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孩子的语言差异:一种文化资本的传承

由于城乡孩子家庭环境与早期教育所积累的文化资本的差异 ,致使他们对教育制度所要求的规范语言的熟悉程度不一样 ,从而也导致了日后在正规学校教育中学习成绩的差异     

文化的资本逻辑与资本的文化逻辑:资本创新场景的辩证批判

在新全球化时代,西方文化资本与文化产业的当代出场,是资本创新逻辑的必然结果。在周期性危机中探索创新之路的资本不断变换自己的主导形态,从工业资本到金融资本,再到知识资本和文化资本,不断重塑历史场景,不断造就新的资本拜物教,同时也不断创造新的生产繁荣,实现推动历史的新的"伟大文明作用"。文化资本和文化产业,就是资本创新的当代出场形态。文化产业是文化的资本化、创利化的结果。文化资本与文化产业和以往一切资本功能一样,既有推动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的一面,同时也有"另类牵引"的消极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充分利用文化资本、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的进程中,应当谨记马克思关于资本的辩证批判的深刻见解。     

"资本"的一种非经济学解读--布迪厄"文化资本"概念

"文化资本"是布迪厄从象征支配角度对马克思的资本理论进行非经济学解读之后提出的一个重要的社会学概念.布迪厄指出"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一样,也可以投资于各种市场并获取相应的回报.由于"文化资本"的再生产主要是以一种"继承"方式进行的,所以它同样凝结着社会成员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并体现着社会资源的不平等分配.     

消费时代人文知识分子文化资本的变迁与身份转型

随着20世纪90年代中国社会的全面转型,市场经济和消费时代的到来成为不可改变的事实,在此境况下,大众文化兴起,精英文化衰落,人文知识分子开始世俗化转向,文化资本的变迁使话语权逐渐旁落到科技知识分子手上。人文知识分子应该改变依附性的传统身份认同,弱化与民众脱离的精英情结,不断进行自我批判与反思,以边缘的立场来介入中心。     

中国语境下的社会资本与文化资本

在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原有的社会体制和社会利益分配格局被打破,但同时现代的社会秩序尚未完全建立.这种局面不仅制约了经济体制的完善,也导致了文化意识、社会关系网络层面的一系列社会问题、社会现象的出现,加剧了人们的困惑与迷茫.为了解决这些新问题、摆脱新困境,学界引入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概念.我们从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的概念入手,结合中国的具体实际,分析二者在中国语境下的独特内涵和相互关系,旨在为现代化建设中所遭遇的问题提供可能的分析路径和解决方案.     

葛兰西的文化资本理论

安东尼奥·葛兰西Gramsci,Antonio（1891-1937）,意大利卓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曾任意共总书记、第三国际执行委员和主席团成员。葛兰西的哲学及其主要革命理论思想是由其在被监禁期间的《狱中札记》（以下简称《札记》）来体现的,作为容纳其巨大思想遗产的该部札记,向后人呈现出一种以实践哲学为标志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革命发展道路理论,同时其资本理论思想也随之呈现于世人面前。     

信任:一种社会资本

社会资本的重要内容是社会的信任程度和信任范围 ,它们可以决定社会成员的合作方式、合作范围、合作深度、合作成本。一个社会的诚信程度越高 ,信任范围越普遍 ,这个社会也就越繁荣发展 ,越和谐稳定 ,越兴旺发达。     

经济资本还是文化资本更重要?——家庭背景对大学生消费文化的影响

消费文化对于大学生的价值观培养以及社会经济地位获得有重要的影响。通过手机依赖和面子消费动机研究大学生的消费文化,可以发现,总体上家庭经济资本具有重要作用,对大学生的消费文化有更显著、直接的影响;但是在面子消费的问题上,家庭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共同发挥作用,超过了家庭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各自独立的影响。此外,城乡分化的制度因素以及对家庭背景在大学生成长中扮演的角色、中国社会分层以及社会价值观都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学区房热探析 ——文化资本视角下对学区房购买动机的研究

近年来,学区房热扰乱住房市场,影响教育公平,垄断阶层流动的问题吸引了全社会的关注。既有研究较多聚焦于购买学区房的市场动机,忽视了学区房在阶层再生产过程中与文化和社会因素的联系。为弥补这一不足,本文引入基于邻里的文化资本兑换理论,探索购买学区房的多元化动机、动机的形成过程和影响因素。通过对访谈材料的对比分析,本文发现尽管形成于西方经验的理论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学区房的购买动机和形成过程,但在中国,学区房购买动机更多样、资本兑换更全面和复杂、影响购买的因素也更动态。本文最后为破解学区房热提出建议。     

一种人文科学:思考"人性之外"的出口

我们如何谈论人文科学?人文科学领域共同分享了那些基本观念?"人"这一概念在人文科学学问(知识)体系中有什么样的作用?以自然与文化的对立造就其系统的人文科学概念之可信性如何?诸如此类的问题基本上处于不言明的状态.不论人文科学取得什么样的成就,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即它自许奠基于一种关于人的坚实的观念.其实,若要强调自诩被人文科学的方法和结果包含着的这种人的观念,那么,只有致力于对我们称之为"人文科学"之可能性条件的一种批判,让根本的怀疑更彻底一些.这种揭露,可以在后现代主义影响下进行,后现代主义者为了实现"人文科学"之解放进行了一种革命,而这种革命,对于更好地理解人文科学的发展路线是必要的.     

资本的道德之维:一个历史现象学检视

将资本的道德维度置于历史现象学的理论视野下的进行检视和考量,是基于资本自身是历史现象学的逻辑表达这一基本前提.资本在推动社会生产上具有伟大的作用,但这种抽象统治的建构后果又充分暴露了它自身所内含的不可掩饰的罪恶.在历史现象学视野下展开对资本逻辑的瓦解、批判和超越,引导资本释放更多“善性”力量,实现一切人的自由发展,是现时代最现实和合理的选择.     

当前就业过程中的双重机制: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

本文首先分别分析了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及其就业实现模型 ,然后通过社会资本的运作空间这一理论工具 ,分析了当前我国社会就业过程中的双重机制 ,认为以人力资本积累的本科毕业为临界值 ,在本科以下 ,由于社会资本的运作空间较大 ,社会资本的就业贡献率大于人力资本 ,而在本科以上则由于社会资本的运作空间较小而刚好相反 ,本科水平本身则是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双重并重的状态 ;最后文章认为伴随着整个社会学历层次 (或者说人力资本存量 )的提高过程的是社会就业中的人力资本临界值 ,由中专、大专向本科以及不久的将来的研究生转化的过程     

文化多样性与人类生存环境问题

本文认为人类为谋求自身的生存和发展 ,在千差万别的生存环境下创造了千姿百态的各民族文化 ,民族文化的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珍宝 ,是人类智慧的总库存。维护民族文化的多样性 ,有效地利用各民族文化的多元化并存资源 ,缓解目前已出现的生存环境恶化问题有着积极的意义     

试论现代企业人本管理模式的应用

信息时代的到来,掀起了知识经济的浪潮,人的智性之光被重现。智能型社会要求能与之相协调的经济发展方式和企业管理模式。人本管理作为一条适合企业再发展、再创造的新途径,得到越来越多人的认可。文章从人本管理的特点入手,着重探讨了人本管理模式与新经济发展趋势的关系,以及如何在现代企业管理中运用激励和创新手段实现人力资源调配的最优化。     

钱穆人性化教育思想与实践

本文主要通过梳理钱氏的非学术文献 ,从其自身出发来阐发其教育思想与实践 ,认为钱氏所提倡的乃是 :自由主义教育 (思想自由、学术独立 ) ;教育以人为本 ,重人格完善与德性修养 ;留意培养学人 ,昌明学术以传承中国文化、沟通世界文化为使命 ;提倡奋发图强 ,使其尽性成德 ,不失做人的本分 ,最终成就人 ,成为一理想人。可谓是具有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的内发的人文主义。当然钱氏自身的“言公”与“谢名”的人格风范也值得重视。同时尝试对其在思想史与文化史上的地位提出自己的看法。     

科学与人文分离的原因探析

科学与人文走向分离是个不争的事实,尤其是技术理性和唯人主义构成的现代性,这种“力量型”科学在近代及当代的盛行,造成科学的人文价值和人文精神的迷失,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深思。本文从历史、心理、教育和人类生活目标转向等多方面探析了人文与科学分离的原因,目的是召唤科学走向人文,回归人文。     

儒家仁学思想的现代意义

儒家文化产生的基础是宗法社会和小农经济。随着社会的发展,儒家文化赖以生存的社会和经济基础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尽管如此,儒家思想在当代仍具有积极的意义。儒家仁学思想以仁爱为核心,在当代具有对伦理价值的补偏救弊之功,有助于财富分配的解决,有助于克服资本中心论。     

风险社会中以人为本的治理理念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突发事件的日益增多,当代社会逐渐进入一个风险社会。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使现代风险管理的技术手段越来越先进,组织体制越来越完备。现代社会的风险管现应树立以人为本的风险治理理念,即应加强对弱势群体的关注,重视公众风险认知,加强风险沟通,以及在宏观层面上树立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才能进一步提高风险管理实效。     

发展型国家:一种理论范式的批评性考察

"发展型国家"是对东亚经济奇迹的一种解释,主要内容包括经济发展的优先性、产业政策的策略性、官僚的有效性、公私合作的紧密性以及政治合法性基础的独特性等。这种理论范式既是对以往发展理论的批判,又是对特定时期东亚发展经验的总结,具有较大解释力。但随着历史环境的变迁,该理论范式固有的国家主义、经济主义和权威合作主义倾向的局限性日益暴露,亚洲金融危机更是触发了批判和反思发展型国家的浪潮。关于政府与市场、国家与社会、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等关系问题的热烈讨论,引导人们通过重构国家在政策制定中的作用来超越国家主义,推进政策规制的国际化;通过重构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之间的关系来超越发展主义,把改善公众福利置于更优先地位;通过重构国家与社会关系来超越传统的二分法,实现从"统治"到"治理"的转变;而这三种转变推动着发展型国家的角色转型,即逐渐转变为"服务型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