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义审美观照下的男性文学形象

男性形象是女性文学中相对次要的人物形象,但是选取男性文学形象作为研究对象并加以解读,会发现女作家对男性形象的塑造与男作家在文化观念和性别立场上有着很大的差异,它解构和颠覆了男性形象在男性话语中的主体地位,男性形象扮演着女性反叛传统文化、消解男权意识的对立面的尴尬角色。妇女解放在女作家那里已经成为审美想象的话语形态而存在。     

十九世纪社会转型期的纽约市——《华盛顿广场》和《豪门春秋》的新历史主义解读

《华盛顿广场》和《豪门春秋》分别是美国著名作家亨利·詹姆斯和伊迪丝·华顿的早期代表作.作品问世以来,学术界对这两部小说的研究大多着重于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自然主义等阐释.本文从新历史主义的视角,将19世纪转型期的纽约市作为文本而不是“背景”进行诠释:詹姆斯和华顿通过记述19世纪两大转型期纽约的阶级分布与城市发展之间的内在关系,巩固了当时历史语境下的主导权力话语;作家的个人意识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抵牾,体现了两位作家颠覆权力话语的创作倾向;但作家的反抗最终还是受到了主导权力话语的遏制.     

作为意识形态生产的话语——叙事行为的“用名”与文化身份的权力分析

人类的叙事行为是叙事者的意识形态的体现。马克思在论述物质生产的同时 ,创造性地阐明了作家的精神生产活动在大机器生产条件下亦是一种意识形态的生产过程。其意义在于对这种精神生产行为的历史神圣性的颠覆 ,在于对这种精神生产活动同资本主义物质生产的经济活动之间内在秩序的揭示。叙事行为即为话语生产行为 ,“用名”被意识形态生产的话语市场所决定 ,并由这个市场权力消费的特性决定其文化身份     

依附、交叉与并存——略谈华文文学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关系

19世纪中期以来中国社会、文化的变更、转型,使创造主体是文人、作家的华文文学得以产生和发展,也同时决定了华文文学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依附关系;而众多现当代作家兼有的华文文学作家身份,又派生了两种文学之间的交叉关系。但华文文学在自身话语体系的构建中也日益显出独立的品格与价值,所以,前瞻未来,华文文学与中国（大陆）文学的关系,应是并存关系。     

语言、文化与翻译的政治--翻译研究新概念

长期以来翻译被理解为语言转换的纯技术性操作,与价值判断无涉.然而细读翻译史会发现语言转换的表面性客观中立形象掩盖了翻译发起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动机.况且,语言本身也不是工具那样简单,也有历史性和意识形态因素;文学翻译是文化资本流通的重要渠道,文化资本的流向和途径不仅仅是语言和文学的优劣问题,更是一个选择权力问题,因而翻译也是建构话语权力的活动.     

后殖民语境下库切的流浪文学

流浪是后殖民语境中重要的文学、文化现象。库切是后殖民语境下一位重要的流浪作家,其流浪有自身的特点——殖民者的流浪。库切通过对文化身份的关注与忧虑,对殖民话语的颠覆以及跨文化整合写作方式的尝试,展现了他对后殖民主义的揭示及批判,显示了他的流浪文学在后殖民语境下的内在含义。     

士人文化心态对北朝诗赋文体的吁求——对北朝诗赋特质成因的文体学考察

文体不是孤立的语言现象,在其话语体式的背后,有一个话语主体的心理—精神结构所指向的社会文化背景。作家创造的话语符号结构,与其精神、心理结构具有同构对应性。文体作为文学话语的结构模型,既受到文化的制约,也同样表征着文化。特定文化中主体的行为方式与精神结构,包括体验世界的心理图式,是文学文体话语体式演化的内在规律。南北朝时期,北朝文化往往以胡、汉文化,也即游牧文化与中原文化的冲突为表征。文化的整合形成北朝士人的特殊文化心态,如文化隔漠心态,畏祸心态与羁臣心态等。这是造成北朝诗赋凝重古奥的文体特点的内在原因。     

倾听文学的呻吟－－探究现代传播媒介对文学的消解

现代传播媒介对文学的消解已是不可争议的事实。这主要来自现代传媒所拥有的文化权力、文化垄断与文化主导地位。现代传播媒介不仅消解了文学的创作主体和接受主体,也消解了文学的诗性空间,并用"新说法体系"和"霸权话语"建构了独享风流的"传媒文本"。     

直面文学的式微--现代传播媒介与文学诗性空间萎缩的内在关系之审视

现代传播媒介对文学的消解直接导致了文学诗性空间的萎缩.这主要源于现代传媒从启蒙到操纵转换时所拥有的文化权力,具体表现为对读者、作家、语符化文本的全方位渗透与侵蚀,并用"新说法体系"和"霸权话语"建构了独享风流的"传媒文本".但作为"边缘存在"的文学的式微并非一定会导致文学的消亡,相反可能是一个重构的契机.     

规训与认同的话语实践——以1950-1957年现代作家选集的序跋为例

本文以"新文学选集"和"人文版现代作家选集"的序跋为研究对象,探究新中国成立后的文学规范和话语实践.在两套选集的序跋中,序跋作者对自己或他人思想的检讨和批评,对旧作的贬低以及选择、修改等,既是国家权力话语规训的结果,也是作家积极主动认同主流话语,重塑自我的必然选择.     

超越现实世界的文化存在——沈从文“湘西世界”的符号学解读

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是一种虚拟的承载着作家独特人生、审美理想的文学化的形象世界。因此 ,它不是一种真实的客观性存在 ,而是主观性叙事。它已经超越了一般的文学形象世界的意域 ,成为具有意义和价值的象征化的符号世界。这个符号世界具有独特的语码、内存和符号化的表意体系 ,形成了一套符号语法体系并具有相应功能。同时 ,作为符号存在的“湘西世界”与作家的符号化思维、情感、意志具有复杂的同构体系 ,最终成为超越现实世界的文化存在     

试论文学作品的深度

作品的深度是指作家在创作中以深邃的目光,透过表面、平常的生活、人物或事件,发掘深藏在其中的社会、历史或时代的深层意蕴与哲理,从而扩展了容量,加深了主题内涵。作品深度的获得有赖于作者对生活及其矛盾斗争的深刻认识、理解与勇于揭示。要使创作更有深度,作家必须具有清醒的历史意识,不仅是“历史地看问题”,而且是注意从新的时代思维的角度去发现历史启示和内在含蕴。     

试论精神创伤对张爱玲创作的影响

作家的精神创伤与其创作之间关系密切 ,本文试图从这一特定的视角 ,对张爱玲作品的题材 ,意象及文艺观等特质加以分析 ,力图对其人其文进行再认识。     

1927—1929年无产阶级文学与人民本位的理论建构

随着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失败,革命文学话语向无产阶级文学蜕变,崭新的文学理论话语肩负着重要的历史使命。1927—1929年史料文献涉及诸多与之相关的阐释与传播,由此形成的原初框架含有以人民为核心的现代观念,勾勒出中国无产阶级文学萌芽期的基本面貌。无产阶级文学概念的人民立场直指广阔的人民生活,关乎题材叙事形态,蕴含的人民意志,贯穿作家身份的思想形态论争,实现了从客体到主体的过渡与融合,从而多维度建构起无产阶级文学理论的人民本位理念,引领现代化社会的发展历程。      

王蒙的文学批评:后革命时代的话语经验

王蒙不但是个风格独到的作家,而且也是个具有独立见解的批评家。他的批评具有真诚、开放、包容的批评姿态,历史与审美相结合的批评标准和个性、幽默、直观的批评风格。王蒙的文学批评很典型地体现了新时期这一后革命时代话语经验的特征。     

外国文学研究中的文化身份问题

中国学者在对西方文学的反思中,感到有必要深入到现代性话语的历史结构中,积极探寻外国文学研究中的文化主体意识,建立中国人自己的话语体系。全球化时代需要的是既具有本民族文化记忆的深刻底蕴,又具有健全开放的心态和全球视野。故而,中国学者应该积极介入国际理论争鸣,发出中国人的声音,与外来文化展开平等对话交流。     

普鲁斯特与无意识

法国作家马塞尔·普鲁斯特在其长篇小说《追忆似水年华》中以无意识的追忆再现了丰富的情感和自然 ,形成一种独特的文体风格和文学流派 ,对现代文学流派产生了重大影响。文章通过作品对作家的风格和内涵进行了分析     

论语篇的对话性分析与提高英语应用能力

语篇是语言交际中表达语义的超句单位,其构成具有对话性特征。通过对该特征的分析发现:为促成交际的成功,语言使用者对话语接受者的认知语境给予了应有的关注,并努力提供可能的帮助。在教学中注重对语篇的对话性分析将有助于增强学习者的语用意识并提高其读写能力。     

村上春树小说的电影空间

村上春树并不是一位创作准备丰足的作家。解读村上与电影的因缘,可以感知后现代文学背景下的作家素养同作品因素一样出现了许多重大变异。完全依靠学习美国现代小说打造自我的村上,事实上也曾经借助现代电影特别是美国影片的艺术介质,滋养了自己的作家人生。这既是村上小说建构的主要来源之一,也是理论研究需及时做出调整、加以关注的全新领域和作家个案。     

文学经典的批评与文学批评的经典化——以建国后十七年文学经典的批评为中心

建国后十七年，文学批评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通过掌握文学经典的解释权而取得主导地位，其具体方式是颠覆原有经典、重新确认经典、文学经典重释、原有经典强化以及确立新时代经典，筒言之，通过共时态的文学经典建构与历时性的经典评价从而实现文学批评的经典化。由于文学经典的形成受他律性因素的支配，文学批评的经典化与非经典化范围总是处于流变之中，其流变的复杂过程呈现了建国前后文学批评观念的转型态势，也预示着建国后主流批评话语的建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