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与季羡林——一项学术史的比较研究

比较佛教语文学在陈寅恪先生和季羡林先生的学术史上的不同作用与地位,可以明显看出,陈寅恪先生的“史学三变”和季羡林先生的“佛教语文学三转”之不同,佛教语文学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完全不同的演进轨迹从而显现。陈寅恪先生因“史学三变”而灿烂夺目,季羡林先生则因“体”一“用”一“体用圆融”的“佛教语文学三转”而彪炳辉煌。     

学术活动与学术自由

学术自由是不少学者毕生追求和维护的理想 ,著名史学家陈寅恪先生曾在王国维纪念碑碑文中写下“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历千万祀 ,与天壤而同久 ,共三光而永光”这一不朽名句 ,所表达的正是对学术自由之赞扬与向往。学者们之所以如此重视学术自由 ,除因为学术自由是学者从事学术活动、探究客观真理的必要条件与保障外 ,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 ,学术自由还是学术活动发展的最高境界     

陈寅恪与乾嘉朴学和宋代史学之关系新论

学术界对于陈寅恪的学术与乾嘉朴学和宋代史学这两大学术传统的渊源关系的认识,大体而言,八十年代中期以前,多持“陈君治学一贯承乾嘉朴学之家法”或“陈氏一生治学,以朴学方法为主”的看法;八十年代中期以后,先是有人尖锐批评上述看法“尤其无根”,认为陈寅恪“继承并发展了宋人的长编考异法”,近来又有“宋贤史学乃陈寅恪先生史学的主要渊源”,“寅恪先生之史学不可能出自清代经学或清代考据之学,亦可确言也”的论断,强调的重心完全转到宋代史学的影响,而乾嘉朴学的作用似乎被忽略不计了。然而陈寅恪与这两大学术传统的关系的实际情形却非如此简单明快,一个基本的事实是,陈寅恪著述中既存在着大量可称为“准长编考异法写成”的部分——持“宋贤史学乃陈寅恪先生史学的主要渊源”说者的重要依据,也同样表现出了对于考据的自始至终的重视、擅长和偏爱——持“陈君治学一贯承乾嘉朴学之家法”说者的主要依据。因此,我们有必要破除那种简单对立的认识框架,对陈寅恪与乾嘉朴学和宋代史学的关系作更全面深入的研究。     

陈寅恪与当代中国

陈寅恪与当代中国常乐史学大师陈寅恪近年被学界或非学界的文人爆炒得很有声势,以至于懂史学或不懂史学的人涉及文史科学时都要扯到陈寅恪,似乎成为“开口不谈陈寅恪,读尽诗书亦枉然”了。人们极力推崇陈氏标举的“独立之意志,自由之精神”,以此为陈氏学术之真价值所...     

王国维咏史诗与其上古文史之学的关联研究

王氏晚年的上古历史、文物与制度之研究 ,正是他早年诗学理想的展开和落实。王国维先生从哲学向史学的转变 ,其直接原因是为了解决他自身遭遇的人生困境。然而由于在这种学术启蒙中他选择的西方精神资源过于片面 ,因而在哲学中他并没有找到真正的出路或将其人生困境彻底解决。王国维先生之所以要转向“古器物、古文字和古史”这个历史学中的最偏僻的领域 ,其中原委主要有二。首先 ,这是一个有“理性”的领域 ,因而它能够满足王氏作为学人之学术需要。另一方面 ,这种“理性”又是一种“历史理性” ,它与王氏所谓的“可爱者不可信”的“客观真理”也就有了很大区别 ,因而亦可以满足作为诗人的王氏之情感需要。其次 ,它还是一个有“情感”的对象 ,但与特别容易刺激人的现实欲望的现代历史研究迥然不同 ,这种本质上已经“无功利”的“历史情感” ,对“生怕多情”的王国维先生也就成为一种最佳的历史研究对象。这就是古史研究乃至一切上古文物制度之所以可以成为王氏安身立命之处的根本原因。     

人品·学术·文章——评崔凡芝教授《一得集》

崔凡芝教授196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先后任教于黑龙江齐齐哈尔师范（今齐齐哈尔大学）中文系和山西大学历史系。古稀之年,她的史学研究成果集结出版了,先生称之为“史学散论”,并命名为《一得集》,谓自己非智者,该集是其“千虑”之得。《一得集》是先生数十年从事历史学教学、研究的成果凝结。先生勤勉严谨的治学态度、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高屋建瓴的学术硕果,     

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研究

胡绳先生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是一部“内容比较完善而完整的党史” ,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本文从史学思想、史学成就及史学方法等方面对该书作了较为深入系统的探讨。在中国共产党建党八十周年之际 ,本刊特发表专文 ,以表达对著名学者、也曾是本刊顾问的胡绳先生的缅怀之情。     

以人事为学：刘咸炘与中国史学的近代转承

近代学术,经史嬗变。新文化派参照西方学术开创新史学,进而以现代史学观念与体例改造中国传统史学。“新史学”为近代中国学术转型提供有效平台,却在无形中割裂了中国传统史学之于现代学术的关联。刘咸炘提出,史学的广义就是人事学,进而以“察势观风”为史识准绳,以“史有子意”为史家宗旨,落实即事明理的人事学,倡导以纪传体编纂传统创新史体。在近代中西学术交汇的语境中,考察刘咸炘的史学观念,揭示其立足固有学术传统、会通古今中西的旨趣与方法,或可在中国传统史学与现代学术体系之间建立有机关联,为时下突破分科之学、建立中国学术本位开辟新路径。     

论史学研究的“实”与“虚”

史学研究的“实”与“虚” ,是一个相对的概念 ,不能以简单的是非标准衡而量之。从学术求真到服务现实 ,从理论建树、历史阐释到史料搜集和史实考订 ,从间接功效到直接功效 ,一切真诚的学术努力 ,都为当今史学研究所必需。无视学术规范的学行和“回到乾嘉去”的倾向 ,都会使史学再入歧途。     

试论“中国英语”语料库建设

《律师文摘》创刊已五年。这份由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的大型法律文摘类刊物，聘请江平、梁定邦、张思之、邓正来、贺卫方先生为学术顾问。由孙国栋先生担任主编。刊物以“提升律师人生境界、提高律师业务水平”为宗旨．以“促进中国律师业的成熟与进步。推动中国民主与法制化进程”为己任。秉承“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编辑理念，博采众家之长。汇萃中外经典，竭诚营造中国律师的精神家园和权威论坛。目前，该刊辟有“学术论坛”“业务进阶”“业界隙望“管理之窗”“史海钩沉”“法苑撷英”六大栏目．选文突出思想性、国际性、前瞻性。     

《新史学》:中国资产阶级历史哲学的树立

梁启超是中国最早以资产阶级史学观点和方法来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其史学研究在中国学术领域里具有开创性的地位。1902年,梁启超发表《新史学》,该文首次打出“史界革命””的旗号,对中国封建史学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初步树立起了新的中国资产阶级的历史哲学。一梁启超在《新史学》里开宗明义,提出“史界革命”的口号,主张建立新史学。梁启超赋予史学以崇高的地位:“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①梁启超认为中国旧史学貌似极其发达而实则弊病层累,衰朽不甚,不能起到史学应有的功能。他对封建史学提出猛…     

特约评论人语

在任何一门学科的发展史上,似乎都有一些具有永恒意义的话题,不同时代的人们都能从对之返本开新式的研究中获得新的启迪。李洪岩先生的《中国古代史学文本的理论与实践》一文,讨论的就是这样一个历久弥新的学术话题。史学文本的文学化主张,与坚持“直书其事”的客观主义倾向,可     

济慈"两个房间"说与王国维"两种境界"说比较

济慈诗学常作为东西方学术互参的对象,王国维的“境界”论也是中西文化思想交融的产物。以叔本华的美学理念作枢纽,济慈“两个房间”说又可与王国维“两种境界”说相比照,通过阐发济慈诗论中“无思之室”和“初觉之室”与王国维诗学中“无我之境”和“有我之境”的对应关系,或可更好地理解它们的涵义。     

认识当代著名哲学家洪谦教授

洪谦是当代中国著名哲学家，其纵横中西的渊博学识，卓著的学术成就，独立的思想和人格，都深值吾辈景仰。值此洪谦先生百年诞辰之际，特发表洪啸吟先生的文章，以志纪念。     

试论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及其逻辑-方法论意义

王国维是我国近代的著名学者。郭沫若曾赞誉他是“新史学的开山”,推崇“他的甲骨文研究,殷周金文的研究,汉晋竹简的和封泥等的研究,是划时代的工作。”“他留给我们的是他知识的产物,那好像一座崔巍的楼阁,在几千年的旧学的域垒上,灿然放出了一段异样的光辉。”①这是用诗人的激情,科学家的理智,对王国维所作出的高度而又客观的评价。王国维之所以能在学术上,特别是在史学上作出重大的成就,当然有多方面的原因。比如吴其昌先生就曾指出“治上古者必须有下列条件:一曰渊博之校据……,二曰     

中国近代史学发展与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

重新建构中国史学学科体系在中国近代史学新旧转型中占有重要位置,“整理国故”运动中试图以“中国文化史”中的各种专史作为现代学术分类中的不同学科取代“国学”,是近代历史学学科化的主要推力之一。中国近代史学学术体系则以进化史观和唯物史观为主导,以史料考证为基础,以吸纳古今中西史学理论与方法为特征。而中国史学话语体系是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展现系统,掌握史学话语权极受近代史家重视。中国近代史学在以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为主的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方面给后人留下了很多值得关注的成绩和值得借鉴的经验。     

延安时期史学关切与“五朵金花”问题的讨论

延安时期史学工作者发扬马克思主义实践品格,将史学研究纳入救亡图存的轨道,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中国化,“五朵金花”问题也在其中孕育生发。新中国成立后,“五朵金花”竞相绽放,其讨论规模之大、参与人数之多、研究程度之深在中国近现代史学史上都是空前的。可以说,延安时期的史学关切催生出“五朵金花”,也为“十七年”时期“五朵金花”的盛开奠定了坚实基础。“五朵金花”作为政治与学术交织下的产物,它既服务于当时的社会、呼应了时代主题、配合了革命任务,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积极探索。时至今日,“五朵金花”问题虽曾遭到过质疑或诟病,但深入反思并总结其中的问题与经验仍然对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具有借鉴意义。     

我写作《学术批评应当署本名》的来龙去脉--兼答"南水"先生

最近一个时期以来 ,只要是在北京 ,“世纪中国”网 (特别是“世纪沙龙”)我是每天必上的。因为我觉得它为读书人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增进沟通和交流、加强了解和理解的新的公共学术平台。我从“沙龙”上网友丰富多彩的文章以及网友对我的文章的回应和批评中 ,受益良多。也正因为如此 ,我本学期在北师大历史系新开设的“史学评论”课中专门向学生推荐的四家文化学术类网站之一就是“世纪中国”(另外三家分别是“中华读书网”、“学术的境界”和“中国学术城”)。这是题外话。我在这里要回答的是刚刚从“世纪沙龙”上读到的署名“南水”先生的文…     

求实创新 博大精深——杨向奎先生治学的开拓进取精神

作为史学界蜚声中外的著名学者 ,杨向奎先生继承和发扬了前辈学者的优良传统 ,并运用新方法 ,发掘新史料 ,开拓新领域 ,由史学而经学、小学 ,由实学而哲学 ,由哲学而理论物理 ,均有卓越贡献。仅就史学成就而言 ,他的治学具有如下特色 :一、由信奉“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说到接触马克思主义 ,并以之为指导而形成科学方法论 ;二、尊重前贤而又不迷信权威 ,为《左传》、《周礼》洗冤以使之免于湮没 ,并主持发掘整理了孔府档案资料 ,丰富和开拓了史料建设 ;三、熟练地运用以考古资料和文献资料来互相印证的“两重证据法” ,取得高水平的成果 ,并根据亲历凉山彝族考察进而掌握了以文化人类学资料印证古代史的“三重证据法”。求实创新的不懈探索 ,博大精深的学术成果 ,使杨向奎先生巍巍然成为一代史学大家。     

从接受史的视阈解读20世纪二十四史研究的意义

陈寅恪先生曾称,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之学术;白寿彝先生则率先倡导进行史学史之史的研究,这些先贤们所要表述的旨趣,正是在于要揭示后人评述学术的演进轨迹.而这一思路与旨趣,则恰与现代西方解释哲学,以及受解释哲学影响而兴起之接受美学存在某些暗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