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惩治官员之原因初探

官员是专制君主赖以统治民众的工具,如何治官是历代统治者必须要解决好的一个问题。在宋代,官员既会因谋反谋叛、犯赃罪、违反军法军规、失职、不称职、滥用权力等而受惩治,也会因违反官员管理制度、经济管理制度而受惩治,又会因违反礼制而受惩治,还会因连坐、在政治斗争中失利等原因而受惩治。     

中国古代官吏赃罪资格刑评析

作为官吏赃罪制裁手段,资格刑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官吏犯赃是权力的滥用,对赃吏适用资格刑,剥夺其为官的权利,是中国古代重典治吏、权力制约的重要环节。传统法律之官吏赃罪资格刑,是蕴含着官德要求的刑罚,即以德作为权力制约的内在支撑,以刑作为权力制约的外在手段,是一种儒法结合的权力制约措施。资格刑对遏制官吏犯赃、打击贪官污吏、保证吏治清明、弘扬优良社会风气、稳定社会秩序等,皆有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考察传统法律之官吏赃罪资格刑,可获得有益的借鉴与启示。     

浅议中国封建制法律对贪赃罪的惩治

贪赃枉法,藉权行私,循胥朋比,图取货赂是封建官吏的基本特征。中国历史上较有头脑的君主和政治家鉴于官吏贪滥酿致政治腐败,民心离散,政权覆亡之祸,均试图立法治吏,兴廉去贪,以巩固封建专制统治。但其结果总是事与愿违。 本文以唐、明律为主就贪赃罪的惩治问题略作剖析。 一 中国封建制法律所说的“赃”,泛指用贪污、受贿、馈送、盗窃和其他非法手段所得的财物。西晋律学家张斐注《泰始律》说:“货财之利谓之赃。”官吏贪货利之财者,谓之贪赃。从狭义上讲,贪赃亦称“受(目求)”,“受财”。“赇,以财物枉法相谢也”。段玉裁注云:“法当有罪而以财求免,是曰赇,受之者亦曰(目求)。”即指受贿、行贿而言。 《唐律》首次把“盗”和“赃”并列,提出了“六赃”的规定。《唐律·杂律》云:“赃罪正名,其数有六,谓受财枉法、(受财)不枉法、受所监临、强盗、窃盗、并坐赃。”《明律》为监守盗、常人盗、枉法、不枉法、窃盗、坐赃。 根据唐、明律的规定,我们可以把封建官吏的贪赃行为分为如下四类。     

宋代军队经营活动的作用与影响

宋代军队经营活动是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首个情况严重的时期。宋廷允许军队从事以回易为主的各种经营活动,其初衷即宋人所谓的"赡军"。但从长远看,军队经营活动的泛滥对军队建设和军事斗争的负面影响、对经济社会的消极作用是深层和长远的。宋代军队经营活动对宋代及后世都有很大影响,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历史问题。     

抗税罪争议问题探析

抗税罪是危害税收征管犯罪中唯一涉及到暴力的犯罪,具有极大的社会危害性。在司法实践中,由于抗税犯罪常常直接对税务机关或者税收工作人员人身财产安全构成威胁、伤害,而且一旦发生抗税事件,社会影响极为恶劣,因此,我国司法机关历来注重对抗税犯罪的惩治,惩治抗税犯罪行为是涉税司法活动的重点之一。近几年经过我国立法机关的多次修改、补充,关于抗税罪的刑事立法虽然已日渐完善,但仍有微瑕之处值得研究,在法律适用上也有不少问题需加以明晰。一、关于单位抗税行为的认定问题大多数人的观点认为,抗税罪的主体只能由作为纳税人或者扣缴义务…     

杨恽案考辨

宣帝诛杨恽历来备受争议.按照汉代的法律,杨恽并犯诽谤、妖言、大逆和怨望四罪而被判死刑可谓罪有应得,司马光等人用后代的法律衡量杨恽的罪行并不妥当.至于他们将杨恽当做一位“刚直”之贤,认为即使他有死罪宣帝也应宥之,这种说法逻辑上也难以成立,因为正是他们所标榜的杨恽式的刚直与宣帝的刑名思想、对故旧的感恩心理和自圣心理相对立,反而成为宣帝不愿赦免他的理由.     

对我国贿赂犯罪立法的历史考察

文章对我国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贿赂犯罪立法进行了考察,包括对罪名、律目、立法内容和刑罚手段的考察,阐明了贿赂犯罪的历史渊源,总结了历代法律惩治贿赂的经验教训,提出现阶段要以史为鉴,运用法律武器,严惩贿赂犯罪。     

《文苑英华》判文中所见唐代官吏失职犯罪

官吏是国家政务活动的重要参与者及管理活动的主要实施者。官吏依法履行职务是国家法制确立的重要基础。唐代法律惩治官吏职守有阙、违制违纪以及贪赃枉法等犯罪,涉及到方方面面,对各级官吏形成了严密而有效的法律约束。文章拟主要探讨《文苑英华》中所收唐代判文所反映的唐代官吏犯罪。     

宋高宗反腐实践与检讨

宋高宗在惩治官吏贪腐方面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认为要想杜绝贪腐现象,必须从两方面入手:一是加重对贪官的惩处力度,二是完善对官吏的监督预防。他把贪官依照情节轻重分为赃罪至死、至徒及轻微犯赃三种情况加以区别对待,对其分别处以刺配及没收财产、永不叙用和区别官名。宋高宗还认为要通过教育申诫、提高俸禄、严格荐举及严密监督四种途径来预防贪赃枉法情况的发生。虽然宋高宗的反腐活动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朝中的贪腐现象仍不断出现,其原因在于有法不行,执法不严。宋高宗治贪的行为与结果,给后世反腐倡廉建设提供了非常好的历史样本及经验教训。     

黑恶势力"软暴力"之实证分析及规制路径——以2016-2020年1726件涉"软暴力"刑事案件为样本

"软暴力"既与暴力行为具有同质性,又呈现出隐蔽性强、犯罪成本低、法律惩治难、认定标准模糊等特点,已成为黑恶势力实施违法犯罪行为的重要手段.针对"软暴力"犯罪惩治过程存在的认定难、界分难、表述难等问题,应结合组织形态、入罪条件、本质特征等,合理界分黑恶势力及普通刑事案件中的"软暴力"行为,并规范黑恶势力案件中"软暴力"的认定标准,在对"软暴力"具体个罪深入剖析的同时,对裁判文书涉"软暴力"实践问题结合三种具体形态加以合理界分,为全面惩治"软暴力"提供扎实的法律依据.     

强力与绥怀:辽宋民族政策比较研究

辽宋都继承了唐朝在民族地区设置羁縻府州的政策,奉行因俗而治的方针,在边疆民族地区设立了具有民族特点的行政建置。比较而言,宋对少数民族的统辖不如辽紧密。辽宋民族政策的差异,主要是因为辽契丹统治集团与宋汉族统治集团的政治理念不同,前者重在强力统治,以获取直接的经济利益和兵力的补充为目的;后者则重在绥怀,以寻求民族地区的稳定为目的,不惜以钱、物的赏赐来赢得少数民族的臣服。辽宋这两种不同的民族政策,对以后的各王朝都具有相当影响。     

北宋三衙的地位、待遇及其政治作用

北宋三衙在俸禄、恩荫、礼制等方面始终享有较高的待遇 ,但其政治地位却以仁宗朝“庆历新政”为界 ,经过了由低重新趋高的变化过程 ,中经英宗、神宗、哲宗三朝 ,至徽宗朝达到顶点。不过 ,由于北宋以“重文轻武”为国策 ,严禁武人干政 ,其作用被严格限制在军事领域 ,参政、议政权基本上被剥夺。但由于三衙处于统领京畿禁军的特殊地位 ,其在皇权更迭的政治斗争当中亦不可避免地发挥着难以低估的影响。特别是从仁宗朝之后 ,往往是与宰相同心协力 ,有利、有节地发挥了其握有军事实力的威慑力 ,多次起到了稳定当时政局的良好作用。这是北宋政治运作趋向文明化、理性化的重要体现之一。     

隋唐时期国家掌控乡村权力之反复

户口与土地是中国古代历朝政权维系的根本,因此,牢固掌握乡村的控制权也就成为历朝政府行政的根本出发点。魏晋以来,随着豪族势力的崛起,他们成为国家对乡村控制的有力争夺者。南北朝以后,无论是江南的宋、齐、梁、陈, 还是迁居中土的北魏跖拔氏,都对争夺乡村的控制权采取了强有力的措施。从“罢郡”开始,隋政府逐渐从豪族手中争夺了大量的户口与土地,取得了对乡村的绝对控制权。但到唐代以后,又一个削弱中央对乡村绝对支配的因素开始凸显出来,即军将专横。唐朝中后期在乡村控制方面的一个显著特色是:一方面方镇割据,一方面各级防守军将同地方行政官员争夺民赋与人丁。由此,形成了乡村控制的多元支配格局。此种情况直到宋初通过一系列手段废除军将势力,完全由县尉通管全县治安后才告结束。从此,县府完全掌控了对乡村的控制权;乡村的县府掌控亦即乡村的朝廷支配,标志着长期以来朝廷同威胁势力争夺乡村控制权局面的终结。     

略论北宋前期的制度革新

北宋建立后,唐末、五代以来社会动乱、政权不断更替的混乱局面得到了彻底改变。太祖兄弟及其继承人使国家趋于稳定之法,既不依靠杀功臣,也不依靠大肆镇压,而是吸取历史上的各种经验和教训,进行制度革新。宋太祖首先为赵宋政权确立了重文抑武的基本国策,在此基础上,针对前朝的各种弊政,进行了一系列的制度革新。北宋制度革新的意义重大:一是彻底结束了武人政治,保证了宋政权的长治久安;二是有利于统治集团的内部团结和稳定;三是开创了帝王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局面,从而极大地巩固了赵宋政权;四是有助于两宋学术思想的繁荣,以民为本的儒家仁政思想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贯彻,从而促进了社会的和谐和安定。当然,由于受到历史的局限,北宋的许多制度革新还存在着一些副作用。     

从欧阳修碑志文看宋初士人的"言事"热情

欧阳修的碑志文记载了宋初大部分著名文士的命运,从这些生平记载中,可以看到空前高涨的"言事"热情。这里有积极论事,体现士大夫与皇帝共治国家的建设精神的事迹;也有激烈争论,体现士大夫批评意识的风范;有不合于世、智慧托诸评鉴的不朽追求。     

金代前期军事心理战论析

金人战胜比自己强大的辽和北宋王朝过程中,所运用的军事战略战术值得探究,特别是金代女真武将以辽、宋将帅为主要目标,引导和控制其心理活动,使其判断失误,决策失措的军事谋略心理战;以及通过示形造势,使辽、宋将帅产生恐惧、疑虑和动摇,放弃与金作战的军事威慑心理战的运用,使金多次出奇制胜,打败强大的对手,出色完成军事战略任务。     

麟州故城城墙遗址保护研究

麟州故城为唐宋边关古城,其遗址历史悠久,规模宏大,保存良好,对研究古代政治、军事及民族关系史有着重要的价值.麟州故城城墙遗址为少数现存唐宋城墙,保存的完整性,我们研究古代夯土城墙和展现我国古代军事提供了重要依据.麟州故城古城墙是我国重要的文化遗产,做好古城墙的保护,仅是对我国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是对中华精神文化的保护和继承.     

宋代杜甫接受的文化阐释——以杜甫与韩愈、李白、陶渊明宋代接受之比较为中心

杜甫被推尊为“古今诗人之首”乃至一代文化巨人,关键在于两宋时期。杜甫在宋代典范地位的确立,是宋人在其时代、社会所形成的特定文化心理制约下,对传统文化重新审视后作出的理性选择,它实质上反映了唐宋两种文化范型的整合与转变。在这一整合过程中,韩愈、李白也曾成为宋人的备选对象,但他们最终没能通过宋代文化道德化、理性化等考量标准,而只有杜甫契合了宋文化的这些精神内核。陶渊明作为宋代休闲文化的典范,取得了和杜甫并称的资格,但他提供的生活模式只是宋代儒道互补文化模式下的一种补充。杜甫才是宋代文化的主要典范。     

北宋时期陇东地区的小城镇及其功能

北宋时期,由于陇东地区处于北宋王朝和西夏政权交错的地区,因此,陇东地区受到了北宋王朝的重视。作为边疆地区,宋政府不仅派得力大员驻防,而且大规模修建城池。由于军事上的需要,是陇东地区小城镇大规模兴起的主要原因,故而,许多城镇因军事意义的消失而被废弃。北宋时期,陇东地区的小城镇具有军事、商业、行政管理、教育教化、居住等多个方面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