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国真现象”论

90年代初期,在经历了朦胧诗、新生代诗以及各种名堂的诗歌流派的骚动与喧哗之后,疲惫寂寞的中国诗坛卓然不群地立起一面新的旗帜——汪国真。作这样的评价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在到目前为止评论界对他还相对沉默的同时,在某些所谓在创作“真正的纯诗”的诗人们对他尚持冷眼的同时,一个庞大的青少年读者群蔚然壮观地汹涌起一股“汪国真热”,在他们书包里,再也找不出金庸、梁羽生、琼瑶、三毛了,汪国真的诗歌、蔡志忠的漫画同卡拉OK、电子游戏一样是他们新的时髦。     

也谈“汪国真现象”

早在两年前,就议论过汪国真。那时,他常在《读者文摘》上发表爱情诗。记得一位性格奔放的女孩子曾激烈地说:“这也算好诗?如果呀也许的,也太做作了点,小家子气!”时至今日,汪国真成了“诗坛王子”。据今年5月31日《公共关系导报》载:汪国真诗文系列将在今年突破百万销售大关,而且他本人感觉良好,     

汪国真诗歌之三个显著特征

汪国真平白清丽的诗歌创作风格为我国当代诗歌创作提供了新的思路与借鉴,对我国当代诗歌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在20世纪90年代,汪国真以其“凝练”的手法迅速风靡中国诗坛,引发了“汪国真热”,而同时又顷刻间销声匿迹.为此,从汪国真诗歌的三个显著特征分析入手,探究“汪国真风暴”.     

汪国真的幸福生活

提到诗人汪国真,估计40岁以上、有点儿文化的人没几个不知道他的,甚至某些人的媳妇儿,还是当年借助汪老师的诗写情书给"骗"来的。不过我现在要讲的,是一个与您心目中全然不同的汪国真。     

从何其芳的诗看“自我”

人们对于抒情诗中诗人的“自我”问题,已经发表了很多值得重视的意见。不过我总是认为,如果只是抽象地讨论诗究竟应当表现的是“大我”还是“小我”这样的问题,恐怕一时是不容易得出一个公认的标准结论来的。因为每一个诗人都在走着自己不同于别人的生活道路和艺术道路,任何人也无法规范出一种亘古不变的诗歌创作模式。与其进行马拉松式的争论,不如选择一些有代表性的诗人来加以研究,从中探讨诗人的“自我”是怎样体现在他的创作中的?怎样地影响着和决定着他创作的基调的?它是一种凝固不变的存在吗?作这样的研究和分析,就可以把对这些问题的讨论引向深入,使     

朱自清论

一红云呵!鲜明美丽的云呵!你给了我一个新生命! 世界上的事情有时会出现惊人的相似。朱自清曾这样评论闻一多:“他是一个斗士。但是他又是一个诗人和学者。这三重人格集合在他身上,因时期的不同而或隐或现。”其实,朱自清的一生也是集合着与闻一多相似的三重人格,也是经过了诗人、学者、斗士这样三个阶段。如果我们考察他的包括创作和批评在内的全部文学活动,就能够生动地认识他的全个人格,也就能够认识在拂去历史灰尘之后,把“朱自清”的名字写进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全部意义和全部价值。朱自清(1898—1948),出生于一个小官僚的封建家庭,幼时随家从东海移居古城扬州,故自称“扬州人”。在扬州两淮中     

从"唯美主义"到"爱国主义"——闻一多诗歌创作风格转变论

闻一多是中国新诗史上“新格律诗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同时,他也是中国杰出的学者和民主战士。纵观其诗歌创作的历程我们发现,诗人的诗歌创作风格发生着嬗变。作为学者,他坚守着“唯美主义”的创作立场,但最终,他成了一名不屈的战士,其创作立场转向了“爱国主义”。我们从他的转变中感受到了一个诗人所经历的心灵的超越,感受到了他带给我们的巨大的精神震撼     

呼唤汪国真——汪国真最新专访

一、"来了!"——他就是汪国真我们可以欺骗别人却无法欺骗自己当我们走向枝繁叶茂的五月青春就不再是一个谜向上的路有人悲哀有人欢喜当我们跨越了一座高山也就跨越了一个真实的自己这是汪国真的诗——《跨越自己》一度使诗坛沸沸扬扬的汪国真.现在怎样呢?在人生的历程中,他到底能跨越多少高山?跨越多少真实的自己?带着这些问题,我们采访了汪国真.九月的北京,比起闷热的七八月份,凉爽了许多,但仍有余热萦萦绕绕.唯微风拂来润面悦人.我们的心情十分欢快,仿佛一踏进北京,随时都可能碰到汪国真一样.可惜在这熙熙攘攘、穿流不息的人海中,即便汪     

赵树理建国后的小说

别林斯基认为,“越是优秀的诗人,越是属于他所生长于其中的社会,他的才能的发展、倾向,甚至特性,也就越和社会的历史发展紧密地联结着。”可以说,赵树理就是这样的“优秀的诗人”。他是属于他所生长的革命时代,并和革命历史的发展紧密联结着的“诗人”,是从人民生活中取来火,又去照亮人民心灵的“诗人”。     

略论何其芳诗歌风貌的变迁

何其芳是我国现代文坛上享有盛誉的诗人、散文家、文艺理论家。但他却是从诗歌开始文学生涯的,而且在诗歌创作道路上跋涉了整整半个世纪。综观何其芳的诗作,我们有一个明显的感觉:诗人朝着革命化的方向痛苦而赤诚地嬗变着自己。他诗歌风貌的变迁——内容上从“望着天上的星星做梦”到“为少男少女们歌唱”;风格上从绮丽委婉到朴实明快;形式上从雕琢精巧的格律化到明白晓畅的自由体,转而又复归到现代格律诗的“之”字形——表现出了革命诗人可贵的探索精神。 诗人的嬗变,欢乐与痛苦同在,成功与失败俱存。然而,这甜酸苦辣、成败得失,不仅仅属于何其芳一个人,它属于一代进步知识分子,属于整个时代。它反映了我国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成长的曲     

从“应和”到象征——波德莱尔的美学思想探微

习惯上,人们把波德莱尔说成是一个“审丑”的诗人。因为在他的笔下,我们太多地看到了诸如那已失去艳丽和芳香的春天(《虚无的滋味》),比极地还要凄冷荒芜的国度(《来自深处的呼喊》),以及腐尸、蛆虫、吸血鬼和无情地噬咬着人类心灵的时间(《大敌》)等这样丑恶的形象。人们又把波德莱尔理解为一个“忧郁”的诗人(有人甚至说他是“颓废”的诗人！)因为在他的诗中,我们也太多地感受到了他从自己忧郁的理想出发,在痛苦中向上帝哀告以求挣脱虚无,及至企图借酒精来麻醉心灵,但都无法销万古悲愁,最终只得走向死亡的心路历程。 的确,在《恶之花》中,诗人曾这样痛苦地向世人宣告:     

评阿垅的《诗与现实》

阿垅(原名陈守梅,又名陈亦门),杰出的革命诗人和诗论家。在祖国大地阳光普照,他的才华如花怒放之时,由于一场意外的政治风暴,被他曾如痴如狂地憧憬着的革命加之以“反革命”的罪名,陷身囹圄,以至丧失生命。在今天,随着“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平反,“七月派”又重新出现于人们眼前,自然,我们又读到了阿垅的诗。研究他的诗歌的文章也频频出现。但是,作为诗论家的阿垅却被忽视了。应该看到,阿垅不同于鲁藜、绿原、牛汉、     

丘特切夫的哲理抒情诗与谢林哲学

丘特切夫(1803——1873),是俄国一位伟大的诗人。涅克拉索夫称他为“第一流的诗歌天才”和“俄国文学中不多见的光辉现象”。陀思妥耶夫斯基称他为“俄国第一个哲理诗人,除普希金以外,没有人能和他并列”,列夫·托尔斯泰甚至认为他高于普希金,并且说:“没有丘特切夫,我就不能生存”,屠格涅夫、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费特、迈科夫和列宁都对他评价很高,阿赫玛托娃、帕斯捷尔纳克也对他十分推崇,俄国象征派则把他奉为祖师……目前,在苏联,“丘特切夫的名字—自然而然地、习惯地与普希金、巴拉丁斯基、莱蒙托夫、涅克拉索夫的名字连在一起”,他的诗“决定性地进入了二十世纪的门槛”,并且“是读者最多的俄国诗人之一”。西方一些权威出版物也把丘特切夫、普希金、莱蒙托夫并称为俄国三大古典诗人。由于多方面的原因,我国对这位诗人的介绍刚刚起步,对他的研究可以说还是一个空白。     

偶像的黄昏:难圆的梦——汪国真诗歌批判

汪国真在大陆沉寂而略带荒凉的诗坛着实风风光光了一阵子。他以哲人和救世主的面孔使众多处于从天真幼稚向青春激荡转型期的少男少女如痴如醉,把他视为精神向导和青春偶像,在“我崇拜你”的热浪中汪国真成为七月流火。但是,谁栽培了鲜花,谁就会看到鲜花在风中枯萎;谁制造了偶像,谁就会看到偶像在黄昏粉碎。我们看到这偶像正在失去它的魅力与色彩。这是汪国真的悲     

一个追求的灵魂——“新月”诗人徐志摩

悄悄的我走了, 正如我悄悄的来; 我挥一挥衣袖, 不带走一片云彩。——《再别康桥》这是徐志摩的诗,也是徐志摩的人。他曾经“是跳着溅着不舍昼夜的一道生命水”,而五十多年来,他的生命和他的名字一道,早已成为一段回忆了。人的生命本来就充满了种种不合常态的、偶然的因素,并不永远合乎逻辑。当我们去认识一个真实的人,一个诗人、作家或学者时却往往一定要试图逻辑地、合理地为他“定     

穆旦：翻译作为幸存

作为中国上个世纪1940年代最为杰出的诗人之一,穆旦在1950年代后转向了诗歌翻译。结合“诗人穆旦成为翻译家查良铮”的“外因”和“内因”,从“翻译作为幸存”的角度,可深入考察和揭示穆旦转向诗歌翻译对他本人和整个中国现代诗歌的重要意义：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穆旦从事翻译具有了心灵寄托、“精神存活”和一个诗人曲折的自我实现的意义,他的才华没有像众多诗人那样遭到历史的扭曲和荒废,而是以“翻译的名义”侍奉于他所认同的语言与精神价值,并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遗产;在文革后期,诗人对英国现代诗歌的翻译,不仅促使了他一颗诗心的苏醒,也在那个时代恢复了中国新诗对“现代性”的追求。他的那些优秀译作和他的诗篇一起。已共同构成了“我们语言的光荣”。     

略论曹植后期创作的变化和发展

作为“诗人之冠冕”的曹植,不仅是一个具有浓厚诗人气质的才子,而且是一个在政治上颇有雄心,欲“立功于圣世”(《求自试表》)的政治家。曹植的一生,是悲剧的一生。曹植的生活和创作,以曹丕即位那年(220)为界,明显地分为前后两个时期。由于前期的立嗣之争,埋下了曹丕对他的忌恨,加上曹丕为人少“旷大之度”,使曹植政治上受压抑,经济上陷困顿,精神上遭折磨,一直在曹丕父子的压迫欺凌下痛苦地生活着。由于他前后期生活境遇的截然不同,导致他前后期的创作也出现明显的差异。建安时期他的诗歌较多地表现他的政治雄心,对功名事业的追求,但到黄初年…     

只要热爱生命 一切都在意料之中

汪国真,一代人记忆深处的名字。他的名字与诗歌曾是那样地紧密相连。20世纪90年代初期,年轻人中掀起一波"汪国真热"。1990年,汪国真的第一部诗集《年轻的潮》出版,当年此书连续五次印刷。他的诗歌昂扬向上、积极而又超脱,是当时少年月光下的踯躅,睡梦里的徘徊;是朦胧初恋晶莹的雨滴,是绽放于心灵深处的纯洁的友情之花。那时,正值青春年少的我,异地求学。孤独中最大的慰藉,就是抄录汪国真的诗。一首一首,极其用心地用各色彩笔抄写。漂亮的笔记本,对任何人都秘而不宣。夜晚,一个人默默翻看,心里在美好地憧憬爱情的光临。汪国真的诗给我的感觉,就是那种情窦初开的情怀。     

今日汪国真

国字脸,大眼镜,说起话来轻声慢语。眼前的汪国真似乎和22年前,他出版的第一本诗集上的相片相比,并无多大改变。唯一不同的,就是他的身份有了很大的转折:由诗人变成了书法家、作曲家。"选择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没有比脚更长的路/没有比入更高的山"……上世纪90年代至今,国真兄的诗打动了一代又一代人,他以那独有的清新、隽永、真挚和富有哲理与韵律的诗征服了数以万计读者的心。他的诗集《年轻的思绪》、《年轻的风》、《年轻的潮》等不可思议地一版再版,一时"洛阳纸贵",创造了中国当代诗歌史上的奇迹,这场"旋风"被人们称之为"汪国真现象"或"汪国真年"。     

张承志:从精神存在之维对他的阐释

张承志是出现于２０世纪末中国大地的一位精神漫游者。他从一个“追忆”的浪漫诗人，到一个“道路的精灵”，最终叩响了宗教的门扉，逐步攀登着精神的新境界，同时又陷入了与之俱来的精神痛苦。其实，他是无“家”可归的，他“命”中注定，将是永远的漂泊，永远的自我放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