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与中国社会史论战——侧重于学术史视野下的叙述

郭沫若及其《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史论战的焦点，各方论战者从理论引用、中国历史的阶段划分、古代社会性质的确定等方面对郭沫若古史研究进行了全面的评述。论战中包含着合理科学的学术成分，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郭沫若古史研究的修正和完善，以及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本文力图侧重于从学术史的视野叙述郭沫若与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社会史论战，从而部分还原其被遮蔽的学术面相。     

陶希圣参加“中国社会史论战”缘起初探——兼论其在论战中的政治归属

陶希圣,是中国社会性质、社会史论战中的一名要角。其著作行销一时,言论远播海外,有所谓"陶希圣时代"之称。本文从政治和学术两个层面考察其参加论战的缘起,认为陶希圣以其敏锐的政治嗅觉和深厚的史学功底率先投入论战中,体现了一个学者对现实社会的关心和对中国历史的兴趣。论战中,他代表国民党当局的反对派——国民党改组派,却仅是改组派中满怀革命理想的"左派"青年知识分子。     

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与福建事变

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和中国社会史分期问题的论战,是三十年代初期由现实政治斗争直接引发的一场思想理论大论战,当时中国的主要政治派别,几乎都卷入了这场争论。这场论战同国共之间斗争以及同中共与托陈取消派斗争的关系,有人已作专文评述。但是,有一个问题以往多被忽略,这就是,通过这场思想论战,国民党     

抗战时期延安学者争鸣古史分期的学术意义

抗战时期延安学者争鸣古史分期是先前中国社会史论战中关于中国历史分期问题的深入,既体现了论战学者个人的治学风格,也凸显了时代的特点和要求,绝不是纯粹的"政治史学",其学术意义不可低估.     

唯物史观与中国经济史学的形成

中国经济史学的形成和发展与唯物史观的传播密不可分。20世纪二三十年代社会史论战的中心是如何运用唯物史观认识中国历史上的社会经济形态,这次论战启动了中国经济史研究的第一次高潮,而现代意义的中国经济史学正是在这次高潮中形成的。活跃在这次高潮中的各派学者程度不同、先后不一地受到唯物史观的影响。由于唯物史观的指导和影响,中国经济史学一开始就形成了社会经济史的传统。     

学术史视野下的社会史论战

在20世纪30年代的社会史论战中,苏联党内两种政见影响到中国,形成自陶希圣、郭沫若始到以《读书杂志》为主战场的论战。经过社会史论战,唯物史观被广泛接受,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骨干队伍形成。但与此同时,盲目引进外来观念,几乎成为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领域的一种普遍现象,值得深思。只有以不断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从社会史的角度研究经济,从经济史的角度剖析社会,才是研究社会史和研究经济史正确的、科学的路向。     

关于社会史的学科定位问题

在当代史学发展的历史进程中,社会史一直成为人们特别关注的问题。西方社会史在半个多世纪的学术竞争中,以其特有的学术风格和卓越的学术成就,赢得了普遍的赞誉,独秀于史学之林。中国的社会史研究起步较晚,但其发展势头甚健,学术成果也引人注目。但社会史的学科地位问题,却一直困扰着人们,从学科理论的层面上,影响着社会史学的进一步发展。1995年第1期《历史研究》发表的常宗虎《社会史浅论》一文,彻底否定了社会史相对独立的学科价值,认为社会史本质上届于“泡沫学科”。此说颇具影响,加重了人们的困惑。对此,笔者在《中国社会史学的历史命运》(《天津社会科学》1995年第5期)、《再谈马克思恩格斯与社会史研究》(《历史研究》1996年第2期)等论文中已有所论述,但意犹未尽,故撰是文以供讨论。     

论郭沫若与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论战问题

大革命失败后,为探求中国社会的究竟,走向何处去?在党内和理论界展开了中国社会性和社会史论战。对于社会性质论战,迄今学术界在具体论述上还有分歧,有的论述范围较广,把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来中国各政治党派对民族和阶级寻找道路的探求,及     

20年来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历程与走向

1980年代后期开始走向复兴的社会史学无疑是新时期历史学最具学术活力、发展潜力和挑战气息的领域。近年来对社会史学发展历程的回顾与思考一直伴随着社会史学的发展1。笔者着眼于自身对中国社会史研究历程的考察,将20年来的社会史研究划分为三个阶段,反思既有成果,以为社会史学的深入发展提供一些思考。一、复兴与初步整合(1986～1994)1986年冯尔康先生在《百科知识》上发表的《开展社会史的研究》一文,被视为新时期中国社会史研究走向复兴的开端,“恢复、发展社会史的研究,已是当今史学界一个刻不容缓的课题”2。此后介绍社会史学的文章相…     

社会史研究的立场与特征

对于社会史研究内涵的理解 ,海内外的学者还有所不同。当我们进入新世纪之时 ,回首社会史研究的历程 ,便会发现作为现代史学的社会史研究 ,既产生于 2 0世纪 ,又在上一个世纪经历了不断的变化。概言之 ,欧美史学界在 50年代以前的早期社会史研究重在社会经济史 ,比较强调宏观社会史 ,重视总的历史 ;六七十年代的社会史研究更多的是属于历史的综合研究 ,主张长时段的研究 ,受计量史学影响比较大 ;近一二十年的社会史研究则表现为社会文化史 ,重视微观研究 ,对叙述史学有一种新的回归。我国的社会史研究在 50年代以前主流是社会史大论战 ,50至…     

研究人类社会形态、结构及其发展规律是社会史研究的主流

社会史研究的主流 ,我和时下很多社会史学者的看法有些不同。大家都能畅所欲言 ,发表自己的意见 ,是推动学术进步的重要条件。下面就中国社会史研究的问题 ,提几点想法 ,请批评指正。(一 ) 2 0年代末、30年代初中国社会史论战 ,是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进入中国的一次高潮 ,要写入2 0世纪中国史学史。2 0世纪早期 ,中国传统史学受到两次大冲击。一次是“五四”时期 ,西方现代史学思想理论传入中国。这次冲击使中国传统史学完全败下阵来。受西方史学思想影响的 ,前有梁启超、王国维、胡适 ,后有傅斯年、陈寅恪、顾颉刚。他们从西方接受来的西方…     

社会史论战背景下学术界对《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辩难

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史论战期间,学术界从理论方法的运用、材料的鉴别审查、逻辑结构到论据论点等多方面对郭沫若先生《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进行了学术史上罕见的质疑与批判。郭氏自觉接受着来自不同学派的种种质疑与批判,并不断地进行着深刻的系统的自我批评,丰富和完善着自己的中国古代社会理论体系。从中国现代学术史的视角而论,学术界对《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辩难,加速着唯物史观指导下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向着科学和深入的方向推进。社会史论战期间,由于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起点还较低,论战中存在的理论脱离实际、从概念到概念的倾向也极为明显。辩难中出现的种种论点,疑问颇多,从某种意义讲,社会史论战期间,学术界对《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诸多质疑与批判,不足以彻底否定该书的全部学术价值。辩难中呈现的宗派情绪和非学术因素,并无学术价值,不利于方兴未艾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     

让"生活"回归"历史"——评常建华教授《社会生活的历史学:中国社会史研究新探》

社会史研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史学研究的一种新趋势,常建华先生结合自己20多年的社会史研究实践,回首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历程,出版了新著《社会生活的历史学:中国社会史研究新探》(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对当代中国社会史研究进行了总结与思考。首先,该著对当代中国社会史研究进行了学术史梳理。书中收录的《当代中国社会史研究的特征》、《中国社会史研究概况》、《20世纪中国社会史研究》、《新时期中国社会史理论争鸣及其演进》等重要文章,不仅厘清了中国社会史学术研究的发展脉络,而且对当前社会史研究的最前沿的领域进行了深刻的…     

一部社会史研究的开山作——评介《清人社会生活》

1929年法国历史学家吕西安·费弗尔和马克·布洛赫创立《经济社会史年鉴》杂志,标志着社会史学的正式诞生。此后,西方社会史学蓬勃发展,历经半个世纪硕果累累。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二三十年代后中国的社会史学经历了长时期的沉寂,直到80年代才重新崭露头角。过迟的起步使我国社会史研究领域存在许多空白,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年出版的由南开大学冯尔康教授和常建华合著的《清人社会生活》就是一部填补空白的社会史专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论战

<正>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政治思想战线上相继进行了中国社会史论战、中国社会性质论战和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这三次论战,虽然具体内容不甚相同,但都是围绕同一问题的不同方面进行的,那就是如何认识中国社会并进而改造中国社会。所以,这三次论战都和当时的政治斗争形势密切相关。尤其是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它的胜利更直接推动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深入发展。本文试就这场论战发生的原因、论战的主要问题和论战的重要意义作一个大概的分析。     

理论与材料:中国社会史论战的成就及困惑

1930年代的社会史论战是理论与材料之冲突的首次集中爆发。论战学者高度重视理论方法,但由于唯科学主义的笼罩,唯物史观被误读为经济决定论,并深陷西欧中心论的误区。其积极意义是改变了人们对理论的轻视态度,提升了中国史学的素质。论战学者在上古史和经济史两个领域进行史料开掘,从而超越疑古派和考古派之上。但论战一直处于理论与材料的张力之中。论战高潮过后,《食货》半月刊集中反思了二者的关系,终于找到一个平衡点。     

民族复兴话语下“读书杂志派”对国家出路的求索

1930年代初，王礼锡、胡秋原等中间知识分子群体以《读书杂志》为主阵地，发起了著名的中国社会性质讨论和中国社会史论战，形成了在当时思想理论界颇具影响力的“读书杂志派”。在民族复兴话语下，“读书杂志派”不仅以学术探讨和思想论战构建其对中国前途的一套看法，而且通过革命实践实现其对未来建成的“新中国”究竟是什么样的性质的国家问题的政治诉求。尽管他们对中国向何处去的探索归于失败，但其坚守中道、理性立场，兼容并包各种思潮，始终秉持民族主义思想，寻求民族复兴与国家富强的思想理念和政治诉求，在今天看来仍有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     

迷途中的文化探索——论《新青年》与《东方杂志》的东西文化论争

本文回溯了五四时期 ,在以陈独秀为首的《新青年》杂志与以杜亚泉为代表的《东方杂志》之间展开的东西文化论战。着重评述陈杜二人关于中国传统文明、文化统整特性等问题的不同文化论点 ,并且对双方的论战心态、讨论文化的不同观点作出进一步分析。文章摒弃绝对的政治性判断 ,将此文化论战阐释为追寻现代化发展的两种不同价值取径 ;同时基于历史主义的立场 ,肯定了《东方杂志》作出有益的学理性勘探 ,但指出在革命的历史情境之下 ,平静的学术立场终究无法摆脱无奈的命运 ;《新青年》适应了社会历史发展的潮流 ,因而产生更为深远的影响     

西方史学之东渐与中国史学的现代转型——以朱谦之为中心的考察

朱谦之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尤在史学方面的成果更为突出。他早年留学日本,引介黑格尔、孔德等人的历史哲学,并力主将二者结合起来,以探究适合中国社会发展的新道路。他深谙中西方史学发展自身的历史,认为中西史学的发展分为故事的、教训的和发展的三个阶段,并总结出各个阶段的特点,力图归纳出其中的规律。他创办《现代史学》杂志,将现代作为历史研究的重点,尤其关注社会史和经济史。朱谦之对西方历史哲学的引介、关于中西史学的论述、关于史学的任务和方法等多具真知灼见,在当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并对中国史学的现代转型也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后现代思潮与中国社会史研究的转向

20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史研究复兴,后现代思潮开始影响西方史学研究,并在同一时期传入中国,在经历一段时期的沉寂后,至90年代逐渐为学界所瞩目。中国社会史学界在自己的学术演进脉络中,在后现代思潮的影响下,中国社会史研究出现了一些新变化,主要表现在区域社会史研究的勃兴、社会文化史研究的转向与"新社会史"的出现等几个方面。这几个方面各自取得了重要成就,也面临着一些问题。中国社会史研究正处在分化与整合之际,后现代思潮的影响提供了一种使中国社会史走向独立和成熟的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