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书》校议(十六)

《卷九·后废帝纪》　　 (元徽二年 )五月……甲午 ,抚军典签茅恬开东府纳贼。 (中华书局 1974年 10月版点校本 ,第 182页 )按 :中华书局点校本《校勘记》云 :“‘抚军’ ,《南史》作‘车骑’ ,《建康实录》作‘护军。’”考《南齐书·高帝纪上》载此事亦作“车骑典签” ,《通鉴》卷 133则云 :是时“抚军长史褚澄开东府纳南军” ,《考异》云 :“《宋书》作‘抚军典签茅恬开东府纳贼’ ,《南齐书》作‘车骑典签茅恬’ ,盖皆为褚澄讳耳。今从《宋略》。”今考褚澄乃齐开国元勋褚渊之弟 ,澄此后又仕齐至尚书。《宋书》成于齐初 ,萧子显又为齐之…     

金“上古城”非“上京城”考

《金史》卷一○三《细石烈桓端传》：“贞柏三年蒲鲜万奴取咸平、东京沈、澄诸州,及猛安谋克人亦多从之者。[四年]三月,万奴步骑九千侵婆速近境,桓端遣都统温迪罕怕哥辇击知之。四月,复掠上古城,遣都统兀颜钵辖拒战。”原文中的“三月”、“四月”与贞相三年下文连书则误,应是四年三月万奴“侵婆速近境”,四月“复掠上古城。”中华书局点校本《金史》把“复掠上古城”的古字改为“京”,并云：“惊’原作‘古’。按本书卷一二二《温迪罕老儿传》,‘蒲鲜万奴攻L京’。又卷一二八《给石烈德传》,‘蒲鲜万奴逼上京。’今据改”。此为…     

《南齐书》考疑(七)

《卷一·高帝纪上》迁员外郎、直阁中书舍人、西 (陵 ) (阳 )王抚军参军、建康令 (中华书局 1972年 1月版点校本 ,第 4页 ,下同 )。按 :中华书局点校本《校勘记》 :“张森楷《校勘记》云 :‘终宋世无西陵王 ,“陵”当为“阳” ,各本并讹。’按《宋书·豫章王子尚传》 ,孝建三年 ,年六岁 ,封西阳王 ,大明二年 ,加抚军将军。作‘西阳王’是 ,今据改。”考《宋书·孝武十四王传》 ,孝武帝次子子尚于孝建三年封西阳王 ,迁北中郎将、扬州刺史 ,大明二年加抚军将军。建康为扬州之属县 ,故萧道成乃得以子尚抚军府佐而领建康令。然员外郎与直阁中书…     

《宋书》考疑（十四）

《宋书》考疑（十四）丁福林《卷八十八·薛安都传》转太子左卫率。（中华书局１９７４年１０月版点校本，第２２１８页）按：点校本《校勘记》云：“‘左卫率，，《南史》作‘右卫率’。”今考本书《申恬传》云：“大明元年，虏寇兖州，世祖遣太子左卫率薛安都、新除东阳...     

关于“寇犯阙里”问题的商榷

曲阜方志等书有金朝末年“寇犯阙里”,火焚孔庙的记载。这里“寇”究指什么人?向来说法不一。有的说是蒙古兵,有的说是“红袄军”。前段有的同志著文论证“红袄军”说,断定这次火烧孔庙的是红袄军。对此,我们有不同看法,这是关系到实事求是地对待历史事实的问题。现就此问题提出一些粗浅的看法,就教于读者。“红袄军”说的论据是乾隆三十六年刊行的《曲阜县志》,该书云: 贞祐二年春正月,寇犯阙里孔子庙,毁手植桧“。《孔庭纂要》云:殿堂庑廊,灰烬什伍,手植桧三株,亦被毁”。对这条材料应注意两个问题:1。《曲阜县志》是以《孔庭纂要》为兰本的,《县志》     

太平天国没有改“六经”为“六韵”——与白坚同志商榷

白坚同志的《太平天国改“六经”为“六韵”考》一文(见本刊1980年第4期),为证明罗尔纲先生所提出的洪秀全《改定诗韵诏》中的“诗韵”就是《诗经》,引用了洪仁玕《钦定军次实录》两段批评“八股六韵”的话为新证,下结论说:“‘六韵’即‘六经’无疑。由此可见,改‘六经’为‘六韵’,确是太平天国当年故事。在《改定诗韵诏》中,《诗韵》即《诗经》也可以论定了。”对此,特提出不同意见如下: 一、洪仁玕所批评的“六韵”,并非“六经”,而是指科举考试的试贴诗。试贴诗源于唐代,直到明清仍与后起的八股文相辅而行,是科举必试的项目。因其通常规定为六韵,也有八韵,故多被称为“六韵”。这与制艺文章有八股或六股,而通称为“八股”是同理的。太平天国制度有不少异于清朝之处,但其科举考试形式基本照搬清朝。张德坚《贼情汇纂》(下简称《汇纂》)说太平天国“试文亦如八股,诗则试贴。”(《太平天国》(三)112页)     

“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考异

关于匈奴的起源,《史记·匈奴列传》说: 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唐虞以上有山戎、猃狁、荤粥,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转移。 唐司马贞的《史记·索隐》引“张晏曰:‘淳维以殷时奔北边’”。又引“乐彦《括地谱》云:‘夏桀无道,汤放之鸣条,三年而死,其子獯粥妻桀之众妾,避居北野,随畜移徙,中国谓之匈奴’。其言夏后苗裔,或当然也’。故应劭《风俗通》云‘殷时曰獯粥,改曰匈奴’。又服虔云‘尧时曰荤粥,周曰猃狁、秦曰匈奴’。书昭云‘汉曰匈奴,荤粥其别名’。     

“责于人”与“择人”

《史记·货殖列传》云:“朱公……乃治产积居,与时逐而不责于人。故善治生者,能择人而任时。”唐司马贞《索隐》曰:“谓择人而与,人不负之,故云不责于人也。”此解义甚含糊,故今人晏炎吾解“责”为“债”,谓:“‘不责于人’者,谓不贷子钱。”“‘择人而任时’即‘释人而任时,。亦即‘与时逐而不责于人’,言异而实同。”(见《华中师范学院学报》1981年第1期)今按,以“债”释“责”,以“释”释“择”,似嫌迂曲。《说文》:“责,求也,从贝束声。”“责”之本意为“求取”,《左传·桓公十三年》:     

《南史》考疑(六)

《卷三·宋本纪下》(元徽 )二年夏五月……甲午 ,车骑典签茅恬开东府纳贼 ,贼入屯中堂 (中华书局 1975年 6月版点校本 ,第 86页 )。按 :“车骑典签茅恬开东府纳贼” ,《南齐书·高帝纪上》同 ,而《宋书·后废帝纪》则作“抚军典签茅恬开东府纳贼” ,《建康实录》卷十四作“护军典签茅恬开东府纳贼”。今考《通鉴》卷一三三云 ,是时“抚军长史褚澄开东府纳南军” ,《考异》云 :“《宋书》作‘抚军典签茅恬开东府纳贼’ ,《南齐书》作‘车骑典签茅恬’ ,盖皆为褚澄讳耳。今从《宋略》。”据《南齐书·褚渊传》 ,褚澄乃齐开国元勋褚渊之弟 ,且…     

《谈艺录》辨正一则

王国维《杂感》诗：“侧身天地苦拘挛，姑射神人未可攀。云若无心常淡淡，川如不竞岂潺潺。驰怀敷水条山里，托意开元武德间。终古诗人太无赖，苦求乐土向尘寰。” 钱钟书《谈艺录》第三则“王静安诗”云： “‘敷水条山’四字，亦疑节取放翁《东篱》诗： ‘每因清梦游敷水，自觉前身隐华山’，以平仄故，易‘华山’为‘条山’。然‘敷水华山’乃成语，唐于邺《题华山麻阳处士所居》即云：‘冰破听敷水，雪晴看华山。’”又，〔附说二〕“说华山之华字”引陆友仁《砚北杂志》卷下之说，谓华山之“华”，不当为去声。又云：“《水经注》卷十…     

女媭为屈母说

研读《离骚》,会碰见“女媭是谁”的问题。据我所知,答案不外有这么几种: 一、屈原姐。王逸《楚辞章句》云:“女媭,屈原姊也。”后来注家附和者颇伙。二、屈原妹。这是由吕后(媭)的妹妹叫吕媭而附会的。钱绎《笺疏》:“《易》:‘归妹以须’,《疏》引郑《注》:‘……屈原之妹名女须。’《史记·吕后纪》:‘太后女弟吕媭’……是妹亦称媭”。可见首倡其说的是大名鼎鼎的郑玄,但附和者却寥寥无几。     

释“不伏烧埋”

周礼、夏官、叙官、服不氏注:“服不、‘服’不服之兽者。”贾疏:“在此者,以其‘服’不服之兽,象王者伐叛‘柔服’之义,故在此也。”又、服不氏:“掌养猛兽而教‘扰’之。”注:“猛兽,虎豹熊罴之属。‘扰’、‘驯’也。教习使之‘驯服’。王者之教无不服。”释文:“扰,而小反,刘音饶。驯,似遵反,一音胥。”孙疏:“说文:猛、健犬也。引申为野兽健者之称。……列子黄帝篇云:‘周宣王之牧正有役人梁鸯者,能养‘野’禽兽。委食于园庭之内,虽虎狼雕鹗之类,无不‘柔’者。’“‘柔’与‘驯’、‘扰’义同。”又、职方氏:“河南曰豫州。……其畜宜六‘扰’。”注:“六‘扰’、马、牛、羊、豕、犬、鸡。”释文:“扰、而小反,徐、刘音饶。”贾疏:“注云六扰……者此与尔雅六畜及周礼六牲一也。”○春秋昭公二十九年左传:“古国畜     

王引之注《左传》一失

《左传·襄公二十三年》:“季孙之爱我,疾疢也,孟孙之爱我,药石也。美疢不如恶石。夫石犹生我,疢之美,其毒滋多。”王引之曰:“药石,谓疗疾之石,专指一物言之。非分药与石为二物,故下文云‘美疢不如恶石’,又云:‘石犹生我’也。……《大雅·板篇》:‘不可救药’,《韩诗外传》‘药’作‘疗’”。今按:王氏说误。药石为古人治病两种主要手段。药指汤剂丸散之类,石指针砭之属。“药石”与“疾疢”相对,同为并列结构。若谓药石为“疗疾之石”,则“疾疢”岂不成为“致疾之疢”乎?如此说法,     

也谈马建忠对“为……所”结构的分析

《马氏文通》受动字一章里,把受动式归纳为六,第一种就是“以‘为’‘所’两字先乎外动者”,其例析如下: 《汉·霍光传》:“卫太子为江充所败”。一“败”,外动也,“江充”其起词。“所” 字指“卫太子”,而为“败”之止词。故“江充所败”实为一读,今蒙“为字以为断, 犹云“卫太子为江充所败之人”,意与“卫太子败于江充’无异。如此,“江充所败” 乃“为”之表词耳。”     

释“汋”

一九七七年河北平山战国中山王墓出土的中山王鼎中,有铭曰:“呜呼,语不废哉,寡人闻之,蒦其汋于人也,宁汋于渊。”“汋”字音义,说家纷纭,迄无定论。张克忠《中山王墓青铜器铭文简释》云:“古书汋、酌通用.意为斟酌,衡量、审识。”朱德熙、裘锡圭《平山中山王墓铜器铭文的初步研究》云:“‘汋’当读为‘溺’,‘勺’与‘弱’古音相近可通。”罗福颐《中山王墓鼎壶铭文小考》云:“‘汋’字殆是‘没’字省文。”容希白先生《金文编》四版稿本亦释“汋”为“没”。     

“诗言志”新探

“诗言志”出于《尚书·尧典》，朱自清先生认为这是中国历代诗论“开山的纲领”《诗言志辨序》，对后来的诗歌理论有深远的影响。郭绍虞先生的《中国代历文论选》对“诗言志”又作了进一步的分析与论述，他说：“从马克思主义观点看来，诗人的‘志’是一定社会历史条件的产物，无不受阶级地位的制约。人们通过言‘志’的诗，也就能在不同程度上认识社会。古人对这一点没有作出明确的阐述，但已意识到诗的这方面的作用。《礼记·王制》云：‘命太师陈涛以观民风。’《汉书·艺文志》云：‘《书》日：‘诗言志，歌永言。’故哀乐之心感而歌咏…     

明清时期的兰州府(二)

“三边”与边墙 蒙古贵族退回蒙古草原及东北一带,继续统治着当地的人民,经明初朱元璋的数次打击,分裂成三部:兀良哈、鞑靼、瓦刺。后来鞑靼强盛起来。“天顺间,毛里孩为患,败宁夏总兵仇廉,自足入河套为寇掠矣。”(《典故纪闻》)天顺五年鞑靼曾大掠陕西,侵入庄浪。庄浪在兰州之北,     

《后汉书》校勘商兑一则

《后汉书.皇后纪.明德马皇后》记载:每于侍执之际,辄言及政事,多所毗补,而未尝以家私干。(欲)[故]宠敬日隆,始终无衰。按:(欲)[故]宠敬日隆,中华书局整理本《后汉书》校勘记云:据殿本、集解本改。并加按语云:《集解》引惠栋说,谓‘故’旧本作‘欲’,李氏改作‘故’。从王     

《续资治通鉴长编》校记辨误一则

中华书局标点本《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十,真宗咸平四年十一月辛巳,吴淑上言“车战之利,自古有之,放卫青、李陵、田豫、马隆及汉光武与敌战,皆用车而胜。”该书整理者出校说: “田豫,《通考》卷一五八《兵考》作 ‘刘豫’ 按《宋书》卷一《武帝纪》上谓刘豫灭南燕,‘有 车四千两,分车为两翼,方轨徐行’,取得胜利。 而《三国志》卷二六《魏书·田豫传》不言豫为 车战之事,疑作‘刘豫’是”。今按,此条校记有误。 据《三国志》卷二六《满田牵郭传》载:“鄢陵侯(曹)彰征代郡,以(田)豫为相。军次易北,     

关于《荡寇志》

以《水浒》七十回本“续书”面目出现的俞仲华的《荡寇志》,又叫《结水浒传》,这是一部彻头彻尾歪曲《水浒》和诬蔑我国封建社会农民革命起义的反动古典小说。如果说,《水浒》写的是“官逼民反”、“除暴杀官”,《荡寇志》写的则是“民反官剿”、“荡‘寇’救官”;如果说,《水浒》处处阐明:“取非其有官皆盗,损彼有余‘盗’是公”的真理,把梁山泊农民起义军看作是“替天行道”,并以满腔热情歌颂了他们的正义斗争,那么《荡寇志》则是以反动观点阐明:“只有朝廷除‘巨寇’,那堪‘盗贼’统官军”的歪理,诬蔑梁山泊农民起义军是“聚众暴乱”,是“乱臣贼子”,把血腥镇压农民起义的反动官军,歌颂为“除暴安良”。《荡寇志》这部反动小说是披着艺术盛装出现在我国古典文坛上的。诚如鲁迅所说:“书中造事行文,有时几欲摩前传之垒,采录景象,亦颇有施罗所未试者,在纠缠旧作之同类小说中,盖差为佼佼者矣。”很明显,对《荡寇志》这样反动作品全面彻底地进行分析批判,将有助于我们识别历史上的反动派在激烈的阶级斗争和思想斗争中,是怎样通过文学艺术这个武器来宣扬自己的反动观点,蒙骗人民群众,并从而千方百计地为反动统治阶级效忠服务的。这篇文章只是想在这方面作一些探索的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