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与宗教关系述要

民族与宗教的关系问题,无论是对民族还是对宗教,都是十分重要的问题。古今中外历史表明,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没有过自己的宗教,民族都有一定程度的宗教性。同样,任何一种宗教都以民族作为主体而表现出它的民族性。民族形成的过程,宗教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作用。各民族的发展过程,宗教对其也产生着深刻影响。民族关系的状况往往也同宗教因素有关。当今世界,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同样密切交织,影响着世界政治。因此,深化民族理论研究,需要研究民族与宗教的关系。     

北魏时期佛教在平城的传播及其特点

北魏佛教的传播是伴随着佛教中国化的过程而不断进行的，同时也带有北魏以少数民族为核心的封建政权的特色。体现为佛教本身的教义、教仪、教艺和教团四个方面。     

汉六朝时期的民族官印与民族关系

本文探讨了《后汉书》、《华阳国志》等文献史料中所载的南方少数民族称呼与现存的中国古代民族官印中的民族称呼之间的关系，指出从这些官印上的民族称呼可以确知这些古代民族的存在，而这些民族官印是赐与少数民族领袖的，更证明汉六朝时期对南方少数民族实行着有效的统治，从而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该时期的民族观和民族政策。     

北魏民族关系思想论纲

北魏时期的各类人物都在不断思考、认识和探讨如何更好地处理北魏与其他政权的关系、鲜卑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甚至还就当时的民族关系问题展开过几次大讨论,不同思想的交锋及碰撞,产生了许多颇有价值的新认识、新观点.无论是他们对大一统的目标定位和具体实践,还是对五德历运的讨论;也无论是他们对汉化问题的认识,还是对"因俗而治"思想观点的阐述,都是基于稳固政权和解决现实民族关系问题的需要,试图建立指导民族关系良性发展的理论体系.他们的思想认识,既有对北魏之前民族关系思想的吸收与继承,也有对北魏之前民族关系思想的深化与发展.当然,也有的思想认识仅仅停留在前人的认识基础上,甚至有的还低于前人的认识水平.北魏时期的民族关系思想既有精华,也有糟粕."抚之在德"、"亲仁善邻"、"分灾恤患"、"偃武修文"、"令万方各安其所"、"以和为贵"以及"推诚布信"等思想,是中国民族关系思想史乃至中国思想史的宝贵财富,不仅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而且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有的至今仍闪耀着真理的光辉.把其他少数民族当作炮灰、利用战争削弱其他少数民族势力以及希望少数民族之间不断争斗北魏从中获利等思想,是应当彻底抛弃的历史糟粕.     

论宗教与民族

宗教与民族的关系问题，无论是对宗教，还是对民族，都是十分重要的问题。古今中外历史表明，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没有过自己的宗教，一定民族的社会生活蕴育、产生了该民族的宗教。宗教产生以后，又在各民族的发展中逐步壮大，并对各民族的经济社会发展及精神生活产生着久远而深刻的影响。可以说，任何一种宗教都有不同程度的民族性，任何一个民族也都有不同程度的宗教性。在当今世界，宗教问题与民族问题的关系依然错综复杂，不仅继续影响着人们的精神生活，而且影响着世界政治，令世人关注。因此，研究宗教与民族的关系问题，是十分必要的。     

略论宗教社会学的中国化

中国的宗教社会学要研究中国的宗教,即道教、中国化了的佛教和其他民间宗教信仰。因此,本土化是当代中国社会学的发展趋势,中国化是中国宗教学成长的立足点和发挥宗教社会学现实功能的需要。     

安史之乱时期民族关系探讨

安史之乱爆发后,唐朝周围的少数民族政权或部落,有的出兵助唐平乱,有的为唐军供给军粮,有的继续与唐朝保持臣属关系,对唐中央纳贡、朝拜,当然也有的乘机出兵侵扰唐朝边境。少数民族之所以会在唐王朝发生内乱时仍然与唐朝保持友好关系,主要有如下几方面原因：第一,唐太宗时期建立起来的大唐帝国的声威,在安史之乱时期仍然具有很强的感召力;第二,唐对少数民族的册封,使其成了唐中央王朝的地方政权,在唐发生内乱时,这些少数民族把出兵助唐平乱视为自己的义务;第三,唐对少数民族一直采取羁縻、保护及优抚政策的结果;第四,唐与少数民族友好关系继续发展的结果。唐王朝正是由于得到了少数民族在政治上、经济上及军事上的支持和援助,才能够迅速平定安史之乱。所以,少数民族在维护祖国的统一和稳定方面是一致的,并共同作出了贡献。     

略论司马光的民族关系思想

司马光民族关系思想主要由怀柔优于征伐、“御之得其道”、先治其内而后立功于外三大部分构成,其中怀柔优于征伐是其民族关系思想的核心,“御之得其道”是其处理民族问题的基本方针,先治其内而后立功于外是其处理内政和边疆问题的基本原则。司马光民族关系思想的形成,既受到了儒家教义、传统民族关系思想的影响,又与其个人经历和北宋激烈的民族矛盾有关。不畏上的理论勇气、关注现实、全面与片面共存是司马光民族关系思想的显著特征。司马光的民族关系思想是对儒家教义和传统民族关系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在中国民族关系思想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秦汉时期的汉越民族关系

秦汉时期中国南方民族关系的主要方面是汉越民族关系,由于大汉族主义思想膨胀和越民族上层贵族中民族主义思想的抬头,所以汉越民族关系常以矛盾冲突的形式表现出来,但这种冲突在客观上起到了加强汉越民族交往,促进经济文化交流和民族融合的作用。     

民族认同与宗教对我国少数民族民族认同的影响

民族认同表现为民族成员对自己的民族文化和其他成员的亲近感以及对民族命运的关注.对于我国大部分少数民族来说,宗教总是构成民族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虽然民族认同的要素是多方面的,但宗教总是民族认同的一个因素.在我国55个少数民族中,宗教作为一种文化因素对民族认同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不同的宗教在民族认同中的作用是不同的,同一种宗教对不同民族的民族认同的影响也是不同的.     

北魏平城时代的佛呗文化

北魏平城时代所开凿的云冈石窟及同时期的墓葬中表现出的乐器元素,反映着北魏平城时代佛呗文化的异域特色,这一风格对隋唐音乐文化产生深远的影响。     

北魏平城的经济结构与发展困境

北魏平城的开发是国家强制力推动的结果,平城所处区域偏居雁北,受到地理环境、气候因素的制约,尽管其在人口规模上可比肩于同时期的中原大城市,但是经济结构却具有很大的特殊性,呈现出农业、畜牧业等多种经济成分杂糅的经济形态,同时由于自身生产能力不足,严重依赖武力掠夺与区域外物资的长距离输送。频发的自然灾害,军事实力衰落之下式微的物资攫取能力均对平城经济造成了致命性打击,平城经济的凋零有其经济结构上的历史必然性。     

北魏平城时期星港城遗址的人种类型

通过对大同平城时期出土人骨的种系分析,尝试探究拓跋鲜卑南下政权建立后的民族融合进程。星港城组男性颅骨表现出中颅型与正颅型相结合的颅型特点,狭额型,面宽偏窄,中眶型和中鼻型,并伴有较中等的面部扁平度,属于现代亚洲蒙古人种的东亚类型。结合考古学和人类学分析,我们认为星港城墓葬虽沿袭了北魏鲜卑人的文化特征,但在人种成分上却表现出更多中原汉族人的特点,是中华民族历史进程中多民族交融的一个缩影。     

北魏平城时期碑铭略述(一)

北魏太武帝《皇帝东巡之碑》、太武帝《嘎仙洞祝文》和文成帝《皇帝南巡之颂》三种石刻碑记,均为北魏政权在平城(今山西大同)定都时期的石刻作品,其所记内容和书迹不仅可弥补史籍记载的不足,而且对北魏早期书法的研究亦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北魏平城宫城及其主要建筑遗迹考证

在全面梳理北魏平城历史文献材料的基础上,分析现有考古发现,并参考汉代和明代的城址,对北魏都城平城（398年～495年）的宫城范围和宫城主要建筑遗迹进行考证。基本明确了平城宫城的边界情况,推证出宫城中一些主要建筑的位置关系和建造情况,并对有关疑点尝试加以解答。     

简论北魏平城时代的佛教传播及其译经活动

拓跋鲜卑族定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后,开始了大规模的宫廷营建活动,平城从荒凉的塞外小镇逐渐发展成为北魏王朝的政治和经济中心。这个时期,佛教获得了快速发展。太武"灭佛法,害诸沙门"之后,文成复法,佛教纳入国家管理轨道,呈现出强烈的政治色彩,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随之蓬勃发展的北魏佛经,也表现出明显的特征:一是朝廷扶持或者贵族供施;二是译者众多,涉经范围宽广;三是译家传承授徒,形成了义学派别。     

北魏平城经济结构转型研究

北魏平城时期经济结构调整主要表现为游牧经济向农牧经济的转化。拓跋鲜卑入主中原,保留传统游牧经济同时,积极发展农业,经济结构从单一走向多元。这些活动不仅适应政权的发展需要,也成为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少数民族政权"汉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后世中国经济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北魏政府在调整区域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模式中起至关重要的作用。     

北魏丧葬制度初探

北魏丧葬制度系承袭汉魏、西晋并融合东晋、南朝之制而来 ,但也具有自己的民族特点和时代特征。北魏丧葬制度的形成和发展 ,与北魏社会的汉化过程大体同步 ,不仅对东魏、北齐和西魏、北周的丧葬制度产生了直接影响 ,而且对隋唐的丧葬制度及其演变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年——首届学生毕业晚会上的朗诵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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