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宁波地域水神崇拜文化考探

水神崇拜文化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不同地域所崇拜的水神各有不同。浙江宁波具有7000年文化发展历史,在海洋和江南水乡环境中,宁波地域主要崇拜本地的自然神灵与治水英雄,但也接受外来信仰文化的融入,崇拜外来文化的水神。宁波水神崇拜文化成为地域特色文化的一部分,在中国城市发展史上具有代表性。     

大明山龙母文化与华南族群的水神信仰

龙母文化的实质是水神信仰。中国华南族群的水神信仰按发生时间先后大致分为:泛水神图腾信仰、龙母信仰、妈祖信仰等三种形态,其共同渊源应为壮族先民古越人信奉的水界之神图额。广西大明山龙母文化具有鲜明的原生态水神信仰特征,并以其山神和水神融合,生态美和道德美统一,而成为中国华南龙母文化的重要源头和核心区域,从发生学的角度来看,大明山龙母文化是大明山自然生态环境、壮族先民的信仰思维、农耕稻作文化、生态审美意识诸因素形成的民间信仰文化现象。     

传统文化与近代自然科学——以晚清水神崇拜与水科学知识传播为例

"西学东渐"导致近代中国社会传统文化与自然科学发生撞击,传统与现代相互冲击、磨擦、渗透。作为传统文化中重要内容的水神崇拜是其突出表现。民众一方面继续信仰水神,另一方面又接受关于水的科学解释。水神信仰本身也在作自我调整,以适应现代社会的需求。这从某种意义上昭示了传统文化的出路。     

西江流域水神崇拜文化的生态根源——以蛙崇拜与蛇-龙母崇拜为例

西江流域的水神崇拜文化源远流长,影响深远。其中,最为典型的是以蛙崇拜和蛇一龙母崇拜为代表的水神崇拜文化。水神崇拜文化根源于西江流域以水为主导的生态环境。蛙崇拜根源于稻作生产的自然生态以及族群繁衍的社会生态;蛇一龙母崇拜根源于“水事”生态以及族群认同的社会生态。西江流域的水神崇拜文化孕育于西江流域以水为主导的生态环境,以形象的方式见微知著地反映了人类文明与生态环境的紧密关联,是西江流域生态文明的文化表现形式。     

希伯来与西亚、北非创世神话之比较

创世神话是神话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显示了人类儿童阶段对宇宙形成和万物起源等问题的既浪漫又严肃的思考。希伯来民族由于历史渊源、地理位置以及民族迁徙等原因,与许多民族都有文化接触和融合现象,尤其与西亚的苏美尔——巴比伦、北非的埃及,这表现在神话上就是创世神话的相似和承继关系。     

天后文化在梅州的俗化

梅州的民间信仰相当复杂 ,其中地方的水神、商业神祗信仰圈与外来的水神天后信仰圈互动 ,形成与沿海地区同中有异的天后信仰。近年来的田野考察实证 ,并参考地方文献 ,可以看出天后文化在粤东内陆山区已经俗化 ,在这个过程中 ,地方士绅在潮汕文化与客家文化互动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起了重要作用     

古代区域水神崇拜及其社会学价值——以都江堰水利区为例

研究了水神崇拜的起源,以及国家主导下的水神造神和祭祀活动历程。以都江堰为例,探究了都江堰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中,水利活动所培育的文化现象——都江堰水神及其起源、嬗变。研究表明,民众参与的岁修与水神祭祀活动和谐地融合一体,为灌溉工程的管理和用水制度的实施注入了活力;灌区岁修礼祀制度与民间水宗教活动交融,赋予了历史时期都江堰的文化特质。     

清至民国时期平定地区的水神信仰初探

清至民国时期,天灾人祸不断,为了满足民众祈雨时的多重需要,平定地区水神信仰的类型增多,不仅有传统的龙神信仰,自然神、古代先贤和本地传奇人物也都进入水神的行列。此时的水神信仰达到顶峰,信仰范围广泛,功利性和农事性极强。人们不仅在水旱灾害多发的时段举行定期祭祀水神的庙会,还在发生严重旱灾时举行特殊的祈雨庙会。作为地方文化,水神信仰有助于整合地方社会秩序,发展地方经济文化。     

新时期庙会中的水神信仰状况研究——以山西忻州为例

改革开放以来,庙会作为传承地方文化的载体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当中,其所承载的历史可见一斑。以山西忻州所属14县区的50个典型庙会的实证调查资料为主,以庙会中的水神信仰为突破口,探讨其典型的特征,以及在水神系统建构下,其与人、与社会之间互动。通过分析,认为水神在该地的社会地位有所下降,但水神信仰构建的社会体系依然在运作,尤其是在广大农村地区。     

试论明清鲁中地区水神信仰

水是生命之源,与人们生产、生活息息相关,在以农业立国的中国,早在原始社会后期就已经产生了水神信仰。明清鲁中地区是一个典型的农业社会,其水神信仰具有地区和历史之特点,主要表现为：参与者广泛,神灵体系完备,祈雨行为功利化,政治、道德色彩浓厚、具有地域特色等,既对前代有所继承、发展,又与周边地区有所不同,这些无疑与当地的自然、地理环境,政治、文化传统息息相关。     

探究香港民间水神信仰的源流

自古以来,岭南就是世界海洋贸易的东方中心。海神、河神以及水神等都受到当地人的尊崇。香港作为中国南海的重要港口之一是水神信仰的早期传入地。香港的渔民、水手等从事海上作业的人历来靠水而生,他们当中有不少人信奉水神(香港民间一般将海神、河神等一律统称为水神)。透过对香港民间华人庙宇的探究,讨论了香港水神信仰的源流,发现香港的民间信仰在岭南文化中起到历史传承、兼容并蓄以及典范表率的作用。     

明清运河区域人格神信仰成因探析——以白英为中心的研究

明清京杭大运河的畅通,水神信仰随之繁盛."功莫大于治河,政莫重于漕运",在这一重大政策指引下,明清两朝不断的把一些历史名人和那些为保运利漕作出突出贡献的现实之人尊奉为水神,一个个新的人格神在运河区域被彰显或树立,同自然水神一道,佑助运河的畅通.运河区域逐渐形成了以人格神信仰为主的明清水神信仰文化.成为运河文化的一重要成部分.     

以马修·阿诺德的文化理论视角解读贝娄小说《赫索格》

马修·阿诺德的文化理论认为希腊精神体现了人类智性冲动的特征,希伯来精神体现了人类理性冲动的特征,人类的文化主要体现为希腊精神和希伯来精神的对立与冲突。在美国小说家和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索尔·贝娄的代表性小说《赫索格》中,小说主人公赫索格对知识的热爱和对学术理想的追求体现了他身上的希腊精神而在现实生活中他体现了希伯来精神的深刻影响,而他内心的矛盾体现为希腊精神和希伯来精神的冲突。     

明清时期宁夏地区水神信仰探析

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生产与水息息相关,尤其在古代农业社会,水量的充足与否关系到农业生产的丰歉,进而影响到人们的生活乃至生存。明清时期的宁夏地区处于传统的农业社会,水神信仰多元化,包括自然神、龙神、人格神。在自然条件、地理环境、政治、文化等因素的影响下,水神信仰呈现出神灵种类多样性、信仰阶层广泛性、南北方明显差异性、政治色彩浓厚等特点。     

水神感生神话的原型与生成背景

相当大一部分感生神话具有一种共同性,即女子感应的对象尽管多种多样,如雷、电、风、月、虹、气、龙、蛇、长人等,但他们都有着共同的水神神性,同属于水神家族。本文称这类神话为水神感生神话。水神感生神话中的各种神话之所以具有共同性,是因为它们出于一个共同的原型——女子感水生子神话。水神感生神话只是用各种水神替代了女子感水生子神话中的水。说到底,水神感生神话的产生与水生命信仰有关,所以这类神话的最初源头可以追溯到水生型创世神话。     

《圣经》神话,犹太文化的原始质料

各个民族在其早期文化的产生中,总是产生了形形色色的神话。由于希伯来神话与其宗教要素难以剥离地结合在一起,使得希伯来神话呈现了诸多更为复杂的特性,但是另一方面,这也正为希伯来神话赋予了更多的"文化原初质料"。人类失去伊甸园的故事以神话的特殊方式表述了希伯来文化对人类生命的认知,这种神话认知方式虽以虚妄的形式出现,却又暗含和充塞了古代希伯来人关于人类生命本体的理性思考,揭示了人类生命的现实本质和内在规则。犹太文化借上帝将人类逐出伊甸的神话解释了人生的苦难和短暂,又借对上帝的皈依实现了对现世生命的延续和超越。     

水神巫术神话与中国传统农业社会关键性仪式--神话视域下的中国传统文化再发现

我国早期表现祈雨、治水仪式的水神巫术神话，主要通过神人造型———以龙蛇等水神为饰的形象传承于世，这类造型为数众多，影响广泛而久远，其所反映的水神巫术仪式，既用于国家征战，也用于民众生产、日常生活，且传承数千年，成为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的关键性仪式之一，至今仍有鲜活的生命力。     

中国龙的形成与水神崇拜

龙是由两种或多种动物和其他物组合而成的幻想中的动物。组合成龙的动物或其他物,并不是毫无选择的,它们都是民间信仰中具备兴云布雨或司水理水职司的神灵。由此可见,龙的形成与水神崇拜密切相关。人们为了有效或尽快解除水旱之灾,往往同时祭祀多种水神,即将多种水神放在一起祭祀。祭祀的对象往往不可能是实物,而多是象征物或图形。当人们将多种水神象征物或图形放在一起作为祭祀对象时,就很有可能将他们组装在一起。多种水神动物和其他物的组合便形成了幻想中的动物——龙。龙的形成发展过程是不同的水神动物由简单组合到复杂组合的历程。在这一漫长的组合历程中,留下了不同的组合体,因而也就形成了千奇百怪的龙。     

有关日本河童故事的研究

河童是日本民间传说中的水怪,在日本被作为水神的替身受到民众的膜拜,其受欢迎的程度大大超过了水神。日本列岛从南到北都流传着各种有关河童的故事。本文主要对各种传说中河童的来历（包括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外貌特征、个性以及故事类型作了粗略的分类归纳。     

明清道教神灵真武大帝的水神功能研究

明清两朝是道教神灵真武大帝信仰最为兴盛的时期,而这得益于明初统治者的提倡与推广,使这一信仰无论是在分布地域、庙宇建设,还是信仰人群、祭祀仪式上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真武大帝的水神功能,包括祈雨、镇水、厌火等诸多方面,深刻反映了信仰群体注重实用性与现实性的特色。真武大帝水神功能的推广,既是国家政策宣教的结果,同时也与传统中国宗教信仰的多元化分不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