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治现实与儒学理想之间——也读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

余英时先生的《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以下简称《朱熹》)①出版已三年有余。三年来围绕该书已经形成多篇书评,②也有知名的学术机构召开专门的座谈会。③《朱熹》一书极大地推动了宋代政治文化史的研究,不过余先生是从哲学思想史的语境中提出论点的,之前的多篇书评也主要来自思想史领域,与历史学的观察角度不无隔阂。余先生讨论的问题有着非常复杂的学术史背景,而先生是抱着明显的“士大夫情结”撰成此文的,因此《朱熹》形成了十分独特的学术旨趣。本文试图从近代中国史学学术旨趣演变的角度来分析《朱熹》的学术…     

政治思想史家的道与术：宋代理学领域的省思——兼论思想传统研究与社会转型之关系

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对于未来学术的发展将发挥何种作用?要展望这个前瞻性问题,需要对过往的研究进行认真深入的反思。本文特别择取20世纪以来宋代理学政治思想的研究范例,探讨其理论方法论特征。萧公权受现代政治学观点影响,采取脉络主义的历史方法,在理学—功利相对抗的叙述模式下把理学视为缺乏实际效用的保守政治思想;侯外庐等人以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为指导,运用阶级分析一意识形态的理论架构,揭示了理学为封建社会秩序论证的历史本质;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强调历史脉络主义的进路,透过政治文化的视角重现了宋代儒学内圣外王而归于秩序重建的时代诉求。结合另外两个案例(墨子刻和包弼德),本文特别围绕余英时著作引发的学术讨论,探讨其中历史还原与解释在思想史研究中的关系,指出二者之间的紧张性具有积极的、创新的可能空间。这种紧张性体现出政治思想史家的价值关怀(道)与研究方法(术)的复杂关系,也为激活该研究领域的生命力提供了有益视角。     

朱熹《西铭》研究的三个特点

朱熹作为理学的集大成者,他的《西铭》研究在《西铭》诠释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同时也贯注了强烈的卫道意识,挺立了"事亲-事天"的逻辑架构,凸显了"理一分殊"的诠释视阈,对后世的《西铭》诠释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朱熹《正蒙》研究中的两个问题

《正蒙》是张载最重要的哲学著作,是其一生精思力践的集中体现,在中国哲学史上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通过考察朱熹对《正蒙》态度的复杂性及后世围绕＂朱熹注＂的争论两个问题,我们看到,朱熹作为理学的＂集大成者＂,他对张载《正蒙》的态度和诠释,对后世学者理解和定位《正蒙》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澄清此二问题,将有助于进一步理解理学从北宋到南宋发展的内在逻辑。     

张九成的理学思想及其时代影响

张九成的理学思想是二程理学与陆九渊心学之间的中间环节。朱熹说:“上蔡之说一转而为张子韶,子韶一转而为陆子静。”(《宋元学案》卷廿四《上蔡学案》)如果不是从学说的师承关系,而是从思想的逻辑发展上来说,确实是这样的。故张九成的思想虽甚简略,但在宋代理学思想的发展过程中却有特殊的意义。     

重评朱熹的认识论

朱熹以杰出的天才,用毕生的精力。集历史上唯心主义之大成,把封建主义意识形态发展到最高阶段,这就是“明天理、灭人欲”的理学思想路线。他为封建王朝统治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指导,也为当代科学研究提供了先进的方法论。因此,从南宋后期直到清代近七百年间,朱熹学说一直成为国家哲学,占有不可动摇的权威地位。并对古代的日本和朝鲜均有相当影响。本文仅就其认识论内容,重作一点评价。　朱熹在客观唯心主义本体论基础上,形成了他“格物致知”的认识论。他发挥了《大学》中修齐治平理论的著名论点,写成《大学章句·补格物传》说:“所谓致知在…     

战后日本史学界近现代日本史研究范式的转变——以《岩波讲座日本历史》系列为例

本文以岩波书店战后四次刊行的《岩波讲座日本历史》系列近现代史部分为例,从史学史的角度,考察了20世纪60、70年代乃至90年代冷战结束至今,日本史学界近现代日本史研究从"日本帝国主义史"转向"日本帝国史"的范式变化轨迹。这一过程与战后日本史学的整体发展阶段基本对应,反映了具体时代背景下日本历史学者的问题意识、方法论乃至价值观。如何理解和把握战后日本史学界近现代日本史研究范式转换的内在逻辑,是值得深入挖掘的课题。     

论库恩的范式概念及其借用

"范式"概念在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有多种用法。概括地说,范式是世界观,它具有定向的基本功能,在总体倾向上是选择与预示的统一,它具有"不可通约性",范式的转换是一种革命,其指向范围是"共同体",从构成要素上看是层次性与整体性的统一。在其他领域借用"范式"概念具有可能性与合理性。     

论朱熹对苏轼的批评与接受

理学大家朱熹曾尖锐地批评过苏轼.其批评态度大体上是前抑后扬.后期,朱熹不但接受苏轼其学,褒扬苏轼其人其文,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甚至在达到了一种精神上的契合.探讨了这种转变的原因,以及这种转变在苏轼研究、朱熹研究与理学研究方面的重要意义,对于当代学人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李退溪与《朱子书节要》

《朱子书节要》(以下简称《节要》)是朝鲜李朝朱子学大师李退溪(公元1501—1570年)倾注半生精力编纂而成的一部朱熹理学选集。该书刚一问世,朝鲜学者就把它与朱熹选编的《近思录》等量齐观,同视为“四书之阶梯”。这一具有代表性的看法,表明了《节要》所具有的学术价值和在朝鲜理学史上的地位。本文的目的,就是试图通过对李退溪编纂《节要》的宗旨、原则及其所反映的朱子学内容的探讨,阐述李退溪对朱子学的理解以及在朝鲜     

关于朱熹历史观的几点看法

朱熹是理学的集大成者,其历史观贯串着理学的基本观点,有着明显的保守性。对此哲学史界并不存在过多的歧议,故而本文不再赘述。使我们感兴趣的是,在朱熹唯心主义历史观体系中,似乎尚掺杂着某些有价值的颗粒,需要进一步挖掘。准确地说,朱熹并不完全否定或轻视历史的研究和学习。他所强调的只是在治史过程中必须以儒家经典中的“义理”为指导,即要为巩固封建统治服务,要将封建主义伦理道德原     

Problem-Oriented Philosophy and Problems of Philosophy

哲学在重大文明转折处总要捕捉新问题,探索新范式。社会转型期哲学研究的问题有两个基本维度:一是哲学研究对象和主题问题,属于"哲学问题";一是哲学研究的方式和范式方面存在的问题,属于"问题哲学"。新时期中国哲学本身的问题在于,它捕捉了许多新问题,却忽略了范式的转换。其根本问题在于,中国哲学研究从总体上还没有摆脱那种追求普遍性知识的、思辨的理论哲学或意识哲学范式,"抽象化"已经成为中国哲学研究的顽症。哲学的创新在于以回归生活世界的文化哲学范式替代抽象化的意识哲学范式。     

论王十朋对南宋理学家的影响

王十朋是南宋名臣,他的道德言行对南宋理学家产生了重要影响.朱熹曾投书王十朋,愿为门客,甚至认为理学“讲明体察、求仁格物”是王十朋对他的赐教,朱熹还向刘珙举荐过王十朋；王十朋对朱熹的理学思想则颇为欣赏.王十朋对张拭有举荐提携之恩；在张拭眼中,王十朋是一身正气、刚言直谏的前辈.真德秀崇拜王十朋的道德文章,多次用理学思想分析阐释王十朋受泉州百姓爱戴的原因.王十朋主张融合性理与事功,对南宋浙东事功学派有一定的影响.与传统理学家以思想立身不同,王十朋以践行理学理想的方式确立了他在南宋理学史上的地位.     

理论哲学的范式与马克思哲学关于“实践”的有限规定

西方哲学的理论哲学范式是在"存在"本体论的逻辑终端中,或在"内在意识"的思维至上性中加以确立的,这就意味着西方哲学的范式本质上是一种"理论形态",是将自在世界或现实世界纳入"意识"范围内的理论描述和精神映象.这种理论哲学的范式其基本目标是提供某种永恒不变的普遍性解释,这种解释是跨越"时空"的,超越"历史"的,因而在总体上具有"无限性"的特点.马克思哲学的实践方式与西方哲学的理论范式根本不同,其面对的对象是"现实世界",这意味着马克思哲学的实践思考方式既受着"时空"的制约,又有"历史"的因素参与,表明马克思哲学有其"现实"的"实践"的功能,而这一实践思考方式的本质是"有限的".从这一分析理路入手,可以从新的向度上进一步把握马克思哲学的"实践"特质.     

陈亮的反理学思想和"朱陈之辩"

陈亮是南宋事功之学的著名学者,其反理学思想的形成,既继承和发展了早期事功学者的有关观点,又与自身独特的人生经历和学术发展道路密切相关.随着理论思考的不断深入,他对理学的态度也越来越激烈,最终引发与朱熹的辩论."朱陈之辩"主要围绕对"道"的理解、"王道"与"霸道"、义理与利欲、成人之道等问题展开,反映出两人在哲学观、历史观、价值观和人生观方面的理论分歧.这场辩论是事功之学和理学两种思潮尖锐对立的一个缩影,其实质是双方对社会现实看法的差异和新的历史环境下对儒学的不同改造与发挥.     

必为自家门第: 《曾巩集》佛老题文中的儒家本位

茅坤对曾巩"曾公凡为佛老氏辈题文,必为自家门第"的评论,思想渊源来自于宋儒吕祖谦编撰《宋文鉴》时与朱熹达成的有关佛老文字须得"义理之正"的共识。真德秀在《续文章正宗》中专辟"寺观"一门,亦以欧、曾之文为正宗。两部选集共同确立了曾巩"佛老题文"坚守儒家义理的范式地位。从索绪尔的"差异原则"理论来看,曾巩"佛老题文"中虽有对佛老之徒的赞誉,但其言语的"所指"实际是对儒门不振的焦虑,正如王应麟所说:"南丰所为称学佛者,将以勉吾儒也。"     

论《评史心见》史论的倾向与得失

明代郭大有所撰《评史心见》是一部评论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史论著作。这部书在方法论上有三个特色值得关注,一是撰述旨趣注重评论"可以为鉴者"与"不可以为鉴者"的史事;二是以"扶纲常、振风化"为论史目标;三是主张评史当观"时"、"势"与"天命人心"。《评史心见》中存在不少相互矛盾之处,究其原因,是作者评史时过于强调理学式的道德评价,忽视了事实评价。郭大有的史论是明代前中期正统史论的代表之一,对其研究可以增进对明代史学的深入理解。     

金履祥——元代金华朱学干城

金华朱学开创于南宋末期,兴盛于元代。金履祥(公元1232—1303年)继金华朱学的创始者何基、王柏之后,致力于传播朱熹理学,成为元代金华朱学的干城。融会四书贯穿六经金履祥的理学思想受其师王柏的影响很深。早在其受业之初,遂听从王柏关于为学之方在于“立志”、读书之目“自四书始已”的告诫,确定了治学方向,并愈来愈显示出“融会四书,贯穿六经”的治学特色。众所周知,南宋理学大师朱熹曾表彰四书,并精心加以注释,使之取代了六经的地位,成为儒家学说的权威性经典。儒家六经,自汉唐以来,曾有众多的儒学经师为之注疏,这是经学传播、发展的一大特点。而朱熹的《四书集注》,在金履祥之前尚少有人以传统的注疏方式为之疏义。金履祥首先注意到了这个事实,     

超越新文化史范式?——读《后社会史初探》

西方史学界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兴起了新文化史研究范式,并逐渐取代了旧有的社会史,成为史学研究的主流模式。米格尔·卡夫雷拉2004年推出的《后社会史初探》,结合具体的历史著述探讨了过去几十年间历史研究领域(主要是英语世界)的理论和方法发展趋势。全书共有五章,按其内在逻辑可以分为三个部分,本书专注于讨论对于历史学家来说更为直接的一些历史说明问题。     

民国时期对朱熹政治思想的研究

民国时期,朱熹政治思想得到了多个层面的深入研究.这些研究,或从政治哲学层面上,或从政策主张层面上,或从为政实践层面上,对朱熹政治思想作了全面的阐述.民国时期对于朱熹政治思想的研究,是这一时期朱子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从中国政治思想史角度的研究和阐述,以及多数学者对朱熹政治思想的正面肯定,对于全面认识朱熹思想及其历史地位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