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蕃告身制度的两个问题

告身制度是吐蕃政治制度“三十六制”①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告身制度的建立，不但对吐蕃政权的巩固和社会的发展有着重大作用，而且对周围一些民族也产生了一定影响。尽管藏汉史籍对这项重要制度有一些记载，但由于所记过简，且颇多矛盾，使有关的研究遇到很大困难。陈楠教授在广泛搜集藏汉史料的基础上，对这项重要制度作了全面系统的研究，其《吐蕃告身制度》中②提出不少颇有新意的观点与看法，讲清了许多原本模糊不清的问题，将这项制度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尽管如此，目前仍存在不少疑难问题需要继续深入研究，对于有的问题的探讨还…     

格子藏文碑与吐蕃告身制度的几个问题

格子藏文碑是滇西北地区近年来发现的吐蕃时代重要碑刻。分析此碑碑文 ,可以认为吐蕃王朝在滇西北地区及磨些部落中施行了告身制度。碑文记载还证实了吐蕃告身制度确有加赐告身的规定     

南诏告身制度试探

在吐蕃、唐王朝的影响下 ,南诏建立了告身制度。南诏告身分六等十二级 ,各等排序为 :瑟瑟、金、颇弥、银、石、铜。南诏告身为荣誉性称号 ,是一种与实际职务有别的虚衔     

吐蕃告身制度试探

自从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人与人之间就产生了森严的等级差别,有了高低贵贱之分,于是又产生了许许多多的旨在维系等级差别,明辨高低贵贱的章法和制度。吐蕃施行的告身制度就是这样性质的制度。告身制度是吐蕃时期重要的政治制度之一,是吐蕃     

敦煌壁画中吐蕃赞普像的几个问题

赞普像是中唐吐蕃统治时期敦煌壁画中的标志性人物像之一,其出现是壁画的绘制者根据实际情况将佛典内容进行变通的结果。赞普问疾听法图的粉本应源于吐蕃地区,由汉藏艺术家们共同创作而成,而赞普和侍从的服饰及容貌具有较高的相似性,则是受当时敦煌地区民众审美观念的影响。     

吐蕃驿传制度新探

吐蕃王朝模仿唐朝驿传制度建立了较为完备的驿传体系.吐蕃驿传制度的馆驿设置、信使田的配给、公文盖印、对馆驿人员和信使的监督管理,烽火通信及驿券的使用都可以看到和唐制有着相似之处.另外吐蕃驿传制度也存在自身特色,驿传系统归属军队管辖,人员设置和划分受"桂"(rgod)、"庸"(g·yung)制度的影响,从民间征集驿传工具,以铁箭、银(白铁)鹘为传符,都具有浓厚的吐蕃色彩.吐蕃对河陇、西域驿路的经营,使8-11世纪都州、廓州、凉州、甘州、肃州、瓜州、沙州、鄯善、于阗之间的联系交流大为加强,吐蕃驿传制度对后世西夏和元朝西藏地区的驿传制度也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的写经制度

吐蕃占领敦煌后,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写经活动,时间长、人数多、规模大、拥有完善成熟的写经制度成为这个时期的写经特点.文章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写经生选拔、经费来源及执事人员设置等方面,探讨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的写经制度.     

论吐蕃赞普继承制度

赞普继承制度是吐蕃政治制度的核心内容,本文对此作了比较深入的研究。本文认为,吐蕃赞普多为终身制,赞普人选必须从同一家庭的男性成员中产生,以父子承继为主,兄弟承继为辅,由长及幼,往往给新赞普上尊号,以表明权力的交接或表彰伟业、树立权威。     

唐代吐蕃的氏族

唐代吐蕃政局的发展,关乎于二因素:其一为宗教因素,是为苯教与外来宗教佛教之间的竞争与抗衡;其二就是更为重要的吐蕃氏族之间的合纵连横,及其与吐蕃王室的关系。若直言之,吐蕃的体制是为"贵族官僚制",推动吐蕃历史的动力,就是各氏族间的竞合。文章根据大量藏文原典史料,通过对唐代吐蕃各氏族的发展概况、各氏族与吐蕃王室的关系、氏族团的形成、各氏族的竞合、吐蕃王室如何寻觅合作对象和社会基础的深入分析,探讨了唐代吐蕃的政治力与社会势力之间的演变关系。     

从《吐蕃大事纪年》论唐代吐蕃的史学

文章利用敦煌古藏文历史文书《吐蕃大事纪年》与《旧唐书》《新唐书》及《资治通鉴》等汉文史料,通过相互印证和比对唐蕃双方对于同一事件或相关事件的记载来比较双方对于历史的记录方式,指出《吐蕃大事纪年》的写作方式呈现出我国传统纪传体中的本纪体例,其记事简陋,只是作为彰显王权、纪录统治阶层活动使用.同时,《吐蕃大事纪年》中的多次纪录征收赋税为吐蕃王国的年度大事与吐蕃独尊于天下的世界观等.从唐代吐蕃史书的写作方法及特色来看,明显受到了中国传统史学的影响,而逐渐使用固定词语的历史纪录方式,显示出其发展已有一段进程,亦已初具国史规模.     

唐代吐蕃众相制度研究

唐代吐蕃的宰相制度,是吐蕃官制中最具变化和代表性,且影响吐蕃王朝最深者。吐蕃王朝的宰相制度,历经四变:其一为独相制;其二为众相制;其三为僧相制;其四为回复众相制。其中众相制的推动与实施,对吐蕃王朝影响极其深远,包括确保了悉补野氏政权的祚命,稳定了当时吐蕃的政局,阻绝了臣下太阿倒持的现象,赞普重新站上了国家最高领导者的位置,也使得赞普王室手中多了操控吐蕃政治与吐蕃氏族生态的利器。文章以敦煌古藏文卷子《吐蕃大事纪年》及吐蕃碑刻铭文为主要史料,勾勒出吐蕃众相制的部分轮廓,并对其内涵进行了分析,包括众相的官衔、员额、任期、职权以及众相是为大论的候补人选等,认为吐蕃成功地师法唐朝的众相体制,且深得众相制的精髓,再次证明了唐蕃文化关系的密切程度。     

再论蒙古与吐蕃和吐蕃佛教的初期接触

本文依据史料 ,对蒙古与吐蕃和吐蕃佛教初期接触的年代、事件进行了辨证。     

吐蕃在西北地区的迁徙活动

吐蕃从唐初起不断向西北地区扩张 ,伴随着军事的扩张而开始了其迁徙活动。甘、青地区是吐蕃的重要迁入区 ,吐蕃的迁徙一方面促使吐蕃生产方式发生了变迁 ,另一方面使迁入地出现了吐蕃化的倾向。     

吐蕃宰相制度研究综述

在吐蕃王朝的政治制度中,宰相制度变化最多,影响政局最深,对吐蕃王朝的发展演进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目前,吐蕃宰相制度日益成为藏学研究的热点,相关研究已经取得了不少成果,但还存在一些不足,还未出现对吐蕃宰相制度的系统全面的论著,对单相制、多相制及僧相制的具体生态未能完全呈现。对宰相制的发展阶段还未形成一致意见,对宰相制度的互动关系研究还不够,影响了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制约了藏学研究整体水平的提升。     

“吐蕃乐舞”:吐蕃文化的代表性符号

形成于吐蕃时期的吐蕃文化,在藏族历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吐蕃文化不仅开启了藏文化的历史先河,而且对整个藏文化的形成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而作为吐蕃文化的重要组成——吐蕃乐舞,以英集歌、舞、乐及杂艺百技于一体的综合性艺术表现方式,不仅成为承载和表现吐蕃文化的重要载体,更为重要的是,吐蕃乐舞所具有的典型特征和艺术风格,已成为吐蕃文化的代表性符号.本文就吐蕃文化的概念及意义;吐蕃文化与吐蕃乐舞的关系;吐蕃时期乐舞艺术的发展及艺术特色;作为吐蕃文化的代表性符号等四个方面展开探讨,以阐明吐蕃乐舞在吐蕃文化中的重要意义与艺术价值.     

吐蕃时期赞普继承问题探微

吐蕃在赞普王位的继承上并不顺利,曾出现数次危机。从《大事纪年》及其他一些文献记载来看,赤松赞与其弟赞松,赤都松与其未知名的兄弟,赤德祖赞与其异母兄或叔父啦跋布,牟尼赞普、牟底赞普、赤德松赞三者及朗达玛死后欧松与云丹之间围绕赞普王位继承都曾展开过激烈竞争。英国藏学家道特森提出的“舅氏轮换”与《底吾史记》中所载的“贬谪”原则在确立新赞普及排除非法竞争者（新赞普的异母兄弟）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当新赞普的候选人为同父同母的亲兄弟时,这两个原则就失去了效力。     

唐朝时期吐蕃在西北地区的迁徙活动

吐蕃从唐初起不断向西北地区扩张,伴随着军事的扩张而开始了其迁徙活动.甘、青地区是吐蕃的重要迁入区,吐蕃的迁徙一方面促使吐蕃生产方式发生了变迁,另一方面使迁入地出现了吐蕃化的倾向.     

吐蕃军队的索巴

斥候(索巴)是吐蕃的情报人员.根据斥候的特点可以将其细分为普通斥候、坐哨、嘹望哨、隘口斥候、后备斥候和潜伏斥候等.由于后勤供给不足,斥候日常生活比较困难.在对斥候的管理上,具有比较成熟的管理办法,如请假、抓捕逃跑的斥候并对其进行相应的惩罚等.从斥候完成任务的过程来看,斥候具备较强的侦察能力和良好的专业素质.     

吐蕃“zhang gsum blon bzhi”考疑——吐蕃众相制度探微

"三尚一论"(zhang gsum blon bzhi)语出<贤者喜宴>一书.日本山口瑞凤以为"三尚一论"实为吐蕃赞普墀松德赞时期的体制.其余学者对"三尚一论"并未质疑,均认系唐代吐蕃的政治体制.作者指出,<贤者喜宴>虽为教法史料中最为可信的一部书,但所载吐蕃相关史事,仍未脱教法史料的通病,亦即必须与吐蕃文献史料以及汉文史料相互印证对勘,方能确证其记载是否详实.作者从吐蕃宰相制度的角度论证"三尚一论"可能从未在吐蕃实施,并由敦煌文献<吐蕃大事纪年>以及P.T.1071<狩猎伤人赔偿律>之记载重新解释<贤者喜宴>所载的zhang gsum blon dang bzhi等,考证"三尚一论"是否符合史实的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