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新政”与天津工业近代化

1901年1月29日,清廷发布了推行“新政”上谕。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于同年7月会衔上奏的江楚会奏变法三折,包括修农政,劝工艺,定矿律、路律、商律等等,成为风靡一时的“新政”范本。1903年9月,清廷成立了商部之后,相继成立了邮传部、财政处、税务处。从1902年到1907年间,先后颁布了《筹备矿务章程》、《商部重订铁路章程》、     

从“甲午”到“庚子”——论晚清华夷观念的崩溃

从“长时段”角度，可将晚清华夷观念解体崩溃的过程分为“松动期”、“解体期”、“开始崩溃”和“最后崩溃”四个时期。甲午战争的惨败以及最后一个藩属国的丧失，标志着晚清华夷观念开始走向“崩溃”；而义和团运动时期，在民族空前危机的形势下，虽然传统的华夷观念重新走向“炽烈”，但随着义和团运动的失败和《辛丑条约》的签订，晚清华夷观念宣告“最后崩溃”。     

“亚财政”与历史周期律

如果说财政是关于财富的政治。那么,“亚财政”就是关于非正当财富的政治。《亚财政：制度性腐败与中国历史弈局》是《炎黄春秋》执行主编洪振快先生的潜心力作,本书以独特的视角,通过一系列真实而生动的历史故事,细致地勾画了中国历史上奇特而诡异的政治现象——“亚财政”制度。“亚财政”亚生于国家正式财政,所起的作用却不亚于国家正式财政：它使民众在缴纳“明税”之外还要负担“暗税”,“明税”体现了官民博弈均衡,“暗税”的潜滋暗长最终会突破民众的税负能力,博弈均衡由此被打破,民变频发,社会崩溃,政权更替,实现新的博弈均衡一这正是中国历史独特的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律”。2014年4月,共识网记者就书中揭示的有关问题,专访了洪振快先生。     

铁良南下与清末中央集权

咸、同之际，由于勇营制度地位的确立，兵权已落入地方督抚之手，并由此导致了政权、财权的连带下移，形成了督抚专政的局面，清政府中央集权体制被严重削弱，中央政府的地位受到很大威胁。为强行解决中央与东南督抚在军费、军制、军械等问题上的矛盾，光绪三十年，练兵处襄办大臣铁良以考求江南制造局移建为由头，奉旨南下，史称“铁良南下”。铁良南下完成了“划一营制”、夺取制造局以及打破了地方督抚对地方财政的垄断等项任务，“东南互保”不复存在。与此同时，却扩张了北洋大臣袁世凯的势力，形成了影响清末政局甚巨的袁铁之争，最终导致了袁世凯与清廷的决裂。     

义和团运动与晚清漕粮运输

义和团运动对晚清的漕粮运输产生了重大影响.首先,义和团运动爆发后,八国联军侵华,占领津京等地区,慈禧太后挟光绪帝出逃,导致漕粮海运中断,并转而将部分漕粮向山西、陕西运送.其次.义和团运动被镇压后,朝廷被迫与联军签定<辛丑条约>,偿付巨额赔款,清朝的财政体系完全崩溃.为筹措赔款,清廷不得不颁布"漕粮改折诏".虽然江浙后来又恢复本色100万石,但漕运制度已经遭到致命打击.再次,为节省费用,清廷开始采纳铁路剥漕的方式,结果成为继轮船之后,漕粮运输工具史上的又一重大突破.简言之,义和团运动是晚清漕粮运输的转折点.     

八到十世纪唐廷财政体制的演变

本文的主要研究对象是8到10世纪唐代朝廷财政体制的演变。以长时段的社会政治格局为背景,文章分析了财政权力从“公领域”向“私领域”转移和从皇权异化为宫廷势力权力两个内在的发展脉络,说明了这两种趋势如何将体制置于越来越危险的边缘,最终导致体制的崩溃。     

国民党统治区财政经济的总崩溃与国民党在大陆的败亡

抗战胜利后，由于美帝国主义的对华侵略、四大家族的残酷掠夺和反共内战的巨大消耗，国统区的财政经济面临着日益严重的危机。尽管国民党政府也曾采取过一些挽救措施，并于１９４８年８月实行了一次以发行金圆券和强制限价为主要内容的“币制改革”，但国统区财政经济的危机并没有得到缓和。国统区财政经济的危机和总崩溃，不仅打破了人民群众和民族资产阶级对国民党的幻想，推动他们起来为生存而斗争，而且还加剧了国民党的军事危机和政治危机，促进了国民党内部各派的矛盾分化。所有这些，都大大加速了国民党在中国大陆的败亡。     

清代州县的独立财政与地方社会

在清代,由于行政经费的匮乏,在州县一级始终存在着一种由州县官所支配的独立财政。它的存在弥补了州县行政经费的不足,也有利于州县官履行自己的职责,因而清廷对此由痛诋转为默认。但州县独立财政毕竟是一种税外之税,加重了百姓负担。清代田赋税率名义上较低,但实际负担远远高于百姓的承受能力。清廷徒拥轻徭薄赋之虚名,不肯正视财政问题,听任非正式财政正式化,显示了清代财政体制的病态和因循。     

清末官制改革与行政经费

清末官制改革牵动整个政体变制,然而,行政范围大幅度扩张、经费猛增而财政困窘、体制改革相对滞后,造成新政与仿行宪政事务捉襟见肘,清廷因此要求各省督抚议复行政经费,旨在通过清理财政和试行预决算分摊财政负担,加速预备立宪进程.由于当政者未能审时度势.对督抚们若干重要建议和警示未予以重视,对舆论的提醒亦未采纳,一味通过简单削减预算的办法试图平衡赤字,导致财政与行政相互制约、督抚与清廷离心离德,矛盾日益激化.救亡变为速亡,教训深刻.     

关于构建中国公共财政框架的思考

中国公共财政运行现状尽管我国公共财政框架的构建已进入了运作实施阶段，然而在财政理论界对公共财政问题仍然存在不同的认识。按照公共财政目标模式框架．并借鉴西方公共财政实践。来分析我国现行财政运行状况。主要是财政职能范围定位不清，相对于市场经济“公共性”的要求而言，缺位与越位并存。所谓财政的“越位”问题，是指财政的职能和作用超越了一定的界限。就是财政管了不该管的事；所谓“缺位”就是财政该管的事没有管或没有管好。但这种越位并不是从来就有的，放到一定的历史过程中来考察，计划体制下的集权财政。无所谓“缺位”与“越位”。以市场化取向的改革带动了整个经济、社会的全面转轨，与此相适应，财政职能转换也处在其中．于是产生“缺位”与“越位”问题了。从发展的观点看，它是相对于一定的社会经济体制和政府的职能而言的．经济体制决定政府的职能。政府的职能决定财政职能，财政的职能服从和服务于经济体制和政府职能。在经济体制转型和政府职能转换的情况下．过去的原有的财政职能如果不加以调整。就不能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则会出现“越位”和“缺位”的问题。由此可见。产生财政“越位”问题并不是财政自身所致的。     

清末“急务”与“本源”的失调——以鸦片禁政期间的财政窘况为背景

清末新政时期的编练新军和振兴实业分别被谕旨称为“急务”和“本源”,这是新政时期国家振兴的重要国策。两项国策的推行均需要有大量的财政投入。由于推行鸦片禁政,国产和进口鸦片税厘大幅度缩减,影响了中央和地方财政的拓展。在清廷的督催下,练兵新政不断得到强化,成为中央和地方财政支出的大项,这必然导致振兴实业因缺少足够的资金注入和宽松的税收环境而举步维艰。尤其是在制定国家预算的过程中,海陆军经费占据了国家财政预算相当高的比例,振兴实业这一国策在财政预算中并未明显地体现出来,形成了练兵“急务”突出,而实业“本源”却不断弱化的现实,两者在财政困绌条件下事实上处于“失衡”状态。朝野各方由此对军政失调、过分突出军备的倾向颇有微词,尤以各种报章的批评言论最为尖锐,国外人士对清廷推行新政中本末倒置现象的批评性观点也通过各种途径体现出来。清亡的原因也可借此得到一定的解释。     

鸦片税收与清末兴学新政

鸦片税收是清末兴学新政的重要财源之一 ,与各省学务振兴经费关系密切。而另一方面 ,为了配合新政的推行 ,清廷下决心禁绝鸦片。 190 8年下半年以后 ,鸦片禁政的速度加快 ,税厘收入大幅度缩减 ,赖以铺张的兴学事业经费极受影响 ,清廷推行的“就地筹款”办理兴学新政的方针受到严重挑战 ,各省的兴学新政事项被迫放缓。有关宪政成绩的奏报多数是官样文章 ,财政制约成为宪政不举的重要成因。清廷对地方兴学新政的敷衍引起地方省份的非议和敷衍 ,清末新政因鸦片禁政而呈现出萎缩徘徊的态势 ,概见双方互动关系的复杂和多变     

清末第二次出洋考政与“预备立宪”对日本的模仿

清末“预备立宪”宣布前后,清廷两次派员出洋考察政治。对于第一次考政,学界已有所重视,而对于第二次考政,迄今尚无专论之文。笔者认为,如果说第一次考政推动清廷作出了“预备立宪”的决策,那么第二次考政,则进一步帮助清廷确立了“预备立宪”的模式,即日本明治宪政。因此,清末第二次出洋考政,与“预备立宪”对日本明治宪政的模仿关系密切,而这种模仿,又对“预备立宪”的进程和结果影响重大。本文即由此入手,初步作些具体研究。     

关于江南奏销案的再思考

对于清初江南奏销案,一般论者大多从清廷对士绅的政策层面着眼。文章则将此案置于清代财政制度建构的过程之中加以考察,认为江南奏销案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清廷之所以在全国范围内发动奏销案是因为清初财政肩负双重使命,这种双重使命导致国家异常重视财政制度的完善和执行。江南奏销案对绅士的打击比较广泛是江南特殊的情形使然。     

正确认识和处理“国家分配论”与“公共财政论”的关系

近年来，国内财政理论界关于中、西财政理论的比较研究逐步深入，尤其集中表现于在我国财政理论界长期占据主流地位的“国家分配论”与以西方经济分析方法为基础的“公共财政论”之间的比较研究上。随着时间的推移，理论界普遍认识到：“国家分配论”对财政本质的认识与剖...     

义和团战争期间清政府“停还洋款”始末——以东南督抚为线索

义和团战争时期,清廷为筹备军饷,曾谕令各省暂停偿还所分摊的各项“洋款”,刘坤一、张之洞、李鸿章等东南督抚对此坚决反对,最终迫使清廷收回成命.“停还洋款”风波不仅反映了晚清中央与地方政权的政治博弈,也暴露出东南社会经济对外国资本主义列强的依赖性.     

鸦片税收与清末警政改革

警政建设是清末宪政改革的要项,鸦片税收则是清末警政改革的重要财源之一,各地警察创设和警政学堂的筹建经费或多或少与鸦片税收有着密切的关系。配合新政推行,清廷下决心禁绝鸦片,1908年下半年以后,鸦片禁政的速度加快,税厘收入大幅度缩减,赖以铺张的警政事业经费极受影响,清廷推行的“就地筹款”办理新政的方针受到严重挑战,各省的警政事项被迫放缓,有关宪政成绩的奏报多数是官样文章,财政制约成为宪政不举的重要成因,清廷对地方新政的督催引起地方省份的非议和敷衍,清末警政改革因鸦片禁政而呈现出复杂徘徊的态势,概见双方互动关系的复杂和多变。     

“恤商”与“杜弊”:清代商事法律的实践与探索——以失事盐船“淹消补运”条例为中心

盐船水运为盐业运输主要方式，盐船失事则会严重影响盐商营运与国家盐课收入。清初，清廷即出台失事盐船“淹消补运”条例，为食盐水运顺利进行提供法律保障，后随盐区盐业经济发展，更将该条例从权宜之法发展至常法，直至升级为国家大法。然而，有清一代，“淹消补运”条例在实践中不断遭遇来自违法官吏、不法船户甚至盐商的破坏。这促使该条例在整个清代不断得到修订完善并于清中后期逐渐形成较系统的“淹消补运”法制体系，但其实践效果仍然陷入短期时好时坏、长期不断恶化的困境。纵使如此，因“重商”成为近代以来国家发展共识，“淹消补运”条例在屡遇撤销提议的同时，一直延续至民国。清代“淹消补运”条例演变的漫长历程展现了清廷为平衡“杜弊”与“恤商”而进行的艰难探索，同时也彰显了清代盐业国家法制体系的弹性。     

清代新疆的驻防八旗与“旗屯”

清太祖努尔哈赤以遗甲十三副起兵,他创建的军政合一,兵民一体的八旗兵制为满族夺得全国政权奠定了基础。1644年(顺治元年),世祖福临定鼎于北京,设“禁旅八旗”警备京师,保卫宫廷;为了加强对全国的控制,清廷又先后派遣八旗劲旅分驻各地要冲,在边陲形胜之地,设将军、都统督率镇守,这种八旗官兵被称为“驻防八旗”。新疆地处西北边陲,清初为准噶尔部割据,平定之后,清廷设驻防八旗(1)与绿营等共同屯戍天山南北。驻防八旗作为清廷在新疆统治的重要支柱之一,与清廷在新疆长达一个半世纪     

变法不变心:清末"新政"得失新透视

清末“新政”是清廷为挽救统治危机而采取的自救措施。在这个自救的过程中 ,清廷一方面希冀引入欧美、日本的富强之术来改革弊政 ,另一方面又紧紧把住“三纲五常”这个传统的伦理纲常不放。此种首鼠两端的变法模式 ,与以往的中体西用模式有联系性 ,但更有与当时的政治外交环境相适应的新特点。本文以清末“新政”的两个中心观念为线索 ,逐层揭示了“新政”得失的一个深层次原因 :“新政”发动者难以克服其自身变法不变心的致命痼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