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山东的“驱教”与“灭洋”

<正> 近代山东的“驱教”与“灭洋”,是反洋教斗争既有联系而又有区别的两个阶段。由“驱教”演变为“灭洋”,不仅与民族矛盾的日趋激化密切相关,并且受着当时山东政治.经济情况的制约和影响。今就这个问题谈点粗浅看法。一山东反洋教斗争是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随着洋教势力的入侵开始的,到中法战争后趋向高涨。1888年6月(光绪十四年五月),鲁抚张曜奏称:“近年山东济南、兖州、济宁、东昌、沂州各府州属教案屡起衅端”,“遇有卖地于彼盖造教堂,则一哄而聚,折毁有之,近倡而远亦随,此惩罚而彼不戒。”这表明中法战争后在以鲁西南的兖州地区为中心,兴起了以反对建堂传教为内容的“驱教”斗争的高涨形势。那么,“驱教”高涨的兴起为什么不开始于帝国主义军事、经济势力庞大的山东半岛沿海各地,而是在     

费耶阿本德的“传统平等主义”述评

<正> 在当代英美科学哲学界,保罗·费耶阿本德(Paul Feyerabend)可以说是最有争议的人物了.他的思想独特、发人深省,同时又令人不安.如果说他于1975年出版的《反对方法》一书中的“反对方法”—反对普遍有效的、绝对安全的方法论规则,宣扬“怎么都行”的多元主义方法论,那么他的《自由社会中的科学》(1978年)中的“反对科学”则提倡“传统平等主义”.本文试图对费耶阿本德的“传统平等主义”作较为详细的评述.     

“看不惯”与“跟着干”

原中共山东泰安市委书记胡建学,在他的“最后陈述”中说,他最初对不正之风是“看不惯”,到后来则是“跟着干”,一步步走向了堕落的深渊.作为一名共产党的市委书记,既然对不正之风看不惯,就应该带头反对,以实际行动正己,然后正人.然而,胡建学却在金钱的“魔方”中,在享乐主义思潮的冲击下,迷失了方向,乱了阵脚,自己也不知不觉地蜕化成了一名腐败分子.即使他在     

“厚古薄今”呢,还是“厚今薄古”?

“厚古薄今”呢,还是“厚今薄古”?在高等学校人文系科,这是教学整改大辩论的中心。复旦大学中文系全体师生就这个中心展开了热烈的论争;当然,没有谁正面提出“厚古薄今”的主张,但论争过程却充分证明这种主张的存在;尽管这种主张的持有者打着一些别的旗号。反对“厚今薄古”最烈的,是自称“厚古厚今,学古为今”的双厚论者。他们说:“祖先留给我们丰富的文学遗产,这是好事,不能薄!”他们认为,过去的问题不在“厚古”而在“薄今”,纠正偏差,只须把“今”提到应有的位置——古今同“厚”,便可以了。的确,祖国文学遗产绵亘数千年,浩瀚如烟海。     

“五四”时期山东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

六十年前,中国人民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反对封建军阀的专制统治,掀起了伟大的五四运动。五四运动既是一个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又是一个思想解放的新文化运动。它以战斗的姿态,揭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新篇章。“五四”前后,山东人民的革命斗争与全国各地的革命运动紧密相联,是整个五四运动的一     

自然主义诗学中的“想象”问题

与反对浪漫主义的历史情境相适应,自然主义奉“真实感”为最高原则,反对流于“夸张”与“幻想”的“杜撰”与“虚构”。但自然主义并不反对一般意义上的文学想象,其对“纯想象”的反对,正是要拯救和解放真正的文学想象——将其从“玄奥”、“观念”的高空拽回真实生活的大地。     

阮籍《咏怀诗》中的“路”

~~阮籍《咏怀诗》中的“路”@王尧美$山东大学!山东济南250100~~~~     

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合理负担”政策

<正> 中国民主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是用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为了坚持长期的武装斗争,必须在革命根据地内开展财政经济工作。田赋和其他税收是抗日经费的主要来源。山东抗日根据地的财经工作的开展,稍晚于北方的其他地区,但就田赋和救国公粮的负担来说,也有较丰富的经验,值得我们总结与借鉴。一、“合理负担”政策的提出抗日战争开始后,由于形势的变化,山东敌后处于敌、友、我三种势力并存的犬牙交错的状态。山东抗日根据地是以长期坚持革命斗争的当地干部为基础,以中央派来的军政干部为骨干,发动武装起义,在开展游击战争的环境中逐步建立起来的。在抗日民主政     

“五四”运动的历史反省

“五四”运动的历史反省欧阳哲生（北京大学历史系）１９１９年５月４日，这是中国近代历史一个重要转折点。这一天，北京学生三千多人，齐集天安门前，强烈抗议帝国主义列强把持下的“巴黎和会”，所作出的关于将德国在我国山东所强占的特权转让给日本的决定；坚决反对北...     

“张之洞反对民权”说剖析——兼析19世纪后期中文词汇“民权”与“民主”的涵义

本文针对史学界关于戊戌时期,张之洞作为洋务派的代表,以“反对民权”的姿态成为了维新派的对立面这一“定论”,将张之洞反对“民权”的言论置于一定的语境中进行了剖析,详细考察了１９世纪后期中文词汇“民权”与“民主”的不同涵义以及时人对这两词的理解和使用。认为张之洞反对倡言“民权”,实是反对将“民权”释为涵义等同于“民主”的“人人有自主之权”、“民揽其权”,而非反对民权的本义即法律规定的“权利”。戊戌时期在对待“民主”的态度上,以及“民权”实施的条件和程序上,张之洞与维新派并无太大分歧。用是否赞同“民权”来作为区别所谓洋务派与维新派的尺度是存在问题的     

“修文以函情”、“治情”以治国——船山对诗歌社会作用的认识

<正> 船山认为诗歌的社会作用,就是为封建政治伦理服务.强调学诗和写诗的终极目的.就是“迩之事父,远之事君”。他企图通过“修文以函情”的特殊途径,亦即陶冶性情的审美途径,来调和阶级矛盾,达到“治情”以治国的目的。一、反对两种倾向在诗歌为封建政治伦理服务这个问题上,船山反对两种倾向,即既反对诗歌笨拙地为封建统治者歌功颂德,亦反对诗歌对封建统治者直接地尖锐地揭发和批判.     

乱弹

反对“唯上”?干什么!要造反吗? 且慢。此中有分教: 《准则》说:“反对某个同志的某个意见,不等于反对这个同志,反对某个机关的某个同志,不等于反对这个组织,不等于反领导,更不等于反党。”这里,反对的是“唯”,不是一般的“上”。何况理论见解,学术观点,更哪可一味“唯上”! 凡事要用鼻子嗅一嗅,然后决定欢迎它还是抵制它。“唯上”的特征,在于不分青红皂白,马首是瞻,甚至明知不对也照办不     

中国共产党创立前后“革命”话语的转换与传播

五四运动与中共创立时期,是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发展的转折年代。觉醒年代的先驱者尤其是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内部旧式革命与外部新式革命的思考,促成了中共创立前后革命话语的转换：从“中产阶级主其事”的“中等社会革命”“法国式革命”到以民众为主力的“国民革命”“俄罗斯式革命”;从反对清王朝的政治革命到“反对孔教”的思想革命、再从“反对孔教”的思想革命发展到反帝反军阀的政治革命的两次转向;从民主主义革命话语到“即行社会主义”话语,进而认识到现阶段“仅能行向国民革命”即民主主义革命。革命话语传播则从启蒙者的“革命”精英话语转向“到民间去”的大众传播。     

“山东经济学年会”征文公告

<正>为了推动山东经济理论与经济问题研究的深入开展,繁荣山东经济研究,更好地为山东经济社会发展服务,联合发起并组织“山东经济学年会”。2006年“山东经济学年会”拟于秋季在山东大学召开,研讨的主题涉及经济理论与现实经济问题的所有领域。现向国内外经济学界同仁征文。应征论文请于8月31日前一式两份寄山东大学经济学院“山东经济学年会秘书处”(邮编：250100),同时提交电子文稿到(rie@sdu．edu．cn),论文左上角请注明：提交“山东经济学年会论文”。我们将组织专家评出入选论文并邀请入选论文作者与会,其中优秀论文将向有关学术刊物和“中国经济学年会”推荐；入选论文作者为在校研究生的,会议提供参会的部分费用。今后,“山东经济学年会”将每年召开一次,为此,设立“山东经济学年会”秘书处和秘书长。秘书处设在山东大学经济学院,秘书长由臧旭恒教授担任。     

太虚非气：张载“太虚”与“气”之关系新说

张载所谓“大虚即气”,不是说“太虚是气”,因为太虚与气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从张载有关论述中可以看出太虚涵含气,但太虚本身不是气;太虚与气分属两个层次,太虚是最高层次的概念,而气则是次一层次的概念,气能化生万物;从太虚的内涵与特点来分析,太虚是万物的本原但不能直接化生万物、太虚无形又离不开气、太虚是实有并是永恒的存在。二程与朱熹肯定张载的太虚与气是两个不同概念,但又反对“太虚涵含气”的看法,反对散归太虚的观点,并且力图将“太虚”改换成“理”,以建立他们的“理一元论”的哲学体系。     

评“科学与人生观论战”

1923年发生的“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亦称“科学与玄学”之争),是中国现代资产阶级哲学营垒中马克思主义敌人之间的一场混战,也是中国现代资产阶级哲学思想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环节。以丁文江、胡适、吴稚晖为代表的“科学派”,反对以张君劢、梁启超为主角的玄学派,实际上是以一种唯心主义反对另一种唯心主义。列宁说;“当一个唯心主义者批判另一个唯心主义者的唯心主义基础时,常常是有利于唯物主义的。”科学与人生观之争正是这     

论王船山的“治统”思想

<正> 一、反对“正统”提出“治统” 王船山论史,继承了历史上以古为鉴、以史资治的优秀传统,不是就史而论史,而是从资治的目的出发来论史。根据这个     

简析宋明时期“成性” 与“复性” 之争

宋明时期理学盛行,儒学主要以理学的形式得到复兴,并且逐步取得了支配的地位。理学唯心主义者二程、朱熹等继承和发挥了唐代李翱以及禅学的观点,大倡“复性”说,主张用穷理尽性的方法来“复其性”、“复其初”,为封建统治阶级的伦理道德寻找理论上的依据;而王安石、王廷相、王夫之等人,却用“成性”说来反对宿命论的“复性”说,提出了“性     

“火历”初探

春秋鲁昭公十七年,预测六月甲戌朔将发生日食,祝史请准备“救日”仪式。执政季平子反对道:“止也!唯正月朔,匿未作,日有食之,于是乎有伐鼓用币,礼也。其余则否。”太史解释说:您所谓的正月,亦“在此月也,日过分(按指春分)而未至(按指夏至)”;您所谓的正月朔,也是“此月朔之谓也,当夏四月,是谓孟夏”(均见《左传昭公十七年》)。这段对话提出了一个有关中国古代历法的大问题:正月,何以也在周六月或夏四月?或者说,周六月或夏四月,何以也可称为正月?     

介绍几种关于唐甄的资料——杨宾的“唐铸万传”、“唐铸万潜书序”及其他

唐甄(1630——1740)是明末清初著名的进步思想家。他在君尊臣卑、男尊女卑和重农轻商被看作天经地义的封建时代,不顾清朝封建统治者的迫害,大胆的提出反对君主专制制度、反对人与人的不平等、反对男女间的不平等的主张。例如,封建统治阶级及其御用学者总是把封建皇帝说成“真命天子”、“天生圣人”来欺骗人民,而唐甄却认为“人之生也,无不同也”;“天子虽尊,亦人也”;“非天神大帝也”。又如,封建统治者总是认为农是本业,而工商皆未。说什么“腾惟四民以士为首,农次之,商贾其下也”;“民之为道也,士为贵,农次之,惟贾为下”。“夫贾为下,牙为尤下”。但唐甄却不仅经常“农、商”、“田、市”并举,而且曾全部出卖了仅有的几十亩田地,专门经营商贩、开牙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