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平均主义与封建主义在农民战争中的作用问题——与董楚平同志商榷

董楚平同志的《论平均主义的功过与农民战争的成败》一文(载《历史研究》一九八○年第一期),对平均主义与封建主义在旧式农民战争中的作用问题,发表了自己新的看法。但仔细读过全文,觉得他的论述并不能令人信服。这里提出一些个人的意见,与董楚平同志商榷。平均主义在农民战争中的积极作用不能抹煞董楚平同志认为农民的平均主义是“极左的嗓子”,“美妙的理论”,“动听的口号”,“最漂亮的画饼”,它在农民战争中的作用开始是“兴奋剂”,后来是“腐蚀剂”,最终是     

论农民战争的最高任务——对平均主义讨论中若干问题的看法

我面前摆着两篇针锋相对的文章: 一,《历史研究》一九八○年第一期上董楚平的文章《论平均主义的功过与农民战争的成败》(以下简称董文)。二,《浙江学刊》一九八一年第二期上陈梧桐的文章《关于平均主义与封建主义在农民战争中的作用问题——与董楚平同志商榷》(以下简称陈文)。     

再谈平均主义的几个问题——答陈梧桐同志

陈梧桐同志《关于平均主义与封建主义在农民战争中的作用问题》一文(载《浙江学刊》1981年第2期),对拙稿《论平均主义的功过与农民战争的成败》(载《历史研究》1980年第1期),提出同志式的批评意见。陈文内容比较丰富,论列的问题较多。有些问题我已在别的稿中谈过,不拟赘述。本文拟针对陈文再补述几点意见,欢迎陈梧桐同志和其他同志继续赐教。     

再谈价值规律——兼与董玉魁同志商榷

董玉魁同志《试谈价值规律的几个理论问题》一文(载《学习与探索》1979年第2期)提出了不少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问题,但其中有一些观点,我还不敢率尔同意。关于价值规律的广义与狭义问题董玉魁同志首先把价值规律区分为广义的价值规律和狭义的价值规律两种。然后认定,我的观点属于狭义的价值规律,孙冶方同志的观点则是广义的价值规律。接着说:“狭义的价值规律,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商品经济的基本规律”,“广义的价值规律,是以分工为基础的商品经济的基本规律。”孙冶方同志的主张社否确属董文所说的广义价值规律,我且不做评论;但对于我自己的观点,我则可以明确地声明,它断乎不是董文所说的那种狭义的价值规律。我在《也谈价值规律》一文(见《光明日报》1978年11月25日)中是这样讲的:“价     

再论封建社会中农民的平均主义

关于农民战争中的平均主义问题,董楚平先生与我进行了两个回合的争论,在某些问题上取得了一致的看法,而在另一些问题上还存在着重大分岐。本文将与董先生进行第三回合的“交锋”,一方面回答他《封建社会中农民的平均主义究竟包含哪些内容》一文中的几个问题,更主要的是对平均主义作进一步的研究。(一)平均主义与公产主义平均主义是农民阶级的愿望和要求。当然是深受农民欢迎的。正因为如此,它才能成为     

论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存在与发展——兼与郁忠民同志商榷

对如何发展马克思主义法学的问题,我国法学界开展了热烈的辩论,形成两派截然对立的意见:一派认为必须在坚持法“是统治阶级意志”、“是阶级斗争或统治工具”等所谓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基本原理下发展,否则就是否定或反对马克思主义。这是主流派。另一派则认为这不是马克思主义法学,而是五十年代初期由苏联引进的“斯大林——维辛斯基”法学,我团法学的发展要突破这一传统法学的束缚,恢复马克思主义法学的本来面目,结合我国实际,发展具有我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法学。这是非主流派。正当两派激战得难解难分之际,郁忠民同志提出“马克思主义法学并不客观存在,所以,它就不存在发展的问题。”(见郁     

再论哲学基本问题和波普的“三个世界”——与杜汝楫同志商榷

在对当代英国科学哲学家卡尔·波普的“三个世界”的理论的评介中,有两种观点是值得讨论的。一种观点以黄顺基等同志为代表,认为波普的“三个世界”的理论在哲学基本问题上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对此,国内学术界有着不同的看法,我是不同意这种观点的。另一种观点则是回避“三个世界”的理论在哲学基本问题上的多元论和“世界3”的客观唯心主义性质。例如杜汝楫同志在《三个“世界”的学说——波普哲学介绍之一》一文中(以下简称杜文),通俗地介绍了波普的“三个世界”的理论,这有助于人们了解这一学说,但杜文把从哲学基本问题上对“三个世界”的理论所作的分析说成是对波普的“误解”,认为“三个世界”的理论不是一个本体论问题,“世界3”与柏拉图的“理念”和黑格尔的“世界精神”“根本不同”。这种观点是难以使人同意的。本文想就此谈一些自己的看法,与杜汝楫同志商榷。     

也谈因三相——与黄志强同志商榷

因三相是陈那新因明逻辑的核心,对它的理解和解释在国内学术界虽有分歧,但黄志强同志在《南亚研究》1990年第4期发表的《再论因三相》一文(下称黄文),对因三相作了一种全新的解释,使人耳目一新,由于这关系到陈那因明的逻辑性质问题,本文仅就此与黄志强同志商榷,也盼学界仁者赐教。     

论解决北京水荒问题的方略——兼与常征同志商榷

<正> 北京地区水资源紧缺,已成为城市建设和工农业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中央和市领导对此极为重视,社会各界也十分关注,并就解决北京水资源紧缺问题,提出了不少建议,其中有的已被主管部门采纳。为了更好地博采众议,深入探讨对策,有必要将北京     

论分工的本质──兼与董田春同志商榷

分工的本质是什么?这个问题长期以来并没有引起学术界应有的重视。然而我认为对这个问题的探讨,是一件颇有意义的事情。搞清分工的本质,不但有助于经济科学研究的深入,而且对于我们进行国民经济的调整和经营管理体制的改革也有一定的指导意 义。 关于分工的本质问题,我国学术界没有专门对它进行过讨论;只是在涉及到分工问题的一些论著中,有的把它归结为生产力的范畴,有的把它归结为生产关系的范畴。苏联学术界过去曾有一种比较一致的看法。即认为分工是“生产力的形式”①,但也有些学者近几年提出“分工是反映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辩证法的…     

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建立的成熟条件——与苏绍智同志商榷

在一封信中。苏绍智同志提出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研究的“取消派”的论点,有七条理由。我觉得,后四条是不成问题的。经济学界可以突破就经济谈经济的界限,在经济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广阔空间谈经济,经济学的禁区可以逐步突破;“唯上”、“唯书”的影响可以逐步摆脱,闭关自守的状况可以逐步克服。事实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这些问题正在逐步得到解决,并继续向好的方面发展。把这些问题当成“取消派”的论据,似乎不能令人十分信服。关键性的论据是前面三条,而且赞成这些说法的同志可能是不少的,所以,值得商榷。     

用科学态度研究科学社会主义——与熊映梧同志商榷

社会主义事业是人类历史上的崭新事业,科学社会主义由理论变成现实,是一个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人们在实践中对它的认识也必然有一个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转变的过程,因此怎样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性质及其矛盾运动,是探讨社会主义及其规律的重要问题。对这些问题,有不同观点和看法,是很正常的,目的都是为探索真理,更好地认识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自觉地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生命美学的困惑——与宋耀良同志商榷

人类理性的突兀与不可逆性,使得人的生命力发生异化,于是人的生命体就不同于动物而具有两种力的支撑,即表现为生物体的原生力和表现为理性渗透的异化力,美便充当了这两种力相汇的枢纽和平衡的座标。美的使命在于为生命不断跃向更新高度的过程中,寻求理想的方程式并注入神圣的动力。然而,人类可以制造“人造天体”却不能解释自身,生命美学也不得不徘徊于困惑的谷底。人类对自身生命的解码连同对生命美学的建造,只有在一次次凤凰涅槃式的理性之火中完成。     

两种小生产质疑——与任其同志商榷

在我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自然经济一直处于统治地位。在这漫长的岁月中,曾经有过经济的大繁荣和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也曾有过统治阶级的腐败,使我国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但是,至今对我们影响最深的,莫过于小生产的传统势力.因而,能对小生产从理论和实践上做一番探讨和分析,则对正确认识我国目前的社会经济现状,无疑是有益的。这里,仅就任其同志的《两种小生产不能混为一谈》(以下简称《小》文)提出一些不同意见,以求教于众。(一)把小生产“一分为二”根据不足说“根据不足”,似乎不大准确。因为该文并没有说明把小生产“一分为二”的根据,只是笼统地说两种小生产的历史地位各不相同。《小》文认     

语言变革与艺术创新——与俞建章同志商榷

俞建章同志在《“语言变革”质疑——与刘再复同志商榷》(以下简称俞文,见《文学评论》一九八七年第四期)一文中,谈到了刘再复同志的学术报告《新时期文学的高潮》,并指出:“刘再复同志提出‘语言符号正在酝酿一场重要的变革’的出发点及着眼点,都不能说是很准确的。”刘再复同志的报告,笔者未曾读过,故不便评论,现仅就俞文的论点发表一点不同的看法。 一 俞文认为语言的“超稳态”特性是“绝对必需的”:“所谓超稳态,无非就是保守、惰性、不易改变。这种特点,对于社会结构来说,是需要加以改变的东西,而对于语言     

论文学作品的主题及其统帅作用——兼与陈老萌同志商榷

“主题统帅说”是前人写作经验的结晶,对各种文体的写作都有指导意义。文学作品的主题包含思想、情感、形象三个因素,是三者相互渗透、交织、融合的有机统一。它对创作的统帅职能是通过上述三个因素的统帅作用在其相互制约、求得统一的过程中实现的。陈老萌同志把主题的审美性特征和认识性特征割裂开来、对立起来,号召作家挣脱“统帅说”的“绳索”,必然招致理论上的混乱不清和实践上的无所适从。正确的结论只能是:主题是统帅的观点必须坚持。     

论中西古代建筑风格差异之原因——兼与刘天华同志商榷

本文认为,所谓建筑风格,包含材料、结构、外形、布局、装饰等内容,它们的综合就是技术和艺术。沿着这两条脉胳,文章分析了中西建筑风格差异的原因,认为从商至汉代,在传统美学观念指导下,我国古代木构建筑作了宏观和微观的全方位的多种形式美的开拓性探求;建筑实用功能不断扩充的需要,推动了建筑艺术的发展。作者井就此与刘天华一文所持的观点进行了商榷。     

家庭的本质是什么——与邓伟志同志商榷

家庭的本质以及反映这个本质的家庭的定义,是在国内外社会学界争论不休的一个问题。现发表黄友林同志的来稿,欢迎读者参加讨论,发表意见。     

“三顾茅庐”辨——兼与达观同志商榷

近年来有的论者认为,《魏略》关于不是刘备三请诸葛亮,而是诸葛亮主动登门求见的说法值得重视;诸葛亮《出师表》的记述并不可信;《隆中对策》很可能是附会之作,从而怀疑乃至否定刘备“三顾茅庐”的历史事实。本文论证《魏略》不可信,陈寿《三国志》和裴松之《三国志注》是可信的,“三顾茅庐”实有其事,勿庸置疑。它将继续作为人才问题的一面镜子永远留传下去。     

不能低估民法的作用——与王河同志商榷

在我国民法和经济法关系的讨论中,有一种看法认为:资本主义国家的民法是维护私有制的,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已经建立了公有制,民法就不再适用,而应代之以经济法。王河同志在《社会科学》杂志今年第一期上发表《经济立法体系与经济法学》一文,就持这种观点。文中说: “我国当前各种经济成分的财产关系,基本上有四种情况……只有公民个人的财产关系,才归民法去调整。这样,由民法调整的财产关系范围很小,民法和经济法的界限,也不好划分。“要解决好这个矛盾,我认为,应该抛弃民法的旧名称和形式,把经济法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而不附属于任何其他法律部门。另外制定‘人民权利法’(或仍叫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