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里达诗学理论解构的终极标靶──论西方诗学文化传统的逻各斯中心主义

德里达的《播撒》一书在《柏拉图的药房》一章中曾设定了“逻各斯之父”这样一个命题。德里达认为：“仅仅一种言说的权力能够有这样一位父亲。这位父亲对于一种言说和活生生的存在来说总是父亲,换言之,准确地说正是逻各斯使我们象父亲一样观察和研究事物。”在这里,我们从德里达的这一诗学理论表达中不仅能够捕获到这样一种困惑：究竟是“逻各斯”使我们象父亲一样在言说,还是我们的言说受动于“逻各斯”之下;我们还可以获得这样一个信息：“逻各斯”渗透在言说中呈现出的权力话语,在西方诗学文化传统中凝固为一个坚挺的逻各斯中心主…     

话语权力与权力话语

一、“经学中心主义”的揭示①德里达以独特的解构工作，对西方传统形而上学作出了毁灭性的颠覆，从而把近代以降的批判形而上学的西方哲学思潮推向了顶峰。②正如杰弗逊所评价的，经德里达的消解之后，任何想绕过德里达而重建形而上学的企图都是不可能的。③尽管德里达坚持认为，他所揭示和解构的“逻各斯中心主义”是西方思维的特产。④并声称在中国文学中发现了“一种在一切逻各斯中心主义外发展着的强大文化运动的证明”。⑤但对于中国学者来说，仍不禁要发问：逻各斯中心主义真的仅仅是西方文化的特产？中国文化真的是“在逻各斯中心主…     

解构主义漩涡中的文类——德里达文类思想探析

德里达解构主义的要义即"延异"或能指间差异的自由游戏。基于反逻各斯中心主义的理论立场,它与生俱来是与文类范畴、文类等级、文类规则等传统相背离的。解构主义文本观取消了文学分类亦即文类范畴本身存在的必要性。同时,在证明文本与文类归属关系的多样性、取消文学独创性和文学本体的存在,从而在解构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过程中,解构主义又认可了文类的存在。这种复杂矛盾的文类观揭示出解构主义的自我消解性。德里达解构主义在西方文类理论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以解构主义之眼来审视西方文类理论史,实质就是逻各斯中心主义与反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历史。仅因逻各斯中心主义就试图彻底废弃文类范畴、文类等级、文类界限的做法无疑值得商榷。此类问题的存在,无不与解构主义过度张扬的非理性特征密切相连。     

形而上学的终结与时间概念的解构

"时间"概念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理解形而上学的本质性视角.不论是从亚里士多德到黑格尔对时间概念的传统的理解,还是海德格尔对时间作存在意义的理解,都铭刻在形而上学的历史内部.这种铭刻在形而上学历史内部的时间在本质上都是一种当前的、永恒的、超验的时间.在德里达看来,传统形而上学是一种逻各斯中心主义,而要超越逻各斯中心主义,关键就在于超越形而上学历史内部对时间的理解.德里达把时间诉诸于延异、差异的踪迹.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德里达开辟了一条解构传统形而上学的新道路.     

思·言·字——评德里达对形而上学的批判

本文将德里达的解构理论置于当代西方反传统形而上学思潮的背景中加以考察,通过对逻各斯的历史性危机和德里达理解方式的分析、批判,指出德里达的基本解构战略在于消解“说”对“写”的统治和界线,埋葬源于逻各斯的“意义”,解放一切人为约定的传统规范,重写新的文字;并进一步提出德里达从西方文字的缺陷入手,破坏西方哲学传统,其目的仍在于拯救西方文化的危机。作者认为,德氏理论的合理性在于它抓住了传统思维方式的弱点,从一个新的角度描述意义,而其局限性则在于否定了传统思维方式曾经有过的合理性,经过解构的后现代景观并非人类文化的理想状态。     

结构主义遭遇了怎样的德里达

在20世纪60年代,法国的结构主义承续传统的二元对立的形而上学,形成完整系统的结构模式,成为一时的显学.但不久即在内部出现像罗兰·巴特和德里达这样的解构理论家,特别是德里达,抓住了结构主义认为结构是在以无意义的各部分重建客体并由人制造意义的破绽,以结构主义重建的客体无始源意义为突破点,展开对形而上学一切领域对立模式的颠覆活动,进而一概否定文本的固有意义,建构了以挑战传统权威、消解逻各斯中心主义为能事的解构主义.但德里达解构二元对立只不过是颠倒对立结构项中的主次地位,并不能真正消除矛盾关系,原本的二元关系仍然存在.所以德里达所反对的二元分立,不论在实际关系中还是在他的思维中皆仍如其旧.     

无地自由,或另一种"第三世界"?--后殖民主义他者诉求理论批判

所谓的“后殖民主义”理论,是后结构主义方法介入第三世界历史理论问题的一种产物,是后现代主义理论向第三世界的“出口转内销”。它从福柯的权力谱系学和知识考古学,德里达的延异哲学以及拉康的后主体的欲望哲学等理论“工具箱”中,找到了瓦解西方形而上学历史观主体观的“他者”话语。这是一种以追求差异、混杂、不确定性的反抗身份与现实中“不可能”的解放地点/空间为特征的文化批判理论。这种对“他者的诉求”,不仅根本上不同于黑格尔以主体的自我异化为框架的“主奴辩证法”,以及马克思的无产阶级寻求自我解放的历史辩证法,而且相当地…     

辨异:异质话语对话的双刃剑

在中西异质话语的对话中,异质性是一把双刃剑.面对此一情况,强调异质性逐渐成为当前中外学界的潮流,就反击中国传统话语的失语及西方话语的独白而言,异质性无疑是强有力的武器.但若因此而固持异质性,不仅拒绝中西异质话语的对话,甚至消解中西异质话语经由对话而创生新话语并化解异质话语冲突可能性的偏激思想,却又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警觉.     

形而上学的在场，还是在场的形而上学？——从解释学的立场看《声音与现象》中的内在断裂

《声音与现象》是对在场的形而上学的内在性的突破的努力。但该书自身包含一系列矛盾和断裂,这种断裂源于德里达忽视了伽达默尔解释学的洞见。通过发掘这些矛盾和断裂,就能既从内在方面对之加以一定的解构,又从外在矛面对之加以批判,指出德里达混淆了在场的形而上学和形而上学之的在场,从而否定了能够作为延异和他在性的本真在场。     

身份政治必然会陷入极化和分裂的境况吗？——身份政治的叙事之道与规范共识

身份政治作为一种群体政治现象,在理论和实践上都陷入了困境当中,越来越表现为极化与分裂的态势。本文认为,理解身份政治困境的关键在于理解“身份”这一话语的多重性。基于此判断,本文分析了三种具有内在张力的身份话语,即普遍性身份话语、社群性身份话语和差异性身份话语。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一种基于历时性和语境化的融合论身份叙事结构,试图调和这三种话语之间的冲突。此外,由于身份话语在实践中采用排他性的表达方式,“常态”的身份政治很可能败坏为“变态”的身份政治。因此,本文尝试建构一种规范身份政治的共识性原则,即身份应当作为政治的手段而非目的。     

德里达语言哲学思想管窥

当代法国著名思想家雅克.德里达批判了以逻各斯中心主义意义观为基础的结构主义传统语言学流派的哲学基础,并以其独特的书写语言学、符号学意义观、延异理论等建构了后现代语言哲学思想体系。其解构性和寄生性成为德里达颠覆以逻各斯中心论、语音中心主义为别名的西方结构主义语言哲学和传统形而上学的锐利武器。德里达语言思想的实践为后现代主义者阐释后现代文化现象提供了新的方法论,并为后现代思维范式的到来和哲学思维的回归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也使得自身成为后现代文化的一部分。     

重构中国现代颓废主义文学图景

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沉重的社会负荷,使中国现代颓废主义文学的存在淹没于启蒙话语、革命话语乃至政治意识形态的话语之中,无法得到公正、客观的评判。究其实际,现代颓废主义文学是一种美学现代性的表达,来自于对现代进步神话的批判,也是对资产阶级现代性的一种美学反抗。这种反抗既是美学的也是道德的,自有其价值与意义。我们需要为之"正名",进而重构中国现代颓废主义文学图景。     

他者——寻觅德里达思想的一条踪迹

德里达作为一个出生在非洲的法国公民,西班牙裔犹太人,从他的自传《他者的单语主义》中可以见到其身份认同的窘境,他的哲学思考中深深地打下了这种认同游离的印记,他的解构,消解中心,祛除逻各斯中心主义,呼吁关注他者其实都是他对自己身份认同的反思。     

重论德里达的后现代意义及其转向

哈贝马斯把尼采看成是步入后现代的标志,事实上,所谓尼采开启的后现代是在德里达这条线索上得以真正展开的。从尼采到德里达,这是后现代的最内在最彻底的进向,那是回到酒神狄俄尼索斯精神的后现代。德里达当年在语言学和文字学层面解构逻各斯中心,寻求语言无底且无边的游戏,这在后现代时代的感性解放和图像霸权那里得到充分回应。这也表明,德里达所揭示的解构面向,具有后现代的预言性质,无疑也是后现代开启的标识。德里达后来转向他者的伦理学,关注在绝境中的解构,强调没有宗教的宗教性,期待弥赛亚的到来。这些都表明,他对后现代时代的一种新的人文价值关怀。     

论鲁迅的文学精神

20世纪的世界文学,对传统充满挑战性与颠覆性,鲁迅的文学作品正是以疯癫的方式反抗着传统的可怕压力,质疑并颠覆着几千年专制形成的强势话语,从而高扬起反主流权力话语的文学旗帜。从温柔敦厚的、中和之美的眼光来审视,鲁迅作品必然是充满暴力和亵渎的"恶"的话语,正是在东方绽开的一枝恶之花。鲁迅的文学精神,应该是充满反抗暴力的,承担着人生大义的"恶"的文学精神,又是充溢着东方智性的写意的美的文学精神。     

“国民”转向“阶级”的事件—话语分析:1895—1927

“国民”与“阶级”是近代中国竞争性建构的两种政治身份话语,从历史事件与话语建构相关联的视角进行分析,旨在发现两种身份话语的更替机制及其背后的历史机运。甲午战败后,晚清知识精英迅速引入国民身份话语,统合传统四民秩序解体的中国社会,以助益推翻帝制并打破传统君民等级关系。然而,随着民国建立之后共和的流产,国民身份话语失灵,转而建构阶级身份话语。阶级关系最初由清末革命派用以讨论民生问题,在共和实践失败后为无政府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者所借用。国民身份话语失灵带来了失望与不满的情绪,重新强化革命派早期提倡的社会革命,孵化出以“阶级”为名的政治身份话语,并在共产国际背景下进入中国革命话语。“国民”转向“阶级”的政治身份话语,始终裹挟于反抗压迫与追求富强的革命浪潮,为此后社会动员与革命的实践及制度分途奠定话语基础。     

中国近代以来民族国家建构与妇女解放的互动

近代中国民族危亡的特定历史条件造成了妇女与民族国家话语的结盟,这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妇女解放运动的非独立性形态和主体被置换的男权话语主导特征;但这并不意味着妇女解放单向度地被民族国家所掌控并以压抑与反抗的形式存在,实际上,它们在利益一致的基础上、在双向互益的动态建构过程中形成了异质同构的关系;阶级意识的介入,使中国妇女解放与民族国家的表述发生本质意义转换,这种阶级论妇女观以强调妇女"阶级人"身份促进了妇女与一个新兴国家力量的融合,对当时广大女性发出了强有力的思想召唤,其理论盲区是同一阶级内部的性别政治没有被作为特殊问题提出来,是妇女与民族国家在利益一致基础上的内在矛盾造成了这种女性主义话语的遮蔽.     

德里达政治哲学简析

作为解构主义的创始人,德里达的政治哲学是潜藏于其解构理论之中的。在对逻各斯中心主义进行解构的基础上,德里达最终建立了一种文本化与语境化的政治哲学。他倡导了一种以解构理论为根据的伦理—政治观,围绕着“它在”概念,不仅重新规定了公正问题,而且还重新解释了民主问题。     

西方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及其批评

通过对西方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产生的历史背景、所用的翻译策略以及翻译理论实质的分析,批评了西方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是女性为实现政治目的对翻译的利用。女性主义者认为翻译和女性的境遇一致,而将翻译和女性主义联系起来,采用增补、劫持以及添加前言和脚注的翻译策略以及发明女性语言文字的方式反抗男性话语,妄图彰显和提高女性地位。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消解了逻各斯中心主义,颠覆了忠实对等。其对语言的文字改革,也将使语言陷入混乱。西方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是为实现政治目的而越位的翻译表征。     

德里达语言哲学思想管窥

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现代思潮,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的西方发达国家。后现代主义者致力于反对一切形式的确定性、同一性、永恒性、终极性,倡导差异性、多元性、动态性等等。德里达的语言哲学认为,世间不存在本质的基础或中心,它追求世界的多样性、非中心性和不确定性,它打破了结构主义语言学中心性、总体性、意义恒定性的神话,建立起了新的语言哲学研究范式。德里达的语言哲学率先提出了成为后现代理论的纲领:"延异"与反"逻各斯中心主义",其全新的带有鲜明后现代特征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反映了德里达与传统本质主义决裂的态度和将解构进行到底的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