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形式逻辑与批判性思维

“非形式逻辑”与“批判性思维”既紧密相关又彼此区别。它们都以经验的和用自然语言表述的实际论证为对象 ,然而 ,非形式逻辑毕竟是逻辑 ,它以对实际论证的一般进程及一般形式的辨识、抽取与建构为重心和基点 ;而批判性思维对论证的关注则是多角度的和批判性的。非形式逻辑与批判性思维产生于实际的需要 ,其方法与技巧对于培养和提高现代社会所需人才的素质大有裨益     

非形式逻辑和人工智能

近年来,非形式逻辑学家和人工智能专家开展了颇有成效的合作。非形式逻辑的一些概念和方法渗透到人工智能特别是“人工智能和法律”的研究领域。一系列范畴和分析工具,如论证概念、论证型式、可废止论证、对话类型、相干性、对话中的承诺等,既从非形式逻辑领域传输到人工智能研究中,又在人工智能研究中得到深化。非形式逻辑启发了人工智能研究的新思路和新方向,而人工智能研究开发了非形式逻辑的巨大潜能。     

形式逻辑与批判性思维

批判性思维在当今世界发达的教学与研究体系中已经占据了极为重要的地位,在国内亦呈现方兴未艾之势。批判性思维是一门逻辑课程,这就要求我们准确把握批判性思维与逻辑学的关系,以避免由于可能的误解而妨碍了批判性思维教育的顺利推行,而且,这对于把握逻辑学的学科价值,拓展逻辑学的生存空间也会产生积极意义。     

论证评价的非形式逻辑模型及其理论困境

论证有两种类型:一是指作为结果的论证,二是指作为过程的论证。哈贝马斯把前者称为"论证",后者称为"论辩"。然而,20世纪上半叶,论证结构被理想化了。数学证明被人们当作成功论证的范式,论证完全被从自然语言的语境中抽象出来,论证研究者们主要关注的是作为结果的论证。事实上,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斯特劳森、澳斯汀、塞尔等哲学家就开始关注论证评价的语用要素。遗憾的是,他们的工作对蒙太古及其追随者们发展起来的形式语义学影响极小。基于非形式逻辑的论证评价被宣称为针对日常生活中真实论证的分析评价模型,但在这个模型中,论证仍然被当作结果而非过程来处理。从这个意义上讲,非形式逻辑对真实论证的处理不是成功的。     

20世纪非形式逻辑的发展

自20世纪70年代非形式逻辑兴起之后 ,作为逻辑学的重要分支之一 ,非形式逻辑的研究越来越多地受到各国学者的重视。本文希望通过对这一学科在20世纪的主要发展状况的介绍 ,达到澄清基本概念 ,为进一步深入研究奠定基础的作用。     

非形式逻辑框架下的法律逻辑研究

法律逻辑学作为逻辑学和法学的交叉学科,将逻辑理论和逻辑方法充分运用到法学研究和司法实践领域中逻辑问题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以什么逻辑角度或视野来研究法律逻辑学,如何将法律逻辑学的研究引向深入?本文主张将法律逻辑学的研究置于非形式逻辑的框架下,根据法律的特征,遵循法律思维的规律开展研究.     

“非形式逻辑运动”的兴起与发展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北美兴起了一场以满足学生需求为出发点,由逻辑学教师们发起的"教学改革运动",即"非形式逻辑运动"。它采用有别于形式逻辑的方法研究发生在现实生活中的论辩实践,旨在为分析、评价这些论辩实践提供所需的标准、规范等。     

从古代汉语透视中国古代的非形式逻辑

中西在文化上的差异性集中体现在语言上的差异性,由于逻辑学的产生根源于对人类思维中推理的研究,而推理的存在又是以一定的语言作为物质载体的,因此,中西语言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中西在逻辑形态上的差异,古代汉语自身的特质就决定了中国古代逻辑的发生和发展的路径和形态,使中国古代的逻辑发生发展不是以形式逻辑的形态为其表现形式,而是以具有和古代汉语本质特征相一致的非形式逻辑的形态作为自己的表现形式。     

逻辑观的嬗变与非形式逻辑的出现

目前国际上逻辑学界的逻辑观的变化,逻辑学从形式逻辑向认知逻辑的转向,直接导致了一些新逻辑分支的兴起,非形式逻辑就是其中比较成熟的而又最具活力、适用范围非常广泛的一个部分。文章通过考察非形式逻辑及其相关概念——批判性思维、谬误、非单调推理,力求把握这一转向的实质。     

解析逻辑形式

后现代主义不仅将攻击的矛头指向了传统哲学,也指向了逻辑。应当如何看待逻辑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逻辑形式”是一个基本概念,澄清这个概念对于确定人们应当如何看待逻辑以及逻辑在哲学中的作用至关重要。逻辑形式是思想的形式,而“逻辑形式”是一个形而上学的概念,这个概念对于逻辑来说不是必需的。对逻辑与哲学的关系应当重新评价。     

浅谈形式逻辑的普及与研究--兼论逻辑学的教学实践

随着中国高等教育的蓬勃发展,大学教育的目标追求要求对当前中国逻辑学教学的现状进行思考,针对逻辑教学与学习观念、逻辑课程规划与设置、逻辑教材建设和使用、逻辑师资培养和壮大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探索新形式下逻辑学的教学与发展,从而使高校真正担当起逻辑学普及与研究的重任。     

非正规就业人员的社会保障制度设计

随着非正规就业人员的迅速增长,其社会保障问题越来越为社会所关注。在对理论依据和实践经验进行论述的基础上,本文以分析非正规就业人员的真实需求为出发点,设计了一个包括当期生活保障、就业保障和未来养老保障在内的,现实性与持续性相结合的社会保障政策安排,旨在促进非正规就业的健康发展。     

地方政府在社会管理中的“不出事”逻辑:一个分析框架

与经济管理中地方政府的行为逻辑有着很大的差异,改革开放以来,地方政府在社会管理中的总体上遵循一种不出事的逻辑,在这种逻辑支配下,地方政府在社会管理中呈现出不恰当的功能和角色。从本质上来说,这种逻辑根源于改革开放之后特殊的中央地方关系体制。在风险社会的今天,这种逻辑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困境,只有从根本上改变不出事的逻辑,创新地方政府社会管理机制,才能真正实现社会的长久稳定与和谐。     

用逻辑的观念审视中国逻辑研究——兼论逻辑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中国逻辑研究作为逻辑学的分支领域是从中国近代开始的。其后,一直到今天,中国逻辑研究成为国内外学术界十分关注的重要领域。逻辑观念从中国近代以来的发展出现了从文化意义到哲学意义以及向逻辑意义回归的多重意义演变,这种演变在整体上直接影响了中国逻辑研究的基本方法和模式。逻辑以证明为研究对象,中国逻辑史的对象是关于中国思想史中与证明有关的思想学说的研究。中国逻辑研究的方法主要有逻辑解读、文化解读、动态分析和比较研究等方法。     

逻辑哲学的新动态及其对中国逻辑研究的启发

逻辑哲学的新近发展对一种逻辑或多种逻辑、一般逻辑、非形式逻辑、逻辑与数学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新研究,将逻辑学作为一种动态的和开放的体系来看待.逻辑哲学发展的新动态对中国逻辑研究拓展逻辑观念、研究思路与方法,特别是拓展研究范围,将中国数学中的逻辑思想纳入到中国逻辑中来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     

非正规就业:三元劳动力市场的理论解释

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托达罗的乡城人口流动模型和三部门理论对解释中国非正规就业现象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却无法解释正规部门的非正规就业和主动的非正规就业问题.为弥补以上缺陷,本文借鉴“三元劳动力市场”理论解释非正规就业产生的原因.在此基础上,从经济学角度分析主动型和被动型非正规就业的差异.     

中国非正规金融的庞氏融资特征

民间借贷作为中国非正规金融的主要表现形式,曾经对经济发展产生积极作用。但是,近年来非正规金融表现出越来越明显的庞氏融资特征。按照海曼.明斯基的金融不稳定理论,庞氏融资将增加金融体系的脆弱性,给金融体系和经济运行造成极大危害。对中国而言,庞氏融资将吞噬实体经济的经营成果,加大通货膨胀并提高失业率。因此,推动金融监管改革,规范非正规金融已经刻不容缓。     

Underage drinking, alcohol sales and collective efficacy: Informal control and opportunity in the study of alcohol use

Underage drinking among American youth is a growing public concern. However, while extensive research has identified individual level predictors of this phenomenon, few studies have theorized and tested the effect of structural social forces on children’s and youths’ alcohol consumption. In an attempt to address this gap, we study the effects of residential environments on children’s and youths’ underage drinking (while accounting for personality and familial processes). Integrating informal social control and opportunity explanations of deviance, we first suggest that while neighborhood collective efficacy prevents adolescents’ underage drinking, individuals’ access to local alcohol retail shops encourages such behavior. Focusing on the interactive effects of communal opportunities and controls, we then suggest that high presence of alcohol outlets and sales in the neighborhood is likely to increase youths’ probability of alcohol consumption in the absence of communal mechanisms of informal social control. We test our theoretical model using the unprecedented data design available in the PHDCN. Results from a series of multilevel logit models with robust standard errors reveal partial support for our hypotheses; specifically, we find that alcohol sales in a given neighborhood increase adolescents’ alcohol use. In addition, while the direct effect of collective efficacy is insignificantly related to children’s and youths’ alcohol consumption, our models suggest that it significantly attenuates the effect of local alcohol retailers and sales on underage drink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