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数学思想研究

墨子是我国春秋战国之际著名的思想家、科学家、军事家、逻辑学家和军事工程师.其数学思想也非常丰富,这对于哲学、科学史、数学史等学科的研究仍然有相当重要的借鉴作用.     

简论"数学机械化"及其哲学意义

中国科学院院士吴文俊教授创立的数学机械化是对中国古代数学的继承、发展和创新 ,它有着广泛而重要的应用价值 ,居于世界领先水平 ,表明了中国古代数学中的程序化思想、模型化思想 ,作为建构科学理论的方法仍适合于现代科学 ,它的创造是对“公理法”思想的挑战 ,对当今数学理论研究和应用也具有启发意义     

略论李淳风在中国古代数学教育史上的地位

唐代著名科学家李淳风在中国古代数学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但他的贡献往往为人所忽略。他参与了史书的编修,记载了许多古代重要的数学成果。他主持编纂和注释了“算经十书”,在保存数学经典著作、普及数学教育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被中国科学史家李约瑟誉为“整个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数学著作注释家”[1]。     

中国古代"养心"思想述论

在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文化中,重养生、求长寿是一大特色,不少思想家和医学家认识到"养生"重在"养心",在长期的探索和实践中形成了比较系统的"养心"思想。这些思想主要包括:形神兼养,调神先调形;养心贵在养德;情欲适度,内守精神;顺应四时,养心调神;调节情志,避免刺激等,而且这些思想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     

论和谐思想与中国古代科学的发展

中国古代科学曾达到很高的水平,但在近代却落后了。从和谐思想对中国古代科学比较有限的作用上,可以看到较深层次的原因。通过与西方和谐思想的对比,可以看出中国古代的和谐思想存在着一定的缺陷,如：偏重于社会领域;其基础是气;比较含糊、笼统;缺乏具体的规定和具体模型;提出者很少有著名的科学家,等等。这决定了中国古代科学没有出现象欧几里德几何那样的公理化系统,缺乏依靠科学理论体系自身的矛盾运动的推动,局限在生产实践推动下的朴素的发展     

杨献珍的"合二而一"与中国古代辩证法思想

坚持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深入考察研究了杨献珍的“合二而一”思想。认为杨献珍针对当时泛滥成灾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倾向,通过对中国古代先秦关于辩证法对立统一规律思想表达方式及其在中国哲学史上传承与发展的理论探索,充分肯定了中国古代思想家提出的“合二而一”这一科学辩证法理论命题,并且在把马克思主义“对立统一”规律与中国“合二而一”思想的比较研究与深入阐发中,赋予了“合二而一”以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思想内涵,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中国优秀传统哲学思想马克思主义化的一个杰出典范,在中国哲学史和社会主义建设史上有着重要理论价值及历史地位。     

从中国古代"民本"思想看当代领导者的职责

"民惟邦本"是古代民本思想的标志性命题,也是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代各级行政领导,只有从古代民本思想当中科学地汲取精华,牢固树立执政为民的理念,把亲民、爱民、安民、富民作为自己的职责,才能担负起历史赋予的神圣使命.     

《周易》与中国传统数学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周易》是史的重要观点。从《周易》是史的角度出发,可以解析《周易》与中国传统数学思想史的关系。《周易》虽然没有直接展示出某个数学定律、数学定理或经验公式等数学内容,但它彰显出的数学思想(和方法)却一直在中国传统数学中发挥作用。秦九韶、李冶、杨辉、朱世杰等中国传统数学家们所取得的杰出数学成就,均显示出《周易》的影响。揭示《周易》所蕴含的数学思想,是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工作。     

简论曾国藩的科学救国思想

晚清名臣曾国藩是洋务派的代表之一,他在清王朝内忧外患的情况下清醒认识到,只有通过科学技术的发展才能振兴国家,挽救民族。他凭借自己的社会地位,秉承科技救国的理念,实施了引入先进科学技术、翻译西方书籍、重用人才、推行新式教育等措施,对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推动中国近现代科学思想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孔融思想简论

孔融思想以儒家为主，非儒思想相当程度是对曹操专擅的无计可施的傲诞反应。儒家思想根深蒂固占据他的头脑，非儒思想从没能真正成为他行动的指南。孔融的非儒思想是在主体无意识中创造出来，但具有可贵的价值。     

试论李因笃经世致用的价值追求

论述了清初关中学者李因笃的价值观念,认为“经世致用”是李因笃价值观念的基本特征,具体表现为“天子学圣”的贵真政治观、“取人以人”的重行人才观和“理学以经学为本”的求实学术观三个方面,并指出这些观念至今仍然有其积极的现实意义。     

《经义述闻》训诂之“见”

为了更好地认识了解王引之《经义述闻》的“经义互参”这种体例,从而更好地认识王氏在训诂学史上里程碑式的成就,采用了列举法对于这种体例进行首次挖掘和研究。根据参看对象的不同把它分成四类,并对每类举例分析说明。结果表明：“见”的运用使得著作结构简练、直接,言简意赅,尤值得后来之训诂著作仿效。     

罗长裿经世思想刍议

罗长裿作为传统士子,走出书斋,书生典戎,建功边陲,在他身上充分体现了不图安逸、忧国忧民的经世精神。不事虚文、热衷西学,敢于担当、勇于任事,关心民瘼、安民和众,整军经武、维护国权,构成了罗长裿经世思想的内在意蕴;时代变局的刺激,湖湘文化的陶铸,是这种思想形成的根本原因。     

论《经义述闻》的语法观

<经义述闻>因其恢宏博大,不仅完全涵容<经传释词>所表现出的语言学思想--诸如"声近义通"的原则、"因声求义"的方法、"依文作解"的语境观点,而且几乎随处可见到至今仍有重要价值的语言观.王引之天才的语言审析能力和敏锐的语言感受能力,贯穿整部<经义述闻>,从而形成王引之的语言学思想.而王引之的语法观,既反映在<经传释词>对虚词的考释上,又反映在<经义述闻>对句法的推敲上,而通过对<经传释词>和<经义述闻>的比较研究,更便于深入理解王引之语法学思想形成的过程.     

《沈氏农书》所载水稻施肥技术研究

《沈氏农书》中提出的“凡种田总不出‘粪多力勤’四字,而垫底尤为要紧”,集中反映了明末清初嘉湖地区的水稻施肥技术特点。书中记载的积肥方式经济合理、可行性强。沈氏已认识到肥效有速效性和迟效性之别,对水稻基肥和追肥关系以及施追肥时机的论述,已接近现代自然科学的认识水平。     

“法、术、势”：从荀子到韩非

在韩非之前，“法”、“术”、“势”并非孤立，这在先秦典籍中多有反映。通过对比荀子与韩非关于“法”、“术”、“势”的思想，发现：荀子以“法”为“治之用”，韩非以“法”为“治之体”；荀子突出“术”之价值理性，韩非彰显“术”之工具理性；荀子重“人设之势”，韩非则重“自然之势”。荀子将“法”、“术”、“势”进行了道德化的改造，而韩非则整合“法”、“术”、“势”，完成了法家学说的系统化。     

论《皇极经世书》对夏、商、周三代之建年代的推定

邵雍的《皇极经世书》一向被认为是"推步之书",它对中国历史的一些精到见解因此而被淹没。但是,仔细梳理分析《皇极经世书》对中国历史的记述可以发现,它把中国有纪年可考的历史定位在公元前2327年唐尧甲辰,推断夏朝之建在公元前2166年,这不仅比"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夏朝之建(前2070)提前了近百年,而且其推断都有权威翔实的文献依据,表现出尊重史实和文献的精神。     

《墨经·小取》"是而然""是而不然"新解

"是而然"、"是而不然"是<墨经·小取>研究推论时提出的两种重要情况."是而然"的形式可从语法形式与逻辑形式两个层面加以讨论.可以证明,"是而然"的逻辑形式是有效的,故"是而然"是有效的演绎推论."是而不然"诸例看似与"是而然"相矛盾,其实深入分析就可发现,诸例严格来讲并不构成"是而然"模式反例,因此,"是而不然"的存在实际上不影响"是而然"式推论有效.     

《诗经》语言与彝语比较溯源

文章通过彝语和《诗经》部分篇章对语词、语音、语义的比较 ,结合部分辞书的各种注释 ,印证彝、汉语一些字词在语音、语义上的相似、相近、相同 ,通过释音、释义比较 ,指出部分汉语注释不清楚、概念混淆或解释错误的字或词 ,同时说明彝、汉语在历史上和今天都有不少的同源词。     

《毛诗正义》注疏分合考

《毛诗正义》从体例上看是对毛诗经文、传、笺的阐释,其原貌以正义为主,只标经注起止。南宋绍熙年间始合正义于毛诗经注本中,遂有《毛诗注疏》之称。南宋晚期建本又引《毛诗释文》附注疏之中,称之为附释音《毛诗注疏》,是为其后各本注疏之祖。注疏合著渊源有自,引注附经可以追溯到刘歆、马融,而唐人将音注字旁,又开宋人《注疏》、《释文》合刻本之先河。将《毛诗正义》与经、注、释文合著,实现了文字、音读、疏义的三统一,成为一直沿用至今的标准体例,为《诗》学研究提供极大的便利,但割裂疏文,却造成讹误增多、疏文支离、认读阻塞和义注疏混称等诸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