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以降古代中国"变异型宗法社会"试说——以两汉、两宋宗族建设为例

学术界通常将秦汉以降的中国古代社会称为"封建宗法社会",本文考察两汉、两宋的宗族状态,发现社会颇具宗法成分:政体是具有浓厚"家天下"因素的帝制,皇家宗族建设最完善;历朝政府"以孝治天下"政策和小宗法的实行,促使宗族民间化、大众化,成为最重要的社会群体,然与上古的贵族宗族判然有别;宗法精神渗透到社会结构诸多领域,宗法专制性既是存在的,也在逐渐削弱之中.据此,本文认为,秦汉以降的社会是"变异型宗法社会",即上古宗法社会的制度及其观念,在秦汉以降的社会既有保持,又有变异,令宗族不再是上古的典型形态,社会不再是典型宗法社会,而是变异型的,并形成中国中古、近古社会异于其他国家的特质,即宗法性使得政府讲求仁政的治理理念,民间追求温情脉脉的人际关系.     

伦理政治困境中的春秋战国之变

春秋战国时代是决定中国传统社会政治气象的关键时期,宗法伦理政治的内生性制度缺陷成为了这一时期政治变革的内生性动因。因此,公元前770年以降的中国传统政治生态演进的历史进程,是政治"去伦理化"的进程,其结果是"家国一体"的宗法政治时代的终结。     

唐玄宗的孝治实践及功能分析

以孝治天下是唐玄宗的治国原则和施政特点。唐玄宗亲注《孝经》,阐释"孝治"思想,并将其付诸政治实践,以天子身份行孝垂范,以孝驭官、以孝化民。其提倡孝道、推行孝治的目的,不仅是为其统治权力披上合法外衣,而且也想通过孝道有效地控制庞大的官僚系统,安定社会秩序,实现王权对社会的有效"支配"。     

论“王道”与“王制”——从传统“王道”思维中走出来

"王道"是王权体系下的一种政治理想,对现实的王虽有某种批判意义,但又寄希望于王,其核心是王制:越是张扬王道,就越肯定王制;越是把王道作为一种理论追求,那么所谓的"道"就越依附于王,两者可谓相反相成。作为一种结构性存在,"王道"属于古代的一种政治思维,是一种历史的形态,与现代政治思维不在一个层面上。"王道"不仅是一种价值观念,也是一种很稳定的思维方式,影响至深。如何从传统"王道"的思维方式中走出来,是一个历史性的课题,这既要改变产生"王"、"道"互相论证的社会结构,又要有新的思维方式取代传统的思维方式。     

家族法的产生、地位及变迁

中国传统社会是以家族本位为政治法律的基础,宗法等级制度与国家政治等级制度一致,以家族法为代表的民间法是调整传统社会关系、维护社会秩序的主要法律规范.家族法作为中国传统社会最为重要的法律现象之一,虽有其自身的局限,但在现代语境下仍有一定的价值,应增强对家族法的研究和应用.     

“孝”与“孝治”：汉代伦理与政治的同构

汉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孝治国”的朝代。汉代之所以重孝，究其历史渊源，主要是受先秦重孝观念的影响，以及出于对秦孝理念的继承与反思。汉朝推行“孝治”经历了这样的过程：在高祖时营造氛围，景帝时期正式开始推行，一直到武帝“罢黜百家”，“孝治”才得以全面实施；在东汉时“孝治”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汉代推行“孝治”的举措有很多，其中较为重要的可概括为四个方面：一是把“孝”上升为核心价值观；二是在教育中大力推行《孝经》；三是“孝”与选官用人相结合；四是引“孝”入法令政策。从“孝”到“孝治”，汉代从国家实践层面全面完成了伦理与政治的同构，这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从政治上看，伦理与政治的同构为汉代的国家治理提供了伦理支撑；从社会层面来看，利用核心价值观增强了汉代社会凝聚力；从精神文化层面来看，汉代伦理与政治的同构提振了文化自信，推动了精神文化的传承。     

论中国历史上的三次制度设计

自三代始,迄于近代,上下四千年。其间,制度设计之事,史不绝书。然而,择其具有原创意义、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制度设计,主要有三次,分别出现在周代、秦朝和近代。在中国文化语境中,古代制度设计权属于王和圣,虽为价值有涉,但也使“天下为家”体现出“天下为公”的理想。前两次制度设计以家天下政治为核心,先后形成了王制和帝制的模式;近代以孙中山为首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制度设计,效仿法、美模式,开启中国民主制度的先河,奠定了中国政治的基本方向。从历史背景、设计者及思想来源、系统性、创新性、本质性和对外影响来比较,三次制度设计既有相同性也存在着本质差别。三次制度设计对中国历史的进程有重要影响,可以作为中国历史上时代划分的标志。三次制度设计皆发生在中国历史转折时期,其影响之深远,意义之重大,留下了宝贵的历史经验、启示和借鉴。     

帝制中国的"公"、"忠"观念与制度变迁——以帝制中国财政职官制度的变迁为研究主体

在帝制中国,专制君主通过建立和不断完善君主专制政体来整合国家、社会的各种资源,以确立、巩固和发展"以君为公"的"家天下"治国模式.但是,在思想观念领域,帝制中国却长期以来存在着以对君主个人利益、意志的绝对服从为公或忠,和以对"天"、"道"、"民"以及比较抽象意义上的"天下"、"社稷"、"国家"等政治共同体的意志与利益的绝对服从为公、忠的两种矛盾的公、忠观.这两种不同公、忠观的矛盾与冲突,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帝制中国财政职官制度及财政管理体制的历史生成、设计与变迁.对公忠观念的嬗变和财政职官制度变迁及其相关性的研究,是研究帝制中国公忠观念与制度变迁相关性的典型个案.     

"以法理天下"的君道理论与隋唐法制的政治特征

政治制度是政治思想的重要载体之一,因而帝制的制度原理和政治特征是研究占统治地位的中国传统理想政治模式理论的重要材料.本文从理念与制度结合的角度,考察"以法理天下"的君道理论与隋唐法制的政治特征.从政治思想研究的角度看,隋唐法制体现了一批重要的政治理念,其主要政治特征是强调"德本刑用"理念,注重法律在政治中的地位与作用;强调依法断罪理念,维护在既定法律面前的司法公正;强调官吏守法理念,把调整国家行政管理放在优先的地位;贯彻礼法结合理念,全面维系政治的、社会的和家族的等级结构;强调皇权至上理念,严格区分君臣界限,重点维护皇权尊严和特权.     

秦、汉“太上皇”政治文化透视——从“家人父子礼”到“朝廷君臣礼”

秦、汉“太上皇”名号虽同,然两者在政治文化内涵上却呈现出差异化。秦始皇追封其父庄襄王“太上皇”,更多是承袭三代以降血缘贵族统治下,对于祖先宗庙神灵的礼遇与尊崇,所彰显并遵循的是基于血缘宗法的家人父子礼。汉高祖仿秦尊太公“太上皇”,不仅使得“家人父子礼”向“朝廷君臣礼”转化,更是旨在解决传统“尊尊”“亲亲”观念与现实政治中子为王、父为臣的皇权政体之间的冲突;同时借尊“太上皇”以宣扬孝道孝治,为专制皇权增添人伦礼制色彩,由此强化中央王朝统治的合法性。即西汉“太上皇”更多的是从其时皇权政体的建构出发,旨在服从、服务于皇权政体的需要,较秦“太上皇”有着更为精心的政治考量。     

守礼而求仁：早期儒家对“士”的政治德性塑造

"士"在中国古代政治理性和文化传承上都表现着高度的连续性。"士"最初来源于承担国家事务的宗法贵族,经历了贵族内部和社会文化的两次大分化后,在春秋时期演变为庞大而复杂的知识人群体,以"文士"和"吏"的角色承担着政治和社会的聚合及教化功能,进而成为中国独特政治历史文化的主要载体。早期儒家将"士"内嵌于"俗""礼""法"一体的"礼治"系统中,从个体道德修养、社群生活方式、国家政事运行等方面对"士"进行了非常清晰的理性反思,着重塑造了"士"的忧患意识、教化向善、忠信恭敬、以德抗势和穷达以时的政治德性,促进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现实主义态度和政治理性,也对后来"士大夫"文化的形成起到了先导性作用。     

儒家的民本思想与帝制的根本法则

民本思想是中华帝制的根本法则。主要事实有:儒家经典具有"国家宪章"属性;君主制度与君权以"天立君为民"作为本原性依据;政治程式多以民本思想命题为理论依据;礼乐制度通常用"以民为本"作为饰词;"设官为民"是官僚制度的基本原理,通晓民本思想是取士选官的标准之一;帝王、储君教育制度以民本思想为重要内容等。     

从“共同体”视角看中国传统社会的血缘宗法性特征

与世界文明比较,血缘宗法性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一个突出特征.个中的原因当然很多.从"共同体"的视角看,氏族"共同体"及其残余由于没有充分解构而在阶级社会的继续存在是中国传统社会呈现血缘宗法性特征的深刻历史根源.由于中国传统社会缺乏普遍的商业文明期,缺少和氏族贵族相抗衡的平民和工商业阶层,没有形成氏族"共同体"内部尖锐的对立状态,使得氏族"共同体"没有能够完全解体,建设国家的任务被民族贵族独立承担和达成.因此,中国国家不是按地区而是按照氏族"共同体"建立的,这正是中国传统社会呈现出血缘宗法性特征的根本原因.从"共同体"视角考察人类社会现象将使我们对诸多社会问题获得一种全新的解释.     

“大义灭亲”条款的历史考察与当代诠释——以司法解释为切入点

"大义灭亲"作为宗法家族制下的忠君逻辑,是以君权为中心的统治之术的体现,相对于"亲亲相隐",其并不是中国历史上宗法家族统治体制主流的立法指导思想。新中国成立以来,《刑法》中所体现的"大义灭亲"条款实则体现了国家权力下沉的政治逻辑。面对这一"历史倒退性"的规定,2010年新的司法解释则是对"大义灭亲"条款的纠正,体现出一种从强制性义务到可选择性权利的转变,符合人类本能之爱的伦理道德,是和谐价值观的体现,具有进步意义。     

儒教与中国政治

中国自古就有儒教的概念,按照现代学术的划分标准,其中既包括具有宗教性的"宗法性伦理宗教",也包括哲学性的"儒学"。在官方文化系统中,宗法性伦理宗教发挥了政治统治和政治管理两方面的功能,成为历代政府政治合理性的主要依据。而儒家的哲学思想,则成为历代政府制定宗教管理政策的指导原则。正确解读儒教的超验性,是理解中国古代政教关系的关键。     

现代视野中的城邦“民主化”进程和观念形态

以民主制和贵族共和制著称于世的古希腊、罗马城邦制度是在阻断了王制后发展起来的。这一“民主化”进程与希腊罗马早期国家的权力结构有深刻内在联系 ,城邦中体现原始民主的组织机构———贵族集体议事会和人民大会始终存在。原始民主传统强化了城邦时代公民政治意识的基本理念及价值取向 ,其主要是 :集体治权观念、权利平等观念、城邦公益观念。它们反过来又巩固了城邦民主共和制度     

韩非政治哲学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沉淀

韩非政治哲学直接指导秦朝政治建设,并深刻影响了两汉及其以后的政治发展,它的价值理念、思维方式及各种政治思想,严重熏染了传统的政治观念。由于它有悖于社会政治运动的规律和民众的自然天性,统治者不得公开彰显,而以"独尊儒术"的方式将其"潜抑",成为隐藏在政治语言系统背后,影响政治行动的思想逻辑。同时由于"百代都行秦政制",韩非政治哲学也决定性地影响了政治领域的制度文化。通过对观念文化与制度文化的影响,韩非政治哲学沉淀于民族的政治文化之中,构成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重要方面。     

儒家“义”观念的三重理论维度

本文从"宗教性"、"宗法性"和"自觉性"三重理论维度对儒家"义"观念进行剖析,并结合殷商时期的宗教文化、西周时期的宗法制度及殷周以降政治文化的变迁对"义"观念的三种理论维度进行梳理和阐释。"义"观念由殷商时期宗教仪式的"宗教性"、西周时期宗法制度的"宗法性"转化为以人为主体的"自觉性",体现了哲学概念或范畴发展的基本规律,同时深刻地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生生不息的生命力、革故鼎新的创造力和诚己化物的主动性。     

先秦政治思想史上的道义与功利之争

先秦政治思想领域一直存在着重道义和重功利两种思想的对立。这种对立,在商代表现为商王朝崇尚严刑峻法和周邦倡导明德慎罚的不同,在西周表现为鲁国"亲亲上恩"和齐国"尊贤上功"的不同,在春秋表现为"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和"道之以政,齐之以刑"的不同,在战国则集中表现为推崇礼治的儒家和推崇法治的法家之间的激烈交锋。两派思想的对峙与冲突不但贯穿了先秦政治思想史的始终,还从根本上决定了当时政治思想的局面和进程。两派政治思想对立关系的形成,与中国早期国家的特殊形态即宗族国家形态密切相关。宗族组织与国家机器的紧密结合,家族伦理与政治伦理的高度一致,首先促生了代表宗族势力、富于宗法与亲情气息、带有浓厚中国文化特色的道义派政治思想,而作为代表国家势力的一端,注重政治与法规建设、看重行政效率和国家实力的功利派政治思想也相伴而生。道义与功利之争在中国古代政治思想领域反复出现并产生广泛深刻的影响,这是中国古代家族组织、家族文化和宗法意识特别发达的社会政治现实必然导致的结果。     

柏拉图笔下的佩莱坞港——《王制》开场绎读

柏拉图<王制>的开场非常著名,本文通过细读这段开场描写,着力理解其中所包含的对<王制>主题的寓意,并尝试解释柏拉图这段笔法的政治哲学意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