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评"华北事变"后民族矛盾上升说

从对日本逐步侵华、中国东北和关内的关系、中国抗日民主运动的发展以及1935年国民党和共产党内外政策的转变的具体分析,批驳了到1935年的"华北事变"中日民族矛盾才成为社会主要矛盾的观点。重新评价了"华北事变"的历史地位。     

论“华北事变”前南京国民政府的抗战准备

“华北事变”前,南京国民政府在积极“剿共”的同时,也进行了一些具体的抗战准备。这一时期的抗战准备可细分为两个阶段,每一阶段既有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方面的抗战准备,也有思想文化方面的抗战准备,具有韬光养晦、隐秘进行,“安内攘外”、矛盾交织,依赖外援、受制于人,全面准备、持久抗战,由虚到实等特点。这一时期的抗战准备一方面为“华北事变”后南京国民政府进行全方位的抗战准备奠定了基本的物质和精神基础,另一方面由于南京国民政府的综合国力虚弱,特别是南京国民政府的阶级本性及其执行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思想路线大大制约了这一时期抗战准备作用的发挥。     

西安事变前后汪精卫的政治思想

1 93 6年 2月至 1 93 7年 7月 ,中国政局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 ,汪精卫据此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他对两广事变先持中立态度 ,后持反对态度 ;对西安事变始终持反对态度 ;对中共继续坚持顽固的反共立场 ,更不赞同国共合作 ;而对日本则主张应有和战两手准备。总的来看 ,西安事变前后汪精卫的政治思想 ,既有落后于时代潮流的一面 ,又有适应时局发展稍做调整的一面 ,但他的这一调整并不彻底 ,以至于最终滑向民族投降主义的深渊     

论武汉事变对桂系的影响

武汉事变是桂系由全国性的政治力量退为区域性力量的转折点,也是国民党军事派系争雄混战政治格局的开始。     

试析中日民族矛盾成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标志

日本帝国主义从1931年发动“九.一八事变”开始,揭开了大举侵略中国的序幕,企图把中国变为日本帝国主义独占的殖民地。中国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引起了当时中国社会矛盾的根本性变化和各阶级关系的明显变动。这是中国社会诸种矛盾相互地位和关系发生质变的开始,中日民族矛盾成为中国社会最主要的矛盾,并日益加剧。     

论共产国际及苏联对西安事变的态度

西安事变爆发后，共产国际及苏联对事变抱两种态度：一是责难，二是主张和平解决事变。本文根据所掌握的材料，对此进行详细分析，认为共产国际及苏联对西安事变的责难是违背历史事实的和完全错误的。至于它们对西安事变所抱的第二种态度，看起来似乎与中共中央的主张相同，但实际上两者之间存在着重大的差别，主要是根本出发点和指导思想的不同，由此产生了两者在如何处理蒋介石的具体问题上的不同。共产国际及苏联想以无条件释放蒋介石来换取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这无异于支持蒋介石的反共内战方针。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攫取中国东北铁路权探析

“九一八”事变前，中国东北铁路已经发展到一定规模。事变后，关东军和满铁勾结，合谋东北路权。他们以各种手段霸占了既成铁路和拟建铁路的所有权，又想方设法夺取铁路经营权。日本在掠夺式经营和修建新铁路的过程中，榨取东北人民的血汗，搜刮东北丰富的资源，并最终形成了覆盖中国东北的铁路网。日本夺取东北铁路权，给当地社会的自然发展过程造成极大冲击，加速了畸形化的进程。     

天京事变日期考

18 5 6年 9月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发生内讧 ,东王杨秀清被杀 ,受牵连被杀达二万余人 ,史称“天京事变”。文章通过对清方资料、清人笔记、诸王自述、外国人报道研究分析 ,相互引证 ,提出了“天京事变”不发生在 9月 2日凌晨 ,而是在 9月 4日或 9月 5日 ,这对正确评价洪秀全、杨秀清有着重要的意义     

布什上台后的美国政局和政策趋向

共和党人乔治·沃克·布什成为美国新一任总统 ,他上台后美国政局走向如何 ,美国政策又会有那些变化 ,这些是国际社会普遍关心的问题。本文对这些问题进行了细致分析和考察 ,并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希望会对人们认识美国新政府的政策和美国政局有所裨益     

皖南事变后中共中央“军事守势”方针述论

皖南事变发生后 ,中共中央对国民党顽固派采取了“政治攻势 ,军事守势”的方针。从“军事守势”方针来看 ,它在不同的阶段中具有不同的内容。其间也曾作过反攻的准备 ,但未付诸行动。这个方针的内容的几次变化 ,都有当时的具体原因     

杨虎城与西安事变善后中的战和问题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一到南京即扣押了张学良,同时对西安进行政治分化与军事威胁,企图用武力实现“陕甘军事善后办法”,西北形势迅速恶化。对南京方面,究竟是“战”还是“和”?西安方面内部分歧较大。身为西北地区最高负责人的杨虎城,由于自身实力较小和受中共态度的影响,时而主战,时而主和,总体上是主战大于主和。杨虎城的主战主张对于争取张学良回陕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但是这和抗日大局相比,又是微不足道的。对此,“千古功臣”杨虎城是有所认识的,只不过不愿放弃昔日的好友。     

卢沟桥事变前后的国共关系述论

1937年爆发的卢沟桥事变,促进了中华民族的总觉醒,推动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在事变发生后不久,便使国共两党由原来的对立、停战走向携手合作,酝酿已久的国共第二次合作正式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建立。从抗战开始到武汉保卫战期间,国共两党共赴国难,合作抗日,关系比较密切。两党虽在政见上有所不同,而且矛盾很大,但终究没有破坏统一战线,各自为抗击日本侵略者,维护国家、民族的独立和尊严做出了巨大贡献,共同谱写了中国现代历史的光辉篇章。认真研究这一时期国共关系的发展过程及特点,特别是在这一特殊历史条件下国共关系出现的特殊局面,从中汲取经验教训,对于实现祖国统一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任务,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论民盟在维护第二次国共合作中的重要贡献

抗战后期及其全面内战爆发前后,作为国共两党以外最大的党派--中国民主同盟,在坚持团结抗战、反对投降分裂,坚持和平民主、反对独裁内战的立场上,为争取抗战胜利以及维持国内和平民主、避免全面内战而积极奔走,为调解国共两党时张时驰的紧张关系、维护第二次国共合作作出了重要贡献。     

未雨绸缪：从历史角度看国共两党再次合作的契机

第一次国共合作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浪潮,从根本上动摇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反动统治,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进步;第二次国共合作掀起了全民族的抗日高潮,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了中国。两次合作,留给世人以诸多启示。国共两党应进行再次合作,为反对台独、完成祖国统一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     

中国共产党在西安事变中的独立自主立场

独立自主原则是中国共产党人依靠自己的力量 ,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中逐步形成的基本原则。中国共产党人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 ,在遵义会议上第一次自己起来解决党内存在的问题和中国革命问题。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则是中国共产党自己解决中国革命问题原则的集中体现 ,是爱国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高度统一。今天 ,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更要坚持走自己的路     

论西安事变的三个问题

西安事变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一次重大的历史事件,张学良、杨虎城是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导者;中国共产党并非是张学良、杨虎城与蒋介石之间的调停者;蒋介石也是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的重要因素。     

国共合作发展的新空间——试析马英九上台后的国共两党关系走向

台湾地方领导人选举，国民党候选人马英九顺利当选，国民党重新获得地方执政权力，两岸关系面临新的转机。未来国共是走向合作还是对抗？文章从历史上两次国共合作以及新时期国共两党的接触来分析国共第三次合作的可能性和现实性，同时对未来国共两党合作前提和框架、合作方式以及合作内容作了具体分析。     

社会分层视域下执政党思想政治工作创新析探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现了社会分层格局的新现象。社会分层格局的新变化对于执政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既有积极意义,也带来了严峻挑战。认真探究其积极意义和严峻挑战,与时俱进地对思想政治工作的创新进行探析,已成为摆在执政党面前的一项战略任务。     

大学生党员继续培养教育研究

研究采用自编“大学生党员继续培养教育满意度调查问卷”,对大学生党员在继续教育满意度、教育需求和改进意见等方面内容进行调查,系统分析了不同类别的大学生党员对继续培养教育活动的满意度、对组织生活的主观印象和参与继续培养教育活动的积极性等问题,综合说明大学生党员在教育目标、教育内容、教育途径等方面的不同需求,并提出相应对策建议。     

论中国共产党政权主张的演变

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 ,中国共产党对在中国建立什么样的政权作了有益的探索。中国共产党根据各个时期革命的中心任务和阶级关系的变化 ,相继提出了建立民权主义代表制度革命政权、苏维埃模式政权、国防政府政权、人民共和国政权、民主共和国政权等主张和设想 ,最终提出了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人民民主政权的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