屑一顾。对于这种偏颇,席勒早就表示过强烈的抗议。他认为,感觉先于意识,人首先是作为感性存在,然后才开始理性活动。既然人生而是一种感性存在,那么,自然创造人     

车尔尼雪夫斯基美学与艺术理论管窥

车尔尼雪夫斯基批判黑格尔的“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针锋相对地提出“美是生活”这一具有鲜明唯物主义色彩的命题，但由于它是建立在费尔巴哈哲学基础上的，“生活”的概念主要指的是人的自然生命的欲求和发展，排除了社会实践的丰富内容，致使在对艺术与现实的关系、艺术的木质、艺术的幻想等判断上出现了严重偏颇和矛盾。由此人们得到的认识是缺少科学的哲学基础，不可能建立起一门经得起时间考验的美学和艺术理论。     

自然审美“恰当性”辨正

学界一般认为,自然审美“恰当性”概念是卡尔松提出来的,而事实并非如此。史密斯首先将该概念用于对艺术与自然欣赏方式的“外部”比较;但后来被卡尔松引导至相反方向,转向对自然欣赏“内部”的审美依据进行评判,“恰当性”概念的独断化进程也由此启动。随着独断化蔓延至审美判断和审美实践领域,更多理论混乱接踵而至。造成上述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逻辑上的“语义错位”和审美上的“认知决定论”。梳理“恰当性”概念的缘起,可还原“恰当性”作为不同欣赏方式“外部”比较者的原初角色;追溯独断化起点,批判性分析引发该现象的语义错位和认知决定论根源,可以让“恰当性”概念以合理方式承担起对于“审美依据”“审美判断”与“审美实践”的评判者角色,从根本上解决卡尔松造成的该命题的独断化问题,同时推动自然审美研究由单向决定模式向多元交互模式转变。     

裁判事实与案件真相——从“彭宇案”真相浮出入手

"彭宇案"真相的浮出引起了人们关于裁判事实和案件真相关系的深入思考。裁判事实不同于案件真相:前者是裁判者的一种主观性命题陈述或判断,具有可谬性;而后者则是案件已经发生过的客观情况,具有真实的客观给定性。基于维护司法裁判正当性和提高民众司法信任度的要求,裁判事实应当最大程度地符合案件真相,具体实现路径有三:一是应当明确裁判者认定事实的内在理性思维进路,二是应当有效导控裁判者认定事实过程中的非理性因素,三是应当配置科学的裁判事实认定的外在程序。     

诉讼证明标准新议

由案件提出的事实命题或所作的事实陈述是否“事实”或“真实”,取决于两方面一是命题或陈述关涉自然意义的事实内容须具有客观实在性,即是“客观真实”的;二是命题或陈述关涉社会意义的事实内容须具有法律正当性,即是“主观真实”的。“客观真实”在法律上有一评价标准,依经验实证的证明形式来证明,此法律标准就是诉讼证明的盖然性标准;而“主观真实”须在公正程序保障下,通过对话与沟通来达成,是人们普遍认可的法律价值判断上的“共识事实”。因此,诉讼证明的标准必定是“法律真实”标准。     

试论中国早期儒家的人性内涵——兼评“性朴论”

性是儒家哲学的核心概念.它的基本内涵包括生存之初和气.早期儒家之性,或是“浩然之气”(孟子),或是不正之“材”(荀子),或是正邪兼备之“质”(董仲舒).气的不同属性意味着性不是初生的白纸,而是具有规定性的事实.它对成人具有基础性作用.故,性不仅有性质功能,而且具有性质的内涵.性是性质.作为性质之性,显然不能够被理解为“朴”.“性朴论”的标签是不符合事实的.     

关于作为思维形式的指令的探讨

关于作为思维形式的指令的探讨武高寿一、“规范判断”的矛盾不少逻辑书上都讲到了“规范判断”的内容。然而，所谓“规范判断”的提法是经不起认真推敲的，它是一个不合乎逻辑的概念，因而是一个不科学的概念。因为它作为判断的一种，却既不具有判断所应该具有的本质属性...     

法律价值推理的方法及其公理

在法律推理过程中,人们可以通过行为使结果“出现”(由无到有)、“保持”、“消失”(由有到无)的变化来发现当事人之间权利与义务关系的变化,并通过对之进行行为功利、准则功利或系统功利的价值评价,从而就会发现生活事实的法律意义,使生活事实转换为法律事实。事实到价值的判定公理、价值到善恶以及善恶到规范的转换公理填平了事实判断与规范判断之间的逻辑鸿沟,实现了由事实判断向规范判断的过渡,打通了事实判断向规范判断转换的逻辑通道;价值强度公理和选择公理有效地解决了法律推理中的价值冲突问题。这些方法和公理就是法律推理具有科学性、合理性、正当性的逻辑根据,就是从案件事实之“是”推出当事人之“应当”的逻辑机制。     

作为非理性的偏见何以可能——理性主义的偏好及其对西方跨文化传播的影响

偏见在本质上是非理性的,这种认知罔顾事实和对话,是主体自身情感、信念和无意识等非理性因素固有缺陷之外化表征。在西方跨文化传播中,东方被贴“标签”及至遭遇刻板偏见,乃为一般事实。直面此种现象,政治学、新闻传播学等学科的逻辑搭建多囿于政治理念、国家利益、大众传媒等视野,相对疏于社会文化心理进路的考察。理性主义构筑了西方文化的精神柱石,展现出西方社会“意欲”向外投射的根本要求,推动了现代性进程,但主客体之间的内在危机也引致西方跨文化传播陷入“他者化叙事”泥淖。这不仅体现在西方媒体建构东方形象的非理性修辞和话语表达,而“东方主义”作为西方跨文化传播的底层逻辑,其概念内涵及生成机制与理性主义偏好之间的深度关联,更隐喻出省思理性主义对西方话语生产的影响还需扎根理念空间。     

融通与扩散——面向“全球化”的中国文化定向战略

一、全球化：作为一种战略与规划 “全球化”迄今为止还主要是一个从西方发出的知识与权力互相结合的概念,它一定程度上具有单维的定向性,还不是一个真正“全球性”的概念。我把“全球化”视作四个方面的统一：１．它是一种规律与冲动;２．它是一种事实与现象;３．它是一种过程与节奏;４．它是一种战略与规划。作为一种规律与冲动,它是资本与市场突破地域束缚的持续努力。国家等暴力手段是它的工具,当它在一定地域范围内开始生长时,它需要在这个地域范围内的权力与制度的保护,并在它的炮舰导引下实施扩张。但是多元资本、市场与相…     

"全球伦理"的臆语与"乌托邦"思维--对"普遍性"的一种思考

全球伦理是人类在现代性与后现代语境下对“普遍性”的追寻 ;这种追寻描绘着人类精神的历史轨迹 ;“全球伦理”的积极意旨 ,也难以使其摆脱思想文化悖伦的缠绕 ;但是 ,对“普遍性”的欲求仍是人类千年不改其宗的宿命。     

论原初事实与制度性事实

“事实”是一个重要的框架性概念。凡能够使得某陈述为真的任何东西都是事实。对事实的表达离不开陈述,但事实并不是陈述;事实也不是事物自身。原初事实是独立于人类制度而存在的事实;制度性事实的核心要素是集体意向性。集体意向性并不能为其所指向的对象增添任何物理的、化学的或生物的特征,它唯一增添的是地位功能,而这种地位功能又必须要有原初事实作为其载体。虽然任何事实都是客观的,但原初事实与制度性事实的客观性却有所不同。     

科学如何构建秩序的宇宙——基于卡西尔的“符号形式”解读

科学在卡西尔符号哲学体系中占有重要的位置,被认为是人类文化最独特的成就。卡西尔的符号形式所具有的功能性、建构性和生成性同样在科学符号中被体现出来。尽管科学的基本要求是普遍性和确定性,但作为科学语言的“数”的概念早期却与人的空间直观、时间直观和语言发展紧密相连,体现了人的主体性的成就和鲜明的精神印记,从而使世界进入到宇宙的逻辑和有序的状态中,依照其本性进行运作。从直观表象的数发展到具有逻辑关系的序数的数,再发展到具有类的概念的数,人类精神由此获得了关于数的智性原则。科学形式中“数”与“关系”的概念,体现了符号形式的建构性和关系性的特征,使得科学知识在它自己的领域内被确证并实现了人类精神的普遍结构法则。     

“事件”的前生后世——评齐泽克的《事件》

“事件”不仅是一个源自德勒兹、德里达、巴丢的后现代概念,它的身影同样反映在亚里士多德和弗洛伊德的悲剧论、柏拉图和拉康的爱情论、本雅明的历史论中。结合以上思想和齐泽克《事件》一书,可以指出事件是一个奇迹性、神圣性、救赎性的罗曼蒂克概念。第一,它是人类无意识的突破口,洞穿幻象和重塑现实的契机;第二,它显现为闪烁柏拉图理念之光和充满诗性创造力的癫狂爱情或洋溢现代革命精神的“弥赛亚”;第三,它是试图抵挡资本主义进步风暴的历史唯物主义者的救赎姿态,是历史化进程中的裂口和隔阂,具有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中反抗命运的悲剧意味。     

超越“事实”与“价值”之紧张:在普特南的视域中

“事实”与“价值”的二分虽业已成为现代西方道德哲学一个很重要的教条,甚至构成了现代西方政治哲学的根本前提,但是这种彻底割裂、极端二分以致二者紧张对峙的做法却不断遭到质疑与反驳.比如普特南就立足于实用主义转向后的基本立场,从认识论、伦理学和科学哲学的角度对事实与价值的二分法予以了激烈的批判.在认识论层面,普特南通过批判古典经验主义和逻辑实证主义的事实观念从而瓦解事实与价值二分法的认知基础;在伦理学层面,其通过对“混杂的”伦理概念的阐扬从而显明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之间的缠结;在科学哲学层面,其通过消解科学和伦理学之间的紧张从而揭明科学并非价值无涉,价值判断对于科学实践不可或缺.     

互联网与国家安全

在这个世界上,安全尽管是人们的一种最底层的心理欲求,但它还远未做到唾手可得。在很多时候,它甚至都不是可以轻易享有的常态秩序。无论对于个人还是群体来说,对安全的欲求感从来没有减轻过。这种对安全的强烈欲求其实植根于对不安全境遇的巨大焦虑：资源稀缺的残酷事实和人类天性中的自利倾向使得数千年来地球这个家园始终战火不断,动荡频仍。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考察,这种焦虑既可能是真实的,也可能是虚幻的;既可能是当下的,也可能是潜在的。扩大到国家这个角度看,安全是国家的根本利益所在。国家的正常而有效的存在是实现其他一…     

从非理性视角看萨特对马克思主义的“补充”

萨特的存在主义强调人的自为性,追求人的自由,带有浓厚的非理性主义气息。萨特认为马克思主义存在“人学空场”,企图用存在主义“补充”马克思主义。他主张用“存在第一性原理”代替“物质第一性原理”;用内省体验式的认识论取代能动的反映论;用非理性意识活动的人学辩证法代替唯物辩证法;用以“匮乏”为发展动力的“历史人学”代替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不存在“人学空场”。当萨特把脱离生产方式的人的非理性主观因素当作历史发展的绝对基础时,就注定了他“补充”马克思主义这一梦想的破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