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三次重大公共危机看中国政府的信息公开

我国现代意义上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建设起步较晚,1998年是中国政府信息公开现代化、公民知情权意识双起步的开端之年.1998年三江流域洪灾、2003年"非典"疫情及2008年汶川大地震三次重大公共危机开启了中国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历史.加快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建设与完善的建议:加强政府信息公开相关领域法律体系的建设;着力建设政府信息公开的日常化制度;努力营造崇尚行政信息公开透明的政治文化和积极维护公民知情权的政治氛围等.     

政府公共性的流失与条件依存

政府是提供公共产品及公共服务的政治共同体。但政府不仅是公共组织,也是理性经济人和代理人,它有追求自身利益、自我膨胀的倾向,这种倾向则导致政府公共性的流失。政府的公共性需要在反思中,在对与政府共同体目标一致的政府自利性的制度激励中,在对与政府共同体目标相反的政府机构及官僚的自利性的规制中实现。     

微博时代:舆情挑战与政府应对

最近两年来,以微博为主要传播平台的网络舆情成为社会和政府关注的焦点。当下中国的信息和舆论传播环境日趋多元,以官方媒体和微博为代表的主要传播平台,事实上已经构成了两个"信息场"和"舆论场",撕裂着社会的价值共识。微博从三个方面给社会管理带来了严峻挑战:信息多源挑战信息控制;舆论多元挑战"舆论一律";社会动员挑战社会管理。政府应转变理念,采用新的思路调控微博时代的信息传播和舆论形成:推进信息公开,打造透明阳光政府,通过信息的公开透明赢得民众信任;参与舆论竞争,成为新舆论环境的"领唱者",用回应民众诉求来赢得舆论支持;尤其要注意防范微博的社会动员功能所引发的风险。     

公共性、知识生产与中国知识分子的“媒介化在场”

在知识分子那里,主体性是通过"文字共和国"秩序中的思想传播和文化参与行为实现的,这也决定了知识分子的主体性确认过程建立在普遍的公共性基础之上。当下,在政治与资本的"共谋"体系中,"电视知识分子"纷纷进入大众视野,与之相随的则是公共性的衰落。进入社交媒体时代,知识分子的"在场"促使了信息传播的"再中心化"流动趋势,而且在公共议题构造和公共话语生产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公共角色,这使得知识分子"重返公共领域"成为一个可以期待的逼真命题。知识分子公共性的复苏,同样蕴藏了一个更大的现代性批判背景,也就是在"共视社会"中重拾一个时代的"集体主体性"。     

危机传播、新媒体定位与舆论引导

新媒体传播有着传统媒体无法比拟的优势,这使其在危机传播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新媒体是危机潜伏期的"预警者"、危机爆发期的"信息源"、危机蔓延期的"扩散体"、危机模糊期的"辟谣者"、危机结束后的"反思者"。发挥危机传播中新媒体的舆论引导功能,应加强新媒体与政府的互动,及时公开信息,反映真实舆论;加强新老媒体的融合,强化危机传播的效果;将舆论引导的优质化与社会主义的法治化相结合,发挥法律规范的功用。     

论公共性逻辑对资本逻辑的超越——从帝国主义理论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帝国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者分析资本主义现代世界体系及其发展演变的重要理论框架。由于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呈现出阶段性特点,帝国主义理论相应地经历了经典帝国主义、超级大国帝国主义、冷战后新帝国主义等理论类型的演进。三类帝国主义理论尽管解释力各有差别,但它们都揭示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本质特征和全球性问题的根源——资本主义现代世界体系本质上是一种被资本霸权控制的体系,而且这一体系违背了人类公共价值和公共精神,偏离了人类社会共同体的公共性要求。因此,必须探索一种基于人类社会公共性且有助于解决全球性问题的国际体系和共同体实践模式。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维护人类社会共同体公共利益为基础、以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为最终目标、以维护和增进共同体公共性为价值指引,旨在让资本增殖的逻辑服务于增进和实现共同体的公共性,在共商共建共享基础上构建一个多极、平衡、公正的全球秩序,由此实现公共性逻辑对资本逻辑的超越。     

我国政府信息公开的思路与对策

政府信息公开是政治民主化、法治化的重要标志。我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实施已经三年多,但仍存在制度不完善、公开力度不足、公民参与能力不够等问题。转变思想观念,构建完善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体系,加强政府信息公开的平台建设,逐步拓展信息公开内容,推进政府信息公开基础上的公民有序参与,是当前我国推进政府信息公开、建设服务型政府的有效途径。     

重大突发安全事件中的"信息疫情"风险和防治策略——基于新冠肺炎疫情的观察思考

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使"信息疫情"问题再次引起全世界的关注."信息疫情"问题的出现和蔓延,不仅给疫情防控工作带来诸多负面影响,也给我国在重大突发公共事件中的信息治理能力和危机应对能力提出了全新挑战:一是导致有害信息"病毒式传播",放大社会恐慌情绪;二是反智主义甚嚣尘上,挤占公众理性对话空间;三是侵蚀社会信任基础,加剧信任赤字风险;四是媒介体系变革诱发"熵增"风险,信息传播呈现失范状态.为此,要从信息发布、应急处置、舆论引导、媒介素养培育等方面着手,加快构建"四位一体"的"信息疫情"防治体系,在有效提升"信息疫情"防治的响应速度和效果的同时,不断增强重大突发公共事件中的信息治理能力,持续推进信息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简析政府信用理论的结构

政府信用总是贯穿在政府公共管理活动及其过程之中。从空间视角,可以探讨政府信用的内在结构,主要包括政治信用、经济信用、文化教育信用、医疗卫生信用、司法信用等;从时间视角,可以探讨政府公共管理活动过程信用,主要有信用决策、信用执行、信用监督、失信补救和惩罚机制等内容;此外还可以探讨政府信用的保障机制和措施,主要有依法行政,严格履行政府职能,按流程办事,信息公开等。     

网络时代政府形象管理:目标、难题与对策

民主的、公平的、高效的政府是政治民主化与传播数字化时代政府形象的必然要求.但是,转型时期舆论多元化、尖锐化,政治信任流失,信息公开机制不健全给政府形象管理带来很多难题.在网络时代,政府形象管理必须明确形象管理目标,突破形象管理中的"短板效应",提高形象传播能力,才能在形象管理上取得成效.     

预算透明评价标准研究

预算公开透明是公共预算的本质要求,是纳税者知情权的重要保证,是实现良好政府治理的前提.预算公开透明意味着整个预算过程的公开透明.如何评价和衡量预算过程的公开透明是预算公开透明研究的关键,也是现有文献的薄弱之处.本文从公共预算的公共性、完整性、效率性和具体性出发,研究预算透明的衡量标准,为政府部门实行公开透明的预算,为立法部门和公众评价政府活动提供依据.     

论网络热点事件负面信息的“魔弹”效应——以“李刚门”事件为例

随着我国互联网普及率的提高,网络的影响力日益强大,很多事件在网络放大效应的作用下,由个别事件上升为公共事件。当有关事件的信息在网络上传播时,负面信息往往会产生超乎寻常的传播效果,这种现象与20世纪早期的传播效果理论"魔弹论"不谋而合。以"李刚门"事件为代表的网络热点事件,在传播过程中的负面信息呈现出"魔弹"效应,折射出公众对政府进一步提高公共服务能力和信息公开的渴求与期待。     

找回失落的政府公共性

"公共性"概念在不同学科领域和话语体系中有不同的内涵.公共性作为讨论现代政府基本属性和目的追求的一种重要工具,主要是探讨政府在代行公民权力时,怎样最大程度地体现公民的共同意志和增进公民的共同福祉.具体地说,"政府公共性"是指政府为解决公共问题、满足公共需要、维护公共利益、实现公平正义而行使公共权力、承担公共责任、处理公共事务、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以及塑造公民的公共精神.当下全球化浪潮和公共性危机、公共性缺失凸显了政府公共性研究的当代价值.     

政府信息公开与舆论引导

突发公共事件是公共管理的重要内容,政府主导下有效实现信息公开和舆论引导是其解决的关键。转型期的社会发展中,社会主体多元化和新媒体普及化使政府面临参与困境。在突发公共事件解决中政府应承担主导角色,要与其他直接参与或间接参与事件的主体多元协同,并在整合信息技术平台的基础上,实现信息公开的及时、透明、公正,同时科学设置事件议程,进行网络引导,推动突发公共事件的理性解决。     

民族自治地方政府的属性分析

作者认为民族自治地方政府具有民族性、政治性与公共性三大属性，其中：民族性是通过发展民族关系、自治机关民族化、自治权以及政府过程等方面反映出来；政治性与民族性结合，在处理民族政治关系和构建民族政治秩序中表现出来；公共性与民族性融合，通过管理主客体、公共权力、价值取向和公共利益等方面体现出来。民族性是最为突出的属性，是政治性、公共性的内核，民族自治地方政府的属性是民族性、政治性、公共性的统一。     

突发公共事件的信息公开与传媒的宣泄功能

我国已进入突发公共事件高发期,其原因同社会结构调整、腐败滋生、法律供给不足、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以及缺乏舆论表达足够空间有关.主张加大突发公共事件信息公开与新闻报道力度.大众传媒是能够满足人们宣泄需求的有效载体和手段,充分实施传媒的宣泄功能有助于减少突发公共事件的发生频度.为实现突发公共事件信息公开与信息调控的平衡,政府、传媒和新闻工作者要做一系列工作,同时要抓紧制定传媒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的规制和行为准则.     

“村改居”进程中农村社区“公共性”的重建及其意义

中国在城镇化发展中,许多农村社区正在经历社会生活秩序的改变与乡土团结的动摇,特别是"村改居"的推进所产生的问题,不仅仅是化乡为城,化农民为市民的直线过程。"村改居"最核心之"改"应是"公"与"私"之间的意识转换即"公共性"的重构。追溯"公共性"理论,其可划分为侧重于"共同体"的"公共性"、侧重于"公民道德"的"公共性"和侧重于"公共参与"的"公共性"。"村改居"应是重建社区共同体、形成公民道德、建立公共参与的社会进程。"公共性"的重建有利于"村改居"进程中农村社区归属感的增强、公共精神的培养和公民参与的激励,对于农村社区社会凝聚力的维护、农民自组织的萌芽和农村社区治理具有促进作用。     

民意大众传播的政治效能

行政对策性研究和过程描述性研究是当下国内民意大众传播研究的两大主流。前者主要围绕"舆论引导""舆论管控"等关键词展开,具有短期维稳和刚性维稳的倾向;后者主要围绕"舆情监测""斗争剧目"等关键词展开,强调民意传播本身的特点或规律。上述两种类型的研究无疑都有价值,但面对国家和社会因民意传播而投入的巨大有形资产(人力、物力、财力)和无形资产(政府公信力、执政党合法性、社会信任、社会和谐),我们还应该强调一种以结果为导向的分析思路。由此,本研究尝试提出"政治效能"这一概念,梳理影响政治效能的主要因素,并指出政治效能评估的两大维度,强调建立一种综合评定和长效监测的民意传播政治效能评价机制,有助于推动民意传播管理向民意传播治理的范式转型,从而为善治的实现提供决策参考。     

论政府权力重心转移的政府模式设置和功能变化

政府权力体系重心的转移,即政府权力体系的任务和运行方向有序地从一个重心转向另一个重心,其目的是建设公共性和服务型政府.公共政府和公共治理体制的建设和建构包括改革和完善选举制度、多元的合作治理体系的建构、公正成为公共政府和公共治理体系的核心价值原则.政府原有的功能结必须调整和转变.政府权力的三个转变:社会领域,从对社会的全面控制转到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经济领域,从计划管理和微观管理转为宏观调控;政治领域,从政治统治转为对利益矛盾和阶级阶层关系的调解.政治统治功能的两个弱化:极度弱化阶级斗争和专政的阶级斗争功能;弱化"纯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政府公共权力功能的四个强化:强化对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和创造;强化公共服务;强化公平分配;强化对社会政治秩序的建构和维护.     

新公共管理中的有限人本主义

与有限理性主义即一种限度的理性主义一样,有限人本主义也是一种限度的人本主义.强调政府对公众的回应性;实现公共服务机构主体的多元化,以提供公民"以脚投票"的机会;顾客导向;政府公共服务社会化及政府内部分权化等是新公共管理中有限人本主义的内容.新公共管理中的有限人本主义的积极意义是继承了新公共行政学的价值理念;实现了管理主义理念与宪政主义理念的有机结合;为建设服务型政府理论与实践奠定了重要的基础;改变了公共管理者与政治家和公众的关系.而有限人本主义在新公共管理中处于价值从属地位;不恰当的"顾客"隐喻;公共服务社会化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是新公共管理中有限人本主义的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