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农村民主政治建设面临的问题及对策

农村民主政治建设,是构建和谐农村社会的关键因素之一.当前,我国农村的民主政治建设进程中出现了村党支部与村委会、乡政与村治、村治机关与村民等一系列的矛盾,村民自治的家族化倾向也开始出现.这些不和谐因素的出现,有其深刻的体制原因、历史原因,也有村治机关自身的原因.从法律上界定村委会与村党支部、乡政与村治的权力界限,大力发展市场经济,健全村民自治制度等是消除这些矛盾,实现农村民主政治和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措施.     

梁启超的城市观念初探——以《新大陆游记》为中心

梁启超在１９０３年游美期间对域外城市社会和城市文明形成了较为全面、深刻的认识。他敏锐地注意到西方的城市自治传统是建立近代民主国家的基础,而中国的自治传统是宗族自治,中西自治精神大相径庭。族制自治与市制自治成为中西社会发展的不同主线。梁启超的城市观念在近代中国人城市观的演进中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受梁启超城市观念的影响,近代知识界自觉地将地方自治与城市紧密联系起来,把实现民主政治的愿望寄托在城市自治之上,争取从实现城市自治的途径寻求国家社会政治的改良     

清代闽西客家的乡族自治传统——《培田吴氏族谱》研究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实行以家族组织为基础的乡族自治,曾经是许多政治家和思想家的社会理想。在不同的时代与不同的地区,由于客观历史条件的限制,乡族自治的形式与内容不尽相同。所谓乡族自治,是指在国家法律和官府授权之下,对乡族事务实行自我管理;在聚族而居的社会环境中,乡族自治主要表现为家族自治。解读福建省长汀县培田吴氏家族的族谱资料,可以发现闽西客家的乡族自治传统,与晚清地方自治有历史渊源。培田吴氏的家训、家法与族规,体现了家族自治的理想模式。培田吴氏的各大支派和社团组织,对乡族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实行了有效的管理。清末新政期间成立的"培田公益社",取代了乡约的行政职能,实现了从家族自治向地方自治的历史转型。     

对《民族共治论》一文的几点商榷意见

朱伦先生在《民族共治论》 (载《中国社会科学》 2 0 0 1年第 4期 )中提出了许多创见 ,给人以启迪 ,但文中关于西欧近代政治发展史的有关议论 ,多有可商量处。现择其要者讨论如下 :第一 ,朱先生说 :“人类社会的阶级政治 ,自近代以来经历了由专制、自治到共和共治的发展历程”。不去说近代以来的世界政治史 ,且以朱先生关注的西欧为例 ,无论西欧的国别史还是世界通史中有关近代西欧政治发展的部分 ,读者从中读到的是 :先有城市自治运动 ,后有君主专制主义。西欧中世纪城市的兴起大致在 1 1世纪。 1 3— 1 5世纪是城市争取自治权的活跃时期。…     

“有限主导—合作共治”:未来农村社会治理模式的构想

乡政村治的“乡政”与“村治”是组织性质不同,但又共存于国家—社会范式下的制度与模式.面对转型时期中国农村社会的各种矛盾冲突,该模式的缺陷逐渐暴露出来,包括“乡政”与“村治”无法有效衔接;村民自治组织行政化现象严重;农村社会的基层财政吃紧,无法进行有效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供给.农村社会治理模式亟待创新.未来农村社会治理可采用“有限主导—合作共治”的模式.     

中华报派及其村治思想

中华报派是民国时期以米迪刚为首、以北京《中华报》为纽带 ,对乡村自治问题较早予以关注并系统思考的知识分子群体。192 4～ 192 5年间 ,它从儒家文化的视角大力阐扬村治 ,制定了一套以村治为核心的国家与社会建设方案。虽然它为此奔走呼号未得结果 ,并很快解体了 ,但其与后来村治派、乡建派一脉相承 ,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上占有独特的地位     

社会转型时期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和乡村治理困境

乡村社会治理,实质上是以乡镇政府管理和农民制度化参与相结合,以村民自治为核心,以实现农民利益最大化为目的一种乡政村治的良性发展模式。但在当前社会转型时期,越级上访、群体申诉、直接对抗等大量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严重破坏现行的乡政村治村民自治乡村治理的绩效。破解这一挑战,需要通过培育新型农民制度化政治参与文化,完善农民制度化参与机制,创造农民制度化参与的社会氛围,和推动乡村社会形成农民制度化参与的条件,来为乡村治理的良性运转提供和谐的社会环境和有效的社会资本。     

文化习性、社会整合与儒家传统的现代性

文明的重建是今日中国面临的根本任务。文明重建的基本方向有赖于认清中国现代性的特殊性。中国文化是一种关系本位的文化,这一文化习性决定了未来中国社会中真正有效的社会整合方式仍将是伦理的、治人的和由道德精英主导的。这是我们理解中国现代性之不同于西方或其他民族现代性的基本出发点。必须认识到,在建设中国现代性的过程中,社会空间的理性化与自治是比政治民主化与法治化等制度建设工作更加基本的任务;而中国文化的习性决定了,社会空间的理性化与自治,需要通过伦理的、治人的和由道德精英主导的社会整合方式来实现,这意味着儒家的精神价值传统将成为中国现代性建设中最重要的力量之一。     

完善基层治理机构是充分体现村民自治的必由之路

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实施,把土地的使用权,即经济权利还给了农民,农村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却是要把公社时期被剥夺的人身自由和民主权利还给农民。20世纪80年代,由于在乡村治理结构上的这两项重大的改革,中国县以下的农村基层出现了一种新的政治模式,即乡政村治(乡镇政权+村民自治)的模式。乡政村治是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基层政治模式,是新时期我们找到的治理农村的最好的政治模式。在乡政村治的模式中,村民自治是乡镇政权的基石。只有奠定好这块基石,才能将社会主义民主落实到农村基层,才能真正实现农民当家作主。     

县政、乡派、村治：乡村治理的结构性转换

在中国社会转型中,最深刻的莫过于乡村社会转变。中国乡村社会经历和正在经历着从“散”、“统”、“分”到“合”的不同社会阶段。乡土社会变迁必然伴随,并需要乡村治理结构的转变。从以“统”为特点的人民公社,到以“分”为主要特点的农村改革时期,乡村治理结构表现为“乡村政治”,即在乡一级恢复建立乡政府,在乡以下的村建立村民委员会,实行村民自治。随着市场化现代化的发展,这一治理结构应该加以创造性转换,建立“县政、乡派、村治”的治理结构,即:县具有更多的治理自主性;乡只是县政府的派出机构,专事政务和指导村民自治;村民委员会主要从事村民自治工作,由此使其治理合理化。     

村民自治发展面临的矛盾与问题

村民自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村基层民主制度.在村民自治发展进程中,形成了日益扩大的民主参与需求与制度供给不足、不断增长的民主发展需求与相对滞后的民主发展环境之间的矛盾.在村民自治实际运作中,因村干部素质低、村民自治制度不完善,以及"乡政"与"村治"互动中的困境等因素,出现了种种治理难题.随着农村经济社会的变迁,现阶段的村民自治正面临着农村社会异质化、村庄"分枝化"以及农村公共服务发展等新情况的挑战.     

我国农村治理架构运行中的偏差与矫正

“乡政村治”管理体制是适应村民自治的要求而产生的,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乡政村治”在运行中暴露了其在治理架构上的缺憾,导致在实践上的矛盾和管理中的偏差。矫正“乡政村治”管理体制,要明确界定各级的职能定位,理顺各组织之间的工作关系,创造村民自治的良好环境;探索卓有实效的方法,在真实、全面落实村民自治“四民主”上下功夫;从根本上转变农村社会治理的宗旨和理念;以政策调整为主线,加大中央和地方财政对农村的支持与反哺的力度,实现农村社会治理的和谐与村民自治的良性运转。     

清末国家建设背景下的地方自治成长

“地方自治”作为西方民主制度发展过程中调适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有效路径,深深吸引了面临现代国家建设任务的晚清社会精英,这种“爱慕”之情汇集成清末地方自治热潮.清廷对地方自治予以勉强回应,并小心翼翼地限定控制着地方自治实践,以谘议局为依托的地方自治力量迅速壮大起来.作为一种改革尝试,它预示着近代中国政治发展的某种趋势和地方自治的成长.     

近代中国社会政治思潮与现代国家的建构

以近代中国社会政治思潮为脉络,以现代国家观念在近代中国的发展历史为轨迹,论述了民主政治是构成国家的基本政治理念;中国社会至今仍面临着现代国家的解构(去全能化国家)和建构(界定国家职能范围)的双重任务.界定政府职能,区分公私领域及第三领域(生活领域),构建市民社会自治,还权于民,这是中国政治未来的基本走向,这些现代国家理念对当今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简论清末地方自治与地方行政体制近代化

清末地方自治是预备立宪的基础和重要内容,它的实施是清廷与资产阶级的共同需要,是中国政治现代化历程中有益的初步尝试.清末地方自治虽有诸多局限性与不足,但它却引领了近代的政治革新,助益了近代地方行政体制从省到乡镇的现代化转型,冲击了中国的专制统治体制,初步形成了具有科层化、法制化、一体化的现代地方行政体制.     

论村民自治与乡政管理关系的重构——基于理论、制度与运行相结合的视角

在村民自治中,乡政管理与村民自治的关系一直是个难题,无论是在理论上、制度上还是运行中都存在着误区.由于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的片面理解,导致村民自治制度缺乏科学理论的有力支撑,村民自治与乡政管理的关系也就没能在制度中得到合理的界定,由此导致了村民自治与乡政管理在现实运行中与制度安排不时发生冲突.因此,我们十分有必要从理论、制度与运行相结合的角度来重构村民自治与乡政管理的关系.要以“强乡政管理—强村民自治”为目标模式,建立乡镇政府与村民委员会协同合作、互相监督的良性互动机制;健全村民自治制度体系,推进乡政村治的法治化;实现乡政管理与村民自治在现实运行中的有效衔接.     

清末新政时期的地方政治参与

清末新政时期的地方政治参与是在中国社会由古代专制政治型态向近代民主政治型态的转变过程中发生的。在此转变过程中 ,伴随着西方民主理念的传播 ,民主制度的构建也很快付诸政治实践 ,从中央到地方 ,成立代议机构一时成为民主制度建立的主要目标 ,虽然这在绝大程度上仅仅是一种形式。各级地方自治作为推行近代民主制度的基础而在全国兴起 ,从而引发了中国近代的地方政治参与。由于晚清时期纷乱的内外环境和地方自治的初次实验等原因 ,地方自治在推行过程中充满了坎坷和曲折。清末新政时期的地方自治层次较高 ,以省为自治单位 ,各省设立谘议局 ,县、乡镇都有民选的代议机关。这是近代中国政治发展史上的首试。由于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 ,其整体水平显得比较低下。     

困境与冲突:近代中国政治现代化进程探析

政治现代化是世界各国现代化过程中不可避免的课题。考察晚清十余年间(1898～1911)政治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西方政治制度移植和建构是近代中国政治现代化基本的路径选择,而国家权力与社会自治、国家权威与民主诉求两方面的矛盾使近代中国政治现代化进程处于缓慢发展和困境之中。     

辛亥革命与中国政治现代性

由传统政治形态向现代政治形态转变是人类政治文明演进的必然趋势.从政治现代性视角出发,反思辛亥革命在近代中国社会政治现代化历程中的历史地位和得失.辛亥革命是中国现代政治形态确立的起点,并分析了辛亥革命在中国政治现代化过程中解决的和未曾解决的问题.用政治现代性视角回顾辛亥革命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对当今政治文明建设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研究近代中国宪政发端的史学新作——《清末民初的代议制:从顺直谘议局到直隶省议会的个案考察》评介

深入研究辛亥革命前后中国近代政治制度与民主意识、政体样式与民生诉求以及近代社会思想文化体系,深刻揭示后发展国家的民主政治建设的基本规律和经验教训,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进当代中国民主政治建设提供思想武器和理论支撑,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的神圣使命和崇高任务.由衡水学院赵艳玲博士撰著的《清末民初的代议制——从顺直谘议局到直隶省议会的案例考察》一书,在这方面作出了有益探索和重要贡献.该书以学术界关注较少的顺直谘议局和省议会为研究对象,系统梳理了清末顺直谘议局到民初直隶省议会的历史变化过程,并以此为窗口透视中国近代的代议制度、地方自治、地方政治,堪称一部重要的史学研究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