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以”作介词和连词的辨别问题

“以”字在文言中使用率很高。它可以作动词(李斯《练逐客书》:“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左传·昭二十五年》:“告臧孙,臧孙以难;告郈孙,郈孙以可,劝。”)、名词(《列子·同穆王》:“宋人执而其以。”)、代词(《吕氏春秋·贵信》引《周书》:“以言非信则百事不满也。”《诗·召南·采蘩》:“于以采蘩?于涧之中;于以用之?公候之宫。”),通副词“已”(《国语·晋语四》:“其闻之者,吾以除之矣。”)     

解开包拯墓之迷

包拯字希文,公元九九九年生于庐州合肥县,公元一零六二年死于北宋首都开封府,终年六十四岁。包拯墓葬,有文字可考的两处: 一处座落在安徽合肥市。明天顺五年(公元1461年)成书的《大明一统志·庐州》载:“包拯墓在府城东十八里,地名双阙”。明崇祯《庐州府志·合肥县》载:“参政包孝肃公拯墓,在县东十五里,自子繶以下皆附葬”。嘉庆八年《合肥县志》也有类似记载。《包氏宗谱》包拯墓图上注:“墓在庐州府     

“辈”指单个的人

在古汉语中,“辈”一般有三种用法:一种是置于代词之后,类似语尾,如“我辈”、“汝辈”、“君辈”等。一种是位于数词之后,用作量词,表示“批”的意思,如“使者十辈”(《史记·列敬传》),“善田者五辈”(同书《王翦传》)。一种是放在名词之后,有“类属”的意思。如“此蛇辈约以十数”,(《三国志·魏·华佗传》)“鼠辈敢尔!”(《世说新语·简傲》)。以上用法,都与“辈”的本义“军车百辆”有关(参见周法高《中国古代语法·称代编》338页)。但在唐宋文献中,“辈”还有一种稍见特别的用法,试看下例: ①即于别殿宴乐,更无诸     

释“艻”、“棘”

吐鲁番东,往哈密去的路上,有一古城,《北史·高昌传》作“白棘”。《魏书·唐和传》作“白力”。《北史·唐和传》又作“白力”。《梁书·高昌传》作“白刀”。《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亦作“白力”。《资治通鉴》唐宣宗大中十二年正月王式至交趾“树(艹刀)木为栅”句,胡注:“昔尝见一书从艸从力者,读与棘同。棘,羊矢枣也,此木可以支久。”今吐鲁番出土文书,自十六国到唐代,皆书作“(艹力)”。究竟“棘、力、(艹力)、刀、(艹刀)”诸字的关系如何?如果命名诸字,毫无关系,可否怀疑为异城异名?如果通过研究这些不同形体的文字之间的语言内部联系,说明了命名诸     

两《唐书·地理志》户口资料系年——兼考《通典·州郡典》户口之年代

《通典·州郡典》十四卷,颇为详尽地记录了唐玄宗天宝初年各州郡的地理情况和户口数字,并与两《唐书·地理志》所载户口数各各不同,是研究唐代人口史的重要资料。对其户口年代加以确定,很有意义。有的同志参照《新唐书·地理志》所言“天宝元年”之数,推断《通典》所载为开元二十九年(公元741年)之户口数。经过分析考证,我们认为《通典·州郡典》所载户口当为天宝元年(公元742年)之数,而两《唐书·地理志》所载户口则系天宝十一载(公元752年)之数。这是一个值得探究的重要问题,现略陈管见,以就教于诸位同志。     

《魏书》、《陈书》勘误二则

一、《陈书·袁宪传》:“大同八年 ,武帝撰《孔子正言章句》,诏下国学 ,宣制旨义。宪时年十四 ,被召为国子《正言》生……在学一岁……寻举高第。以贵公子选尚南沙公主 ,即梁简文之女也。 ·大 ·同 ·元 ·年 ,释褐秘书郎……(开皇 )十八年卒 ,时年七十。”《南史》所载亦同。按 :此处之“大同元年”有误。应为“中大同元年”。袁宪于大同八年 ( 54 2年 )时为十四岁 (以卒年证之 ,此处所记大同八年为十四岁不误 ) ,则大同元年 ( 535年 )为七岁 (实为六周岁 )。七岁孩童即尚公主 ,并释褐秘书郎 ,于理不合。又 :以行文顺序窥之 ,叙大同元年事…     

释“老革”

《三国志·蜀书·彭羕(漾异体字)传》云:羕因左迁,私情不悦,往见马超,超宽慰之,羕颇恨刘备,曰:“老革荒悖,宁复道耶?”裴注首先引扬雄《方言》:“悈、鳃、乾、都、革,老也”.又引郭璞注:“皆老者皮毛枯瘁之形也”.     

“凌云志”新解

《社会科学战线》一九七八年第三期上刊载了我写的《“凌云志”一解》,对毛主席的光辉诗篇《水调歌头·重上井岗山》中“久有凌云志”一句的解释,提出了我的看法。这里,对于我的观点进一步加以阐述。 “凌云”一词,原意为高举超出尘世。如《汉书·杨雄传》:“武帝好神仙,相如上‘大人’赋,欲以风,帝反缥缥,有凌云之志。”《史记·司马相如列传》:“相如既奏‘大人’之颂,天子大说(悦),飘飘有凌之气,似游天地之间意”。因此,“凌云”一词后来多用于表示人的雄心壮志,远大理想和非凡抱负等等。如《后汉书·冯衍传》:“不求苟     

释“艻”、“棘”

吐鲁番东,往哈密去的路上,有一古城,《北史·高昌传》作“白棘”。《魏书·唐和传》作“白力”。《北史·唐和传》又作“白力”。《梁书·高昌传》作“白刀”。《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亦作“白力”。《资治通鉴》唐宣宗大中十二年正月王式至交趾“树芀木为栅”句,胡注:“昔尝见一书从艸从力者,读与棘同。棘,羊矢枣也,此木可以支久。”今吐鲁番出土文书,自十六国到唐代,皆书作“艻”。究竟“棘、力、艻、刀、芀”诸字的关系如何?如果命名诸字,毫无关系,可否怀疑为异城异名?如果通过研究这些不同形体的文字之间的语言内部联系,说明了命名诸字的关系密切,那就基本上可以排除上述假设,从而论证其为一个城市命名的不同书写形式(当然还要根据史实,相互验证)。     

“趋”及趋礼

“趋”字的本义是“疾走,跑。”汉·刘熙《释名·释姿容》:“趋,疾行也。”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二上·走部》:“趋,走也。从走,刍声。”《公羊传·桓公二年》:“殇公知孔父死,已必死,趋而救之,皆死焉。”注:“趋,走也。”“走”即今语之“跑”。《诗经·小雅·绵蛮》:“岂敢惮行,畏不能趋。”郑玄笺:“岂敢难徒行乎?畏不能及时疾至也。未熹注:“趋,疾行也。”由此可知,“趋”的本义只在描写人的步态及步履速度,并且没有褒贬色彩,中性。可是,“趋”还有     

白部考述

一、白部非“白虏” 慕容鲜卑为苻秦氏人时称“白虏”,是为确事,《魏书·徒何慕容魔传》明言:“西人(指苻秦氏人)呼徒何为白虏。”但今人又常将十六国时的白部视作“白虏”,却为一桩史误。且看下述例证: 1.《魏书·序纪》:神元帝力微“三十九年,迁于定襄之盛乐。夏四月,祭天,诸部君长皆来助祭,唯白部大人观望不止,于是征而戮之,远近肃然,莫不震慑。”力微三十九年为公元258年。查同书《徒何慕容魔传》和《晋书·慕容魔载记》等,可知此时慕容鲜卑酋长或     

释“士”

《邶风·匏有苦叶》:“士如归妻,迨冰未泮。”《卫风·氓》:“于嗟女兮,无与士耽。”《郑风·女曰鸡鸣》:“女曰鸡鸣,士曰昧旦。”《郑风·溱洧》:“士与女。” 诗中“士”都指男人,非公卿大夫士之士。 《说文》:“士,事也。数始于一,终于十,从一十。孔子曰:推十合一为士。”这是古人无事生事做的文章,与“士”造字之源不相干。     

“有要于时”异释

《吕氏春秋·察今》:“凡先王之法,有要于时也”,课本注:“有要于时,是适应当时的需要的。要,适应。”这种译法未将“有”和“于”字的意义落实,译文中又多出了“需要”一词,欠妥。翻译这一句,关键要弄清“要”的含义。我认为,该句中的“要”不作“适应”讲,应释为“约束”。《释名·释形体》、《广雅·释言》皆曰:“要,约也”。“要”作“约束”解,最初,仅限于君臣之间。《公羊传·庄公十三年》:“要盟可犯”,阿休注:“臣     

“每”和“每牛”释义辨析

台湾省出版的《中文大辞典》在“每”字的义项说:“每,小者也。《逸周书·王会解》:‘每牛者,牛之小者也。’”又词目说:“《每牛》小牛也。《逸周书·王会解》:‘数楚每牛。每牛者,牛之小者也。’”由于该词书对“每”字误训为“小”,其词目的“每牛”也就因之误训为“小牛”了。《辞源》修订本虽然在“每”字下面没有建立“小”的义项,但在词目中仍然将“每牛”释作“小牛”,与《中文大辞典》的观点并无二致。 《说文·(?)部》:“(山母),(?)盛上出也。”段玉裁注:“按每是(?)盛,引伸为凡盛。”     

说“邪”与“斜”

邪,从邑,牙声,本地名专用字。《说文·邑部》:“邪,琅邪郡也。”谓琅邪郡之字如此作。汉碑琅邪字或加玉旁,此蒙上琅字从玉而衍,山东省东部胶南县南境有琅邪山,今人书正作琊字。又有从耳作耶者,由音、形近是故也。在古代文献中,邪主要用为袤正字(又用为语助,本文不论)。邪、衺皆从牙得声,故可通用。《说文·衣部》:     

“集”部书说略

“集”部分是指历代作家的诗文总集、别集(专集).其中文学书籍占了一大部分.总集始于三国魏.钱基博说:“自魏文帝始集陈、徐、应刘之文,自是以后,渐有总集.”(《现代中国文学史·编首·中古》)可见总集是汇录多人诗文等的结集. 总集的名称,始于六朝,是南朝梁阮孝绪(公元479-536年)所定.他所撰《七录》序目中说:     

“国是”正解

“国是”一词,今人多谓“是”假借作“事”,其误由来巳久.成书于1915年的《中华大字典》首列“是通事”义项,称“见《新序·杂事二》”,从此以讹传讹,竟至新版《辞海》《辞源》失于复审,或迳释“国是”为“国事”,或在释“国是”为“国家大计”后补云“犹言国事”,《中华大词典》亦加了个“国家大事”的含糊尾巴。 “是”字本义依《说文》为“直”,为“正”;正、直可供取法——《韩非子·忠孝》即有“皆以尧、舜之道为是而法之”,故引申为“法则”,《尔雅·释言》:“是,则也.”邢疏:“言不非之     

关于“长乐钟”

李商隐《赠孙绮新及第》七言绝句首句:“长乐遥听上苑钟。”清人冯浩笺注曰:“《元和郡县志》:长乐坡在万年县东北一十五里。《长安志》:长乐驿在长乐坡下。”(《玉谿生诗集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10月第一版,下册,第712页)以“长乐”为长乐坡、长乐驿,恐非是。 按《史记·淮阴侯列传》:“吕后使武士缚信(注:韩信),斩之长乐钟室。”张守节《史记正义》注曰:“长乐宫悬钟之室。”《三辅黄图》亦载汉都长安有长乐宫,本秦代之兴乐宫。汉高祖始居栎阳,七年,长乐宫成,遂徙居长安。并言钟室在长乐宫中(见《增订汉魏丛书》本《三辅黄图》卷六《杂载》)。 “长乐钟”一典,颇为后世文学家所习用。如陈·徐陵《玉台新咏序》:“厌长乐之疏钟。”唐·     

“五色四夷”考

“五色四夷”(蒙古语原文是tabun ongge dorben qari)一词,最早出现在《十善福自史》(以下简称《白史》)。而《白史》的写作年代尚有争议,现存《白史》出自呼图克图·彻辰·洪台吉之手。他在序言中说:“审慎并行政教两道之纲领《十善福白史》,初由忽必烈……皇帝著,后由呼图克图·彻辰·洪台吉……自松州城觅得,并与畏兀儿人比兰纳识里·武将国师之古本精心校勘修订。于至顺元年著之。”从这段文字看,说《白史》的作者是忽必烈汗,似乎不是没有根据。当然,他不一定亲自撰写过,可能颁布过有关规定,由其某文官所作。比兰纳识里可能于至顺元年,即公元1330年,奉元文宗图帖木尔汗旨意重新整理成书。二百多年后,又由呼图克图·彻辰·洪台吉校勘整理。     

《诗经》中的“于归”和“有行”

《诗经》中,“于归”和“有行”的意思都是“女子出嫁”。但是二者的使用对象和时间却截然不同,决不混用。“于归”一词见于《诗经》的《周南·桃夭》,《周南·汉广》、“召南·鹊巢》、《邶风·燕燕》、《豳风·东山》五首。《桃夭》篇中凡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