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集团“朋党”问题辨——以腾宗谅事件争议为例

“朋党”问题在宋代具有很强的政治敏感性,宋仁宗景祐年以降,关于范仲淹集团的“朋党”纷论为一时之湖.本文将焦点集中在庆历年间引起朝廷激烈争议的腾宗谅事件与范仲淹同仁的联系上,意在以滕宗谅事件为平台,着力对事件发展过程中范仲淹和同仁的观点与作为展开细致梳理,对事件有关联作用的其它因素特别是宋仁宗的态度进行深层次触摸,目的是辨识这一时期反复出现的对范仲淹集团的“朋党”之斥是否为公正之指陈.本文认为,范仲淹及同仁确有集团意识,但是其行径无“朋党”之迹.     

忧国忧民忧己——略谈范仲淹的“古仁人”思想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范仲淹终生奉行的信条,也是他“古仁人”思想的核心,史家简称为“忧国忧民”,笔者以为“忧国忧民”加上“忧己”才是真正的范仲淹。 范仲淹虽说出身“寒苦”,但毕竟是中小地主家庭、世代书香门第。只因二岁而孤、母改适,家道中落。他接受的仍是封建儒学教育,又受恩于封建王朝,自然要为封建王朝服务。有人说他“到处为人民着想”。笔者不敢苟同:他一生忧国忧民,目的全在“固邦本”、“免祸乱”、“宗社灵长”,保住大宋王朝宗祚万代。 范仲淹对那些因失意而生“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之感和因得意到“心旷神怡,宠辱皆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的文人骚客不以为然。他主张“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应加倍报效国家,为皇上分忧:“忧其民”;“处江湖之远”,也不应考虑个人恩怨,应以皇上为重:“忧其君”。从任司理参军直到徙青州病故为止,范仲淹从没违反过自己的理想。     

范仲淹经略西北边地的人本透视

康定元年(1040年)到庆历三年(1043年),范仲淹奉命出使西北延路等边地负责抗击西夏的活动,在此期间他以人本主义的理念为根本出发点,在攻守抉择上主张“防御”战略,以最大限度减少民众的生命财产损失;在战术方针上着眼于调动“人”的能动性,不仅发掘宋军汉民的积极性作为防御的主体,同时大力组织边地蕃民作为御边的有生力量,而且大力启用各类人才服务于御边事业。范仲淹经略边地的作为彰显了他的人本主义理念,其御边所取的成功是他奉行这一思想的结果。     

千古高风说范公

千百年来,有位古人所说的一句话总能拨响一代代后人的心弦。这句话就是北宋大政治家范仲淹说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堪称是封建时代的一位杰出人物,自幼便胸怀大志,文武双修,发誓“大丈夫当以利泽生民为务”。踏上仕途之后,在自身不懈努力和时代熔炉的陶冶下,范仲淹终于以赫赫业绩跻身于我国古代著名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和教育家之列。作为政治家,他志存高远,光明磊落,忠君爱民,革故鼎新,刚直不阿,一身正气,深受百姓的信赖和拥戴;作为军事家,他精于武略,绥边抚远,善待士卒,攻厉防严,战则能胜,屡建奇功,显示了高超…     

论范仲淹的佛禅思想及其人格精神

范仲淹的一生志在致君尧舜。《岳阳楼记》中他“尝求古仁人之心”,“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思想俨然带有佛家的意味。融合儒释思想的范仲淹为后来的士人树立了“宠辱不惊”的独立人格典范。他的一生都在追求和践行大乘菩萨道“悲心宏愿”的最高境界,为世人诠释了“有无之境”的完美统一。     

论范仲淹的“儒隐”情结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范仲淹《岳阳楼记》中的名句,它不仅被视为作者伟大人格的真实写照,同时也成为后代文人士大夫安身立命的政治准则,范仲淹的历史形象也因此被定格为一位以天下为己任的大儒。然而,在他身上除了有儒者积极入世的情怀之外,还有隐士安于隐逸的思想。最为关键的是,范仲淹在“隐”和“儒”的关系中找到了自己的平衡点,并巧妙地将“隐”和“儒”的矛盾统一起来,整合成为一种安贫乐道、中庸平和的处世方式,而其自身也成为了这种新模式下的新隐士——“儒隐”。     

北宋名臣范仲淹（一）

北宋名臣范仲淹一生奔波仕途,屡遭同僚抵牾,甚至他的朋友、同窗、老师对他言事无忌也颇多争议。他人官的推荐人晏殊就曾责备他“好奇邀名”;当朝另一位宰相吕夷简也说他“务名无实”。     

《醉翁亭记》赏析

宋庆历五年(1045),范仲淹领导的新政失败,被贬河南邓州.积极参与新政的欧阳修,"慨言上书",一度下狱,后被贬为滁州知州.本文作于他到滁州任上的第二年(1046).他此时的心情和范仲淹应该同样是忧心忡忡的.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提出"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进亦忧,退亦忧","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实际上就是以忧愁代替了一切正常的心境,排斥了欢乐.这一点我们在分析<岳阳楼记>时,已经说得很明白了.而欧阳修却没有像范仲淹那样"进亦忧,退亦忧",他在<晚泊岳阳>中这样写:     

被“化约”的文学世界：士风叙事下的范仲淹及其文学创作

范仲淹的士风观内涵丰富,主要表现为以“四民”说为角色意识基础,以敦教育、慎选举为士风振起途径,以不离中道为理想士风状态。传统士风叙事对范仲淹形象的化约遮蔽了其文学世界的诸多层面,如基于“中道”观的文学思想,以精英化的制度关怀表达淑世情怀的方式,以及层次丰富的隐逸书写等。在对范仲淹的士风叙事中,欧阳修引入“外和内刚”说,力图补完当时对庆历士风畸重于“刚”的印象;苏轼持“一定之见”说,强调政治定见与操守,将其纳入旧党的思想谱系;宋后的题咏则将其化约为若干标签化的士风印象。“士风”作为一种方法,为全面认识范仲淹的文学世界提供了契机。     

北宋名臣范仲淹（二）

宁死也不默 ．范仲淹早年立志,敢说敢为,“宁鸣而死,不默而生”是他纠偏勘误不辟祸患的信念。范仲淹入仕后。清楚地看到了宋王朝安享太平下的体制弊端．他不断向朝廷提出建议,这些建议．条条符合现实,条条都是治弊的猛药,体现了范仲淹作为一个政治家的睿智目光和心忧天下的报国情怀。     

《岳阳楼记》有传人──记中国《人民日报》总编辑范敬宜

早就听说“中国第一大报”──《人民日报》的总编辑范敬宜不但办报很有一套，而且既能写诗又能画画，是位才华横溢的人物。只是没想到他竟还是北宋名臣范仲淹的第二十八世孙。我上中学时就读过范仲淹那篇著名的《岳阳楼记》，也知道范仲淹是北宋的政治家、文学家，在朝当官时主张改革，推行法制，但由于保守派的反对而未能实现。在采访范敬宜时，我发现，他有很多地方像他的这位著名的祖先。除了都工于诗词散文外，他大概还继承了祖先的骨气和傲气，并因此在１９５７年，他年仅２６岁的时候就被打成了“右派”。“文革”期间又被下放农村。…     

灵谿词说(续)

平生忧乐关天下,经略边疆赋壮词。别有深情流露处,眉间心上耐寻思。 (论范仲淹词) 范仲淹是北宋杰出的政治家,并非专业词人。他出将入相,功业显著,偶尔填词,但所作甚少,传世者仅寥寥数首(龙榆生《唐宋名家词选》在范仲淹“传记”中说:“仲淹词传作甚少,《疆村丛书》所刻《范文正公诗余》,只得六首,而《忆王孙》一首为李重元作,     

范仲淹的《答赵元昊书》及其“招抚”政策

《答赵元昊书》是北宋庆历元年(公元1040年)正月范仲淹写给党项羌人首领赵元昊的一封信。当时,赵元昊发动的攻宋战争已经进行了两年多,战争给宋、夏双方都造成了巨大损失,为了争取早日结束战争,实现和平,范仲淹针对赵元昊的无理苛求,写了这封《答书》。范仲淹在《答书》中,提出了停战、和谈的总原则,这些原则虽然一时未能被赵元昊接受,但却为以后宋、夏庆历和议的签订打下了基础。在陕西战场上,在处理宋、夏战争的实践中,范仲淹也不同于北宋军队的其他统帅,他反对用大兵征讨,而主张采取“招抚”政策,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在历史上起了进步作用。研究《答书》和他的“招抚”政策,可以帮助我们全面了解范仲淹的思想,对于认识今天的国家统一和民族平等政策,也是有意义的。     

李觏的政治和法治思想

李觏(公元1009——1059年)是我国北宋中期一位具有朴素唯物主义的哲学家和进步倾向的思想家.他既是范仲淹所领导的“庆历新政”的积极拥护者,又是王安石所推行的“熙宁新法”的思想先驱者.他的思想在当时和对以后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北宋中期,赵宋王朝,已由开国初期的小康局面而陷入了“积贫积弱”的颓势.由于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尖锐化,因此使当权的统治者无法摆脱内忧外患的惨境. 面对当时的政治危机,一些有识之士和开明的思想家,则要求     

从范仲淹的交游看朋党之争

用党之争并非导致“庆历新政”失败的原因,更不是“庆历新政”的必然产物和不良后果。朋党,是守旧派强加给改革派的罪名。本文通过考察范仲淹与吕夷简、梅尧臣等人的关系,试图证明：历史现象是复杂的,人物评论也决非可以简单地类分为君子、小人而黑白判然。作为宋儒中开风气之先的领袖人物的范仲淹,“行已有耻”,其交游之道是：唯德是依,见贤必亲;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而不计个人恩怨,这也是他高风亮节人格扭力的体现。     

范仲淹爱民惠政初探

在北宋的政治舞台上,范仲淹深受人民拥戴。他主张革新,敢于直言,成为“庆历新政”的领袖之一;他立德、立功、立言——为人、为政、为文无不从爱民出发;他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思想,集中反映了他的爱民思想。范仲淹锐意改革,指陈政事,是他爱民思想的主要体现。从真宗至仁宗,赵宋王朝有江河日下之势。统治阶级日益腐朽,官僚机构庞大,文恬武嬉,辽与西夏屡次侵犯中原,“俘掠人民,焚荡庐舍”,致使“农桑废业,闾里为墟”因而兵员剧增,全年赋税用于养兵的竞达六分之五。辽与西夏的首领欲壑难填,而赵宋王朝一味屈辱求和,许以大量白银、绸绢、茶叶,以致“国帑虚竭,民间十室九空。”阶级矛盾和民族危机日趋严重,北宋统治     

范仲淹重义轻财

范仲淹是苏州吴县(今江苏苏州)人,生于北宋端拱二年(公元989年),家境十分贫寒。但范仲淹读书却特别用功。有一年夏天,为了补贴家用,他到太湖岸边帮人卖鱼。见码头停着一艘官船,船头站着位老者,便上前说道:“太湖鲤鱼鲜,今日敬高官。一旦跳龙门,直上几重天!”这是几句     

范仲淹出生地考辨

关于范仲淹的出生地,学界目前主要有“徐州说”“苏州说”“正定说”三种。“徐州说”最早见于南宋楼钥《范文正公年谱》,“苏州说”主要源于《宋史·范仲淹传》等。相较前两说,“徐州说”论据较为充分,数百年来一直为学界认同。近年来,苏州学者方健先生又提出“正定说”,认为范仲淹出生于宋河北路真定府(今河北正定)。综合多方面材料进行考辨,发现“正定说”与范仲淹父亲范墉归宋后的任职履历不符,存在对史料的片面解读,且依据不充分,无法撼动楼钥关于范仲淹出生地的论断。因此,还应以“徐州说”为是。     

范仲淹论辩的锐气和艺术

范仲淹论辩的锐气和艺术廖大国前人论范仲淹，大都侧重于他的政治业绩。如金人元好问赞范仲淹说：“范文正公，在布衣为名士，在州县为能吏，在边境为名将。其材、其量、其忠，一身而备数器。在朝廷则孔子所谓大臣者，求之千百年间，盖不一二见。”①这些赞语，可以使人见...     

试论范仲淹的改革观点与人才思想

范仲淹,字希文。苏州吴县人。生于宋太宗赵炅端拱二年(989年)。少年和青年时期,在极度艰苦的境遇中力学成才,二十七岁举进士,进入仕途。先后在地方、朝廷、军队任职,并三遭贬谪。范公一生忧国忧民,谓“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他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崇高精神境界和治政、治军的成就,赢得了正直的士大夫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称赞和信服。我国历史上,北宋庆历三至四年(1043—1044年)出现的一场政治改革,被称为“庆历新政”。它的主持人就是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范仲淹。“庆历新政”虽然仅仅搞了一年左右,由于保守派的反对和西线战事而告吹了,然而,这场改革,不仅为后来王安石变法提供了丰富的历史经验和借鉴,同时,范仲淹在这场改革中所显露的丰富的人才思想,还为后人留下了一份珍贵的历史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