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老龄化、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来自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证据

利用一个包含人力资本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从索洛增长理论入手,分析人口老龄化和人口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理论模型的推理结果表明人口老龄化和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均产生不利影响。再根据理论模型的结果构造了人口老龄化和人口增长影响经济增长的实证模型,收集和使用中国1990～2008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对理论模型的推理结果进行实证检验,证实了理论模型的推理结果。实证研究还表明:(1)初始的人均GDP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为负,说明中国的区域经济发展出现了条件收敛的情形;(2)人力资本投资、储蓄率和劳动参与率对经济增长有着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     

内蒙古人口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研究

人口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是复杂的,内蒙古是民族自治地方,人口有其独特性,运用OLS模型实证分析各人口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显示：人口城镇化水平的提高、第二、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的上升及少儿抚养比的下降对1990年以来的内蒙古经济增长具有正相关作用;老年抚养比的上升、少数民族人口比重的提高对经济增长具有负相关作用;人口自然增长率、人口性别比及平均受教育年数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显著。     

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

文章利用中国1987～2015年人口普查数据研究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首先分别考察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和劳动年龄人口内部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结果显示:劳动年龄人口比重每增加1个百分点,实际人均GDP增加1.9％,劳动年龄人口中最具生产力劳动力比例每增加1个百分点,实际人均GDP增加1.7％;其次,测算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结果显示:1987～2015年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达到14.69％,同时预测结果表明2015～2020年间中国人口红利窗口将会关闭;再次,利用分解分析研究人口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发现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主要通过提高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提升人力资本水平以及增加就业来促进经济增长.     

人口、经济和技术对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分析——基于动态面板模型

气候变化和二氧化碳减排问题已经引起了世界性的关注。一般而言,一个国家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是由多种因素共同作用决定的,并且这些因素对碳排放量的作用可能有所不同。文章基于动态面板模型,利用中国30个省份的相关数据,分析了二氧化碳排放与人口、经济、技术的关系。结果表明,人口、经济和技术对不同地区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是不一样的。其中人口对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呈现明显的双向性,经济增长对碳排放具有较强的促进作用,而技术进步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二氧化碳排放。另外,二氧化碳排放表现出明显的路径依赖现象,当期经济增长将至少对未来1~3年的空气质量产生影响。基于上述结论,文章提出了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相关政策建议,以适应中国的低碳经济道路。     

中国人口变动与经济增长

人口具有生产和消费的双重属性,因此人口变动与经济增长密切相关。考察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增长态势,以人口为中心系统地分析影响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主要因素。中国的人口变动主要从四个方面促进了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持续的高速增长;如果没有其他突发性因素的冲击,单从人口变动因素来看,中国经济还可能再持续增长二十年。     

收入、人口年龄结构和中国城乡居民储蓄

本文利用中国2002~2006年分省、分城乡数据,将人口年龄结构因素纳入绝对收入和恒久收入理论模型,对居民储蓄方程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老龄人口比例对城乡居民的储蓄有显著的负影响,这对于老龄化日益严峻的中国意味着将面临人口转变带来的额外的资本供给压力;城、乡居民的储蓄决定因素有明显的差别,这些差别反映了城乡收入差距、区域经济差距以及城乡居民对子女教育投入的差异。     

人口集聚的经济效应:基于工具变量的实证研究

人口空间分布受地域生态环境、商业条件和历史文化差异的影响而呈非均匀性特征。随着大中城市经济优势的日益扩大及限制人口自由流动政策藩篱的消除,人口向中心城市集聚的向心力不断强化。北京、上海的常住人口规模已经突破2 000万人,大规模的人口流入对城市的交通、社会秩序、资源利用、环境保护、住房保障等诸多方面产生重大影响,人口疏解与人口控制成为北京、上海等中心城市的重要社会管理举措。同时,人既是生产者也是消费者,在人口老龄化日益严重、人口红利加速消失的背景下,人口作为促进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成为各个地区竞相吸引的宝贵资源。面对疏解人口还是集聚人口这一现实问题,需要在理论上回答人口集聚是否拥有经济增长效应并在实证上检验人口集聚经济效应的大小。为此,本文应用省级面板数据研究我国人口集聚的经济增长效应。为了克服人口集聚与经济增长互为因果关系导致的内生性问题,应用工具变量、矩估计等回归方法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小学教师数和卫生医疗工作人员数符合工具变量的要求,结果显示人口集聚具有显著的经济增长效应。此外,通过引入交叉项实证研究人口集聚引发的人口结构效应,即人口年龄结构和就业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发现改善人口结构更有利于经济增长。基于此,应进一步促进人口集聚,发挥人口集聚效应,特别是通过人口集聚来改善地区的人口年龄结构和就业结构,促进经济增长。这对于北京、上海等中心城市更有意义,在实行人口疏解政策时有必要考虑人口结构优化的经济增长效应。     

我国人口结构变化对经济转型的影响

人口问题已成为影响经济增长和经济转型的重要问题之一,特别是我国自2000年迈入老龄化社会以来,人口结构变化对经济转型的影响越来越大。本文主要研究人口结构与经济转型的关系,在构建相关指标基础上,利用我国省际面板数据,建立PVAR模型,对我国人口结构变化对经济转型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认为,当人口结构由红利型向老龄化转变时,这一过程将会推动经济向消费驱动的增长方式转变,促进产业结构的服务化,产业结构调整在这一过程中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有显著的推动作用,同时还应注意到产业结构对人口结构的影响。     

中国生育率下降经济后果的计量分析

本文在特定的假设条件下，构建一个动态人口一经济模型，从人口作为消费者影响资本积累、作为劳动者影响生产两方面入手，分析人口对经济运行的影响。并对在特定假设条件下的人口一经济系统进行模拟，以判断中国生育率下降和控制人口增长对中国经济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贡献。     

中国人口变动对经济增长影响的量化研究北大核心CSSCI

文章采用历史增长核算法,将经济增长分解为三个贡献要素,即劳动年龄人口规模的增长、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及劳动力利用效率的增长。在此基础上考察1991～2011年中国实际GDP增长和各贡献要素的变化特征和趋势,结果表明,劳动生产率的提升是中国过去20年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动力,其次为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而劳动力利用效率的影响为负。从未来趋势上看,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和总量变化都将对经济发展带来负面影响,短期看人口年龄结构的影响更大,中长期则人口总量的影响更大;劳动参与率的下降和工作时间的减少将使劳动力利用效率进一步下降;而近年来中国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放缓,这些因素预示着中国未来经济发展速度必然放缓。最后,文章提出促进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以提升总体劳动生产率,降低非充分就业率提升实际劳动力利用效率等政策建议。     

失业率、年龄结构与人口迁移率的相关性研究

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从理论及实践两种角度,对影响人口迁移的主要因素进行了分析,指出：人口年龄结构及失业率是人口迁移率大小的决定因素。在此基础上,对影响我国人口迁移的相关性因素进行了分析,并对 21世纪我国人口的迁移做了预测。     

中国高龄老人健康隶属等级分析

基于反映健康不同维度上的50个变量,本文用隶属等级模型将1998年被访高龄老人的健康状态分为健康、比较健康、功能受限、体弱多病、极度虚弱五个纯类.分析结果表明,健康隶属度随龄增加而递减趋势明显,城乡在健康隶属等级上的差异与年龄和性别有关.总体上说,健康隶属等级年龄差异大于性别差异,性别差异大于城乡差异.     

提高安徽省人口文化素质的思路与对策

安徽省经济基础薄弱,教育投入不足,办学条件差,教育事业总体上比较落后,导致安徽省人口,尤其是劳动人口文化素质偏低,严重地制约了安徽省经济的发展。针对安徽省教育存在的问题和人口文化素质的实际状况,结合省情省力和"科教兴皖"战略,提出优先发展教育,包括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调整教育结构;增大政府教育投入,并建立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的新体制;巩固和发展农村基础教育,优化农村教育结构;加强师资培训,建设一支高素质的教师队伍等可行性的对策与建议。     

对我国人口城市化道路的思考

加快我国人口城市化的发展,对推动我国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中国走什么样的人口城市化发展道路一直是一个很重要又争论不休的问题。本文通过对我国城市发展方针的反思,提出了我国应走以规模扩大式为主的人口城市化道路。     

寿命学的难题

寿命学研究的根本宗旨和归宿是揭示延长寿命的理论导向和途径,其核心问题是延长预期寿命使之日益接近最大寿命,甚至与最大寿命重合.但是,达到这一目标及其困难,甚至是不能实现的遐想.我们只能尽一切可能使两者更加接近,完全重合是在可望而不及的未来.     

Effects of the timing of marriage and first birth of the spacing of subsequent births

Analyzing data from a fifteen-year follow-up survey of high school students originally surveyed in 1957–58 and resurveyed in 1973–74,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effects of the timing of marriage and first birth on subsequent child spacing, holding constant the effects of other variables that may be sources of spuriousness. The results suggest that age at first marriage has a causal effect on the occurrence of a short first birth interval and that age at first marriage and premarital pregnancy interact in their effect on the occurrence of a short second birth interval. Age at first marriage has no causal effect on the spacing of the second birth for those whose first child was maritally conceived. The spacing of the first birth, however, appears to have a causal effect on the spacing of the second.     

流动家庭的现状与特征分析

文章基于2011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从家庭规模、代数、结构和居住安排等方面,描述了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家庭特征.结果表明,家庭规模为2.46人;平均1.54代人;家庭结构以核心家庭为主(占68.6％),单人家庭次之(占27.0％),主干家庭和其他家庭各占3.3％和1.1％;2/3的子女与流动父母同住.但是,全国的平均水平掩盖了较大的地区性差别:中部地区和跨县流动者的家庭规模最大、代数最多、家庭结构更复杂、子女更易与父母团聚,而在东部地区、长三角和珠三角经济带跨省流动者中,家庭规模最小、代数最少、结构最简单,团聚更不易.这些特点透视出,各地不同的经济社会发展程度对家庭团聚设置的门槛不同,同时也折射出流动人口的自选择性.     

农民工劳动权益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以南京市为例

文章以南京市为例,在描述外来农民工劳动权益现状的基础上,采用相关的微观计量经济学方法,从劳动合同的签订、工资是否拖欠、劳动安全的状况及日工作时间的长短4个方面对农民工劳动权益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发现,人力资本状况与农民工的劳动权益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农民工的个体特征、就业的行业和单位的所有制性质,对于劳动权益状况具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工会会员身份、对相关法律法规的了解程度等制度性因素对农民工的劳动权益没有显著的影响.     

甘肃省人才问题研究

本文对近10年来甘肃省人才状况进行了简要总结和分析.通过对人才总量及相对存量、人才的地区分布、人才的行业、职业构成以及科技、教育(主要是师资)状况的分析,就我省人才现状及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剖析,并指出了症结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