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宁波地域水神崇拜文化考探

水神崇拜文化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不同地域所崇拜的水神各有不同。浙江宁波具有7000年文化发展历史,在海洋和江南水乡环境中,宁波地域主要崇拜本地的自然神灵与治水英雄,但也接受外来信仰文化的融入,崇拜外来文化的水神。宁波水神崇拜文化成为地域特色文化的一部分,在中国城市发展史上具有代表性。     

大明山龙母文化与华南族群的水神信仰

龙母文化的实质是水神信仰。中国华南族群的水神信仰按发生时间先后大致分为:泛水神图腾信仰、龙母信仰、妈祖信仰等三种形态,其共同渊源应为壮族先民古越人信奉的水界之神图额。广西大明山龙母文化具有鲜明的原生态水神信仰特征,并以其山神和水神融合,生态美和道德美统一,而成为中国华南龙母文化的重要源头和核心区域,从发生学的角度来看,大明山龙母文化是大明山自然生态环境、壮族先民的信仰思维、农耕稻作文化、生态审美意识诸因素形成的民间信仰文化现象。     

历史时期洪洞水神信仰问题初探

历史时期的洪洞、赵城两县,因霍泉之利、旱灾之扰而长期存在着水神信仰,承载者就是霍山脚下的霍泉水神庙——明应王庙,从唐代建庙以来,一直受到由官府到百姓的正式崇祀,发挥着祈求风调雨顺、维护水利秩序、实施有效社会控制等方面的功能。     

从“水神”到“盐神”——长芦盐区的盐业崇拜及对传统神祇的改造

传统社会中,各行业都有自己的神祇崇拜,盐业崇拜的神祇既多且杂。清代以前,以天津为中心的长芦盐区主要供奉以盐姥、盐公盐母和詹打鱼为代表的盐业神祇。清朝以后,上至皇帝、朝廷官员,下至长芦盐商,开始对一些全国性的"水神"进行改造,赋予其佑护盐业产、销的新功能。之所以选择"水神"而非其他神祇进行改造,与天津及其所在长芦盐区地处沿海的地理位置有关,这些改造对当地民间信仰和相应酬神活动都产生了影响。     

探究香港民间水神信仰的源流

自古以来,岭南就是世界海洋贸易的东方中心。海神、河神以及水神等都受到当地人的尊崇。香港作为中国南海的重要港口之一是水神信仰的早期传入地。香港的渔民、水手等从事海上作业的人历来靠水而生,他们当中有不少人信奉水神(香港民间一般将海神、河神等一律统称为水神)。透过对香港民间华人庙宇的探究,讨论了香港水神信仰的源流,发现香港的民间信仰在岭南文化中起到历史传承、兼容并蓄以及典范表率的作用。     

明清道教神灵真武大帝的水神功能研究

明清两朝是道教神灵真武大帝信仰最为兴盛的时期,而这得益于明初统治者的提倡与推广,使这一信仰无论是在分布地域、庙宇建设,还是信仰人群、祭祀仪式上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真武大帝的水神功能,包括祈雨、镇水、厌火等诸多方面,深刻反映了信仰群体注重实用性与现实性的特色。真武大帝水神功能的推广,既是国家政策宣教的结果,同时也与传统中国宗教信仰的多元化分不开。     

清至民国时期平定地区的水神信仰初探

清至民国时期,天灾人祸不断,为了满足民众祈雨时的多重需要,平定地区水神信仰的类型增多,不仅有传统的龙神信仰,自然神、古代先贤和本地传奇人物也都进入水神的行列。此时的水神信仰达到顶峰,信仰范围广泛,功利性和农事性极强。人们不仅在水旱灾害多发的时段举行定期祭祀水神的庙会,还在发生严重旱灾时举行特殊的祈雨庙会。作为地方文化,水神信仰有助于整合地方社会秩序,发展地方经济文化。     

中国龙的形成与水神崇拜

龙是由两种或多种动物和其他物组合而成的幻想中的动物。组合成龙的动物或其他物,并不是毫无选择的,它们都是民间信仰中具备兴云布雨或司水理水职司的神灵。由此可见,龙的形成与水神崇拜密切相关。人们为了有效或尽快解除水旱之灾,往往同时祭祀多种水神,即将多种水神放在一起祭祀。祭祀的对象往往不可能是实物,而多是象征物或图形。当人们将多种水神象征物或图形放在一起作为祭祀对象时,就很有可能将他们组装在一起。多种水神动物和其他物的组合便形成了幻想中的动物——龙。龙的形成发展过程是不同的水神动物由简单组合到复杂组合的历程。在这一漫长的组合历程中,留下了不同的组合体,因而也就形成了千奇百怪的龙。     

豫北地区水神信仰的变迁研究

历史上豫北地区水系复杂,古黄河、漳河、卫河等时常泛滥或改道,故此时期的水神信仰多以河神为主。宋末,黄河逐渐改道南流入淮,豫北局部地区的水环境发生了变化,此后气候渐趋干冷,形成了龙王占据主流的水神信仰。人们通过神灵信仰寻求心理慰藉,祈求安澜生活。豫北地区独特的自然环境和人文因素影响了其水神信仰的变迁,形成了多元的水神信仰体系。     

水神感生神话的原型与生成背景

相当大一部分感生神话具有一种共同性,即女子感应的对象尽管多种多样,如雷、电、风、月、虹、气、龙、蛇、长人等,但他们都有着共同的水神神性,同属于水神家族。本文称这类神话为水神感生神话。水神感生神话中的各种神话之所以具有共同性,是因为它们出于一个共同的原型——女子感水生子神话。水神感生神话只是用各种水神替代了女子感水生子神话中的水。说到底,水神感生神话的产生与水生命信仰有关,所以这类神话的最初源头可以追溯到水生型创世神话。     

拓展湖湘文化研究的新视角——评李琳《洞庭湖水神信仰研究》

楚人以"信鬼而好祀"著称,烟波浩渺的洞庭湖一直给人以壮阔神奇难以穷尽其底奥玄机的印象,生活在洞庭湖区的民众于是创造了形形色色的水神来崇祀。《洞庭湖水湖信仰研究》是李琳博士在华中师范大学完成的博士学位论文,该论文     

西江流域水神崇拜文化的生态根源——以蛙崇拜与蛇-龙母崇拜为例

西江流域的水神崇拜文化源远流长,影响深远。其中,最为典型的是以蛙崇拜和蛇一龙母崇拜为代表的水神崇拜文化。水神崇拜文化根源于西江流域以水为主导的生态环境。蛙崇拜根源于稻作生产的自然生态以及族群繁衍的社会生态;蛇一龙母崇拜根源于“水事”生态以及族群认同的社会生态。西江流域的水神崇拜文化孕育于西江流域以水为主导的生态环境,以形象的方式见微知著地反映了人类文明与生态环境的紧密关联,是西江流域生态文明的文化表现形式。     

“水神托人传书”——母题的流变

从魏晋到清代 ,“水神托人传书”母题在不同时代的小说、戏曲中皆有表现 ,构成一个引人注目的文学现象。此母题在唐传奇《柳毅传》中达到真正成熟 ,以后的流变皆从《柳毅传》加以扩展 ,不同时代的作品打上了不同时代的烙印     

水神巫术神话与中国传统农业社会关键性仪式--神话视域下的中国传统文化再发现

我国早期表现祈雨、治水仪式的水神巫术神话,主要通过神人造型———以龙蛇等水神为饰的形象传承于世,这类造型为数众多,影响广泛而久远,其所反映的水神巫术仪式,既用于国家征战,也用于民众生产、日常生活,且传承数千年,成为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的关键性仪式之一,至今仍有鲜活的生命力。     

从城市与水的关系看水文化的发展

从水的起源、延续和发展分析了城市与水的关系,并以此为基础进一步探求了水文化发展与城市发展的相关性,提出了我国的水文化经历了人水相争、人水抗和直至人水和谐3个发展阶段。结合水与城市的关系,重点分析了人水和谐对当今城市发展的现实意义。     

简论“文化与人化”和“从文化软实力角度来看”的关系

作为本次"文化哲学发展论坛"的主标题和副标题,"文化与人化"和"从文化软实力角度来看"初看起来似乎没有什么直接联系,因为前者所涉及的是文化与人化的关系,因而是文化哲学基础理论研究方面的问题;而后者所提到的"文化软实力"则具有非常突出的现实感,是一个文化研究方面的现实问题.     

漕运兴废与水神崇拜的盛衰——以明清时期徐州为中心的考察

人们对水及其载体河、湖、海等有着天然的敬畏,在水患肆虐的地方更是如此。明清时期,因黄河及运道过境徐州,所属州县内水神崇拜甚为流行,各路神灵被纷纷搬上祭台,甚至武圣关羽、门神尉迟恭都被奉作水神,既说明徐州所属州县水神崇拜之盛,同时也显示了人们对水患的无奈。随着洳河开挖及黄河北徙,徐州漕运中枢地位急遽衰落,导致各种水神崇拜和祭祀活动也随之湮灭不存。本文从地域水环境变迁角度对水神崇拜的盛衰进行了研究。     

从文化翻译观来看汉语习语的英译

从文化翻译观出发,探讨汉语习语的英译中对汉语文化的处理,旨在提示在当今文化大融合时期,翻译的主旨是对源语文化的移植,而不是对其文化的归化     

社会变动下的民间信仰:晚清民国时期的水神崇拜

作为传统民间信仰,水神崇拜在近代社会的剧烈变动下遭受了一定冲击,但依旧得到政府、官员和民众一定程度的依赖与坚守。面对各方面的挑战,水神信仰也做出了适当的调整与变通,加入了一些新元素,在迷信与科学、传统与现代的碰撞下,寻找自己的立足之处,并发挥着作用。     

生命的承担:走向祭坛的帝王之女

以帝王之女献祭,是中国特定历史时期的重要文化现象。为抗击洪水干旱,可敬的帝女将她们柔弱美丽的身躯投入滔滔江河之中、熊熊烈火之上、酷暑烈日之下,用悲壮的方式作出生命的承担。对帝王之女献祭的风俗、源流、成因以及原型意义的探讨,具有文化人类学方面的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