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衡与和谐:当前农村阶层关系政治整合论析

在农村社会持续分化和阶层、利益群体界限逐渐清晰的背景下,中国农村阶层关系出现了利益关系、合作关系、政治心理、有序流动等方面的失衡,这些问题增加了农村阶层关系紧张与冲突的风险,凸显了党和政府对农村阶层关系进行政治整合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多代流动效应：来自中国的证据

多代流动是社会流动中的重要议题。本文利用中国劳动力调查2012年数据,检验了不同世代社会流动的多代效应模式。研究发现,1980年以前出生的世代累积性的优势或劣势主要表现在两代之间,多代的效应并不明显;但随着市场经济的确立,累积性不平等的效应从两代之间扩展到三代之间,即在控制了父代的阶层地位后,祖代-孙代的影响效应仍显著存在,祖代职业阶层越高,孙代进入高职业阶层的可能性越大。此外,研究发现教育是个体实现向上流动的重要变量,但教育获得本身受家庭背景的影响。文章从实证和理论两方面的论述有助于加深对中国社会流动与代际不平等的理解。     

新社会阶层的构成、特征及其政治参与

新社会阶层是在社会结构变迁过程中伴随社会分化而产生的新的社会力量.新社会阶层是一个政治概念,但它同时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并且,也具有同其他阶层不同的特点:新社会阶层都是高风险、高收入群体;其经济资源与文化资源分配正逐渐趋于一致;具有较大的流动性和可变性;新阶层成员彰显出自主自立,具有风险意识衷、流动意识、竞争意识和创新意识.在统战工作中应教育和引导新社会阶层的政治参与,不断完善和开辟参政渠道,增强自我认同与阶层意识,要把新社会阶层中的代表人士作为工作重点.这样才能以正确的理念和积极的行动,引导这一阶层合理、有序地进行政治参与,将其纳入和谐社会构建之中.     

再分配与幸福感阶层差异的变迁(2005-2013)

本文利用两期CGSS的调查数据，比较分析了2005年和2013年不同社会阶层的幸福感差异，并尝试从国家再分配能力变化的视角探讨其原因。首先，通过年度比较发现，所有职业阶层的主观幸福感皆有提升，但由于测量问题，需谨慎对待这一结论。其次，同一年度内不同职业阶层间的幸福感差异可以被收入变量和教育变量所解释。再次，中下阶层，尤其是农民和无业下岗阶层的幸福感上升幅度远大于中上阶层（管理者和专业人员阶层）。然后，用分层线性模型（HLM）分析发现，这一阶层差异变迁和国家近十年在财政汲取和再分配水平上的提升有关。在2005年较低的宏观税负和再分配水平下，其增长更有利于提升较高收入群体的幸福感，但在2013年较高的水平下，宏观税负和再分配水平的增长对不同收入群体的幸福感无差异化影响。这些结果说明中国社会结构变迁可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再分配力量对人们生活机遇和福祉的影响日益凸显。     

广州市职业群体社会经济地位与政治参与研究

本文对广州市各职业群体3000多人,就广州市各职业群体的社会经济地位与政治参与的关系进行调查研究,探讨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群体政治参与的差异对我国社会稳定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从职业地位、收入和教育程度三个维度来考察,广州市各职业群体的社会经济地位与政治参与总体上成正相关关系。     

劳动力市场分割、职业流动与城市劳动者经济地位获得的二元路径模式(英文)

使用2009年中国社会网络与职业经历调查(JSNET2009)广州、上海、厦门、济南和西安五城市数据,检验了改革以后影响中国城市劳动者职业流动模式以及经济地位获得的因素。研究结果表明,高学历劳动者与低学历劳动者群体处于两个分割的劳动力市场中,他们的经济地位获得路径完全不同。对于低学历劳动者,职业流动是提升他们收入水平的最重要因素,而人力资本因素(受教育年限和工作经验)对他们的收入没有影响。高学历劳动者的情况刚好相反,职业流动对收入获得没有任何作用,影响他们收入分层的最重要因素是人力资本。本研究揭示了转型期中国城市地区不同劳动力市场劳动者的经济地位获得的二元路径模式。     

Labor Market Segmentation,Job Mobility and the Two-track Model of Chinese Urban Workers＇ Acquisition of Economic Status

使用“2009年中国社会网络与职业经历调查”（JSNET2009）广州、上海、厦门、济南和西安五城市数据,检验了改革以后影响中国城市劳动者职业流动模式以及经济地位获得的因素。研究结果表明,高学历劳动者与低学历劳动者群体处于两个分割的劳动力市场中,他们的经济地位获得路径完全不同。对于低学历劳动者,职业流动是提升他们收入水平的最重要因素,而人力资本因素（受教育年限和工作经验）对他们的收入没有影响。高学历劳动者的情况刚好相反,职业流动对收入获得没有任何作用,影响他们收入分层的最重要因素是人力资本。本研究揭示了转型期中国城市地区不同劳动力市场劳动者的经济地位获得的二元路径模式。     

种姓的社会流动及其理论

一社会学把社会成员的职业和社会地位的变动称作“社会流动”。根据不同的标准,社会流动可分为“垂直流动”(一个人从地位较低的阶级或阶层转进到地位较高的阶级或阶层,或者相反)和“水平流动”(在同一地位的人由一种职业向另一种职业的横向流动)、“一生中的流动”(一个人一生中的职业地位的变化)和“代际流动”(两代人之间的流动)、以及“结构性流动”(由于生产技术方面或社会方面的革命、变革引起的阶级阶层结构或人口地区分     

阶层背景对本科毕业生职业地位获得的影响:市场转型与分割的阶层再生产

本研究利用2007年“阶层背景和本科毕业生职业地位”的抽样调查数据，通过分析阶层背景对本科毕业生职业地位获得的影响，探讨了市场转型期间的阶层相对关系模式，发现在市场转型过程中，政治与市场的同进化过程同样是新旧利益群体竞争性的分化与共享，以及对体力劳动者阶层子代本科毕业生排斥的过程，政治与市场的汇流使得优势阶层被垄断性继承，从而使代际继承呈现二元分割性。     

阶层间封闭性强化:中国社会阶层流动的新趋势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阶层质的相对规定性明显提高,对于普通社会成员而言,实现向上流动才具有正向和积极的意义.然而,现阶段促进边缘群体突破"阶层边界"实现质的向上流动的力量有明显弱化的趋势.主导阶层与边缘阶层在利益博弈的背景下,阶层冲突有所激化,主导阶层通过各种手段和途径维护着本阶层的边界,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利益表达机制;而边缘阶层在利益表达机制缺乏的情况下,不断强化着边缘阶层的边界.当前,我国社会阶层流动总体呈现出"阶层边界"封闭性强化的趋势,而这种趋势无论是在稳定社会还是在变迁社会中,无论是在主导阶层还是在边缘阶层中都普遍存在着.     

Twenty Years of Research on Stratified Social Structure in Contemporary China

本文对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20年间中国的社会阶级阶层研究进行了总结和概括。1978年以后,中国社会结构逐步引入市场经济成分,从而改变了由权力占有及“再分配”为基本特征的社会资源的配置关系,出现了原体制外的“自由流动资源”与“自由流动空间”。有学者认为当前的社会资源配置关系主要有三种,即权力授予关系,市场交换关系,社会关系网络。对现阶段社会分层结构中的几个主要社会群体现有的地位状态,研究者虽各有评说,但却形成了如下三点共识:一是这些群体都存在地位不一致现象,其中的任何一个群体的地位利益均不能被充分满足。二是改革前的城乡二元等级界限开始模糊,阶层分化不再局限于城镇等级的内部。三是各阶层之间的经济收入差距拉大。     

教师来自哪里——教师身份谱系探析

伴随早期教育活动的展开,教师(包括执行教育教化功能的其他社会成员)职业便出现在历史之中。从最早在初民社会中掌握知识的巫师阶层,到"三代"里具有显贵身份的"巫君"与"官师",再到春秋战国时期自由身份的教师群体的产生,教师群体逐渐告别神权与王权,开始走向独立与自主。历史上,教师身份的转变不仅促进了教育和文化的繁荣与进步,更提升了人类社会文明的品质与层次。     

A Study and Discussion of Social Strata in Chinese Cities Today—Taking Shanghai as an Example

本文在比较马克思和韦伯关于社会分层理论的基础上,运用多层分析的方法对上海的社会阶层进行了实证研究。本研究的中心概念是“职业地位”,它包括权力、财富和声望。作者指出,上海的主要社会阶层按职业由高到低排列为:党政机关企事业(包括私营企业主)负责人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职员阶层、商业工作者和服务性工作人员阶层、工人、农民。这些阶层在社会交往、社会关系和生活方式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别。他们之间的社会流动主要是结构性流动。社会资源配置机制首先是通过权力,其次是资本和劳动。最后,作者对中国的中间阶级和市民社会做了探讨。     

当前中国社会分层结构变化的新趋势(英文)

本文分析了与社会和谐密切相关的中国社会分层结构的新近变化。作者认为,中国当前贫富分化比较明显,财富的集中化程度较高,分化的形势是比较严峻的。而贫富差距引发社会问题是通过两个环节实现的,即“社会结构紧张”和社会公众主观上产生了“公正失衡”的意识。中国阶层结构出现了定型化的倾向,阶层之间的界限逐渐形成,社会下层群体向上流动的比率下降,具有阶层特征的生活方式、文化模式也逐渐形成,阶层内部的认同得到强化。中产阶层有所发展,但总体上仍然比例较小。社会阶层、社会群体利益分化和多元化更为明显了,其基本的趋势是从过去的巨型、整体群体,分化为多元利益群体。而社会利益的碎片化有助于减小社会震动、实现社会稳定。     

近世知识群体的专业化与社会变迁——以史家、儒医、讼师为中心的考察

知识群体的专业化,即指知识群体在原有知识体系的基础上,逐渐地集中并致力于某些或某个方面,呈现专业化发展趋向。这种专业化趋向与知识群体的社会化、职业化趋向紧密关联,同时与知识的社会化进程、地域社会的变动、社会阶层的运动以及社会变迁等问题联系在一起。明清时期,知识群体不断裂变,分离出不少具有专业化趋向的群体,史家、儒医、讼师是三个具有代表性的群体,这些群体的专业化趋向体现了近世知识群体的内部变化及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近世知识群体的专业化有别于现代意义的专业群体所包含的现代学科知识体系、公共服务特性等内涵,但却是知识群体从传统向现代转化的重要环节和过程。     

论社会资源与当代都市职业阶层

本文强调以社会资源的占有作为当代城市阶层划分的依据，并提出社会资源的占有形式和内容会随时代变化而变化，社会成员对社会资源的占有以自己从事的职业来体现，都市管理阶层、知识阶级、业主阶层、劳工阶层在占有社会资源方面各有特点，从而形成各自的社会地位和阶层主体意识。文章最后还扼要分析了当前都市阶层之间和阶层内部的主要利益冲突，并提出各个阶层之间整合的必要。     

市场转型中的社会流动与内在机制:1978-2011——来自浙江省居民社会流动问卷调查的实证分析

基于2011年浙江省居民社会流动问卷调查数据,本文重点分析了市场转型中社会流动的总体状态与特征,并通过一系列数据模型的推导与分析,揭示了社会成员地位获致和精英阶层继承与选拔的内在机制.实证分析的主要结论为:社会总体流动率随着改革的深入而不断上升,社会系统的开放度在日趋提高;模型分析结果显示,随着工业化发展的推进和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受教育程度等后致性因素对个人社会地位获致的影响日益显著,而家庭背景等先赋性因素和制度分割性因素则日渐式微;在整个市场转型中,政治、经济和文化三大精英阶层遵循内部“精英再生产”的逻辑,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之间可通过代际间的相互转化实现阶层再生产.     

社会流动与流动者的关系网络

本研究通过对厦门市流入者的关系网络的实证考察,主要的发现是：农村出身者的网络总量以及邻居、同乡关系的量大于城市出身者,但是网络持续性较弱;流动距离对同乡关系产生正向影响;在关系网络的量以及同质性方面,到达阶层较低的流动者大于或强于到达阶层较高的流动者;流入年数对亲戚关系以及网络持续性、职业同质性产生正向影响;教育年数的增加可以促进同事、同学、朋友关系的形成,并导致网络选择性、扩大性增强,网络持续性减弱;政治身份的向上流动可以导致网络总量以及邻居、同学、同乡关系增多,并导致网络同质性增强。这些发现说明,国外学者的先行理论在中国社会的应用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作者认为,这是由在漫长的农业社会中形成的血缘、地缘意识被深深内化,以及城乡社会结构的差异、社会流动的特性、人口城市化与生活城市化的不一致性等中国社会独特的社会历史文化所导致的。     

灾后重建中的资源再分配与健康不平等:基于三期汶川地震重建调查

基于2008年至2011年间三期汶川灾区调查数据，本文假定应急救灾、恢复重建和重建结束三个阶段政府的再分配能力存在差异，进而分析这一时段不同职业和教育群体之间的健康差异变化情况。研究发现，首先，在自评健康上，2011年呈现显著的教育梯度，而2008和2009年则无显著的教育差异。其次，在心理健康上，2011年存在显著的教育梯度，2009年存在较弱的教育梯度，2008年未呈现系统性教育梯度。第三，在自评和心理健康上各年份均未呈现系统性的职业阶层梯度。第四，稳健性比较分析表明灾区健康差异模式存在独特性。本文认为，在应急救灾阶段政府再分配能力骤增，提升了弱势阶层的医疗资源可及性，进而降低了阶层健康不平等。但该模式不具有可持续性，一旦重建结束、外部资源减少，不平等会回到常态社会水平。     

流动儿童的社会融入

本文从三个方面分析制约流动儿童社会融入的因素,一是滞后的社会政策制约着流动儿童的社会融入;二是家庭的经济地位、职业背景对不同类型的流动儿童的社会融合存在明显的影响;三是学校的差别待遇影响不同类型流动儿童的社会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