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天津商会选举的两次风波

1918年天津商会开始正式实行正副会长、会董投票选举制度,但在首次实施“票举”后却遭遇日本驻津总领事蛮横干预会长选举的事件。天津商会反对外人干预选举的态度和行动都非常坚决,最终得以维护会长选举的独立性及其结果,并没有表现出以往所说一贯对外软弱妥协的性格特点。但是,天津商会在实施投票选举制度的过程中,也难以避免地出现其他某些问题,包括所谓选举弊案的纠纷,而且天津商会缺乏及时处理选举弊案的能力与魄力,以致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受各种因素的影响而不能很好地实施投票选举制度。     

天津出招:深化城市基层管理体制

社区建设是新形势下城市工作的主题和重心,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基础;加强社区的建设和管理将是今后牵动全局的一项工作。现在,从政府和企业分离出来的社会职能,大部分需要依托社区来承担。国有、集体企业下岗职工和城市失业人员相当一部分滞留在社区,外来人口大量涌入,城市老龄化趋势加快,这无疑使社区工作的难度越来越大。在新的形势和任务面前,必须采取“高招”改变以行政管理为主、条块分割的城市管理体制和居民委员会现行的运行机制,重新构建社区管理体制框架,充分发挥社区在城镇社会保障、发展经济、促进精神文明建设以及…     

应该留意的历史:民国时期的社会工作

王思斌教授为河北教育出版社新近重印民国时期社会工作专著和教材所做的丛书序言《走进应该留意的历史》中指出:我国社会工作教育恢复重建时直接从美国、我国香港地区引入现代社会工作理论和知识,而这些理论和知识跨越了中国社会工作被取消以后的一段历史空间……于是,中国原来的社会工作知识好像已经‘完全过时’,所以少有问津。实际     

理性的蜕变:从古希腊到近代哲学

从古希腊哲学到近代哲学是理性主义蜕变的过程,理性蜕变的实证化、抽象化、体系化促使自己走向了反面,即工具理性。后现代哲学对理性主义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对理性主义的中心化以及宏大叙事采取了拒斥。梳理古希腊哲学到近代哲学的蜕变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去理解理性主义的发展,更好地理解后现代主义的产生发展及其中心思想,更有助于理解当代马克思主义者对后现代主义的批判。     

意外的鲜味:民国时期杭州游客饮食

民国时期的杭州是为数不多的旅游目的地.以进香为目的的香客主要是来自浙北杭州、嘉兴、湖州和苏南苏州、松江、常熟的乡民,他们的饮食消费成为支撑杭州餐饮业的重要力量.杭州的旅游者在进行餐饮消费的同时还会带走大量的饮食消费品,使得杭州的饮食特产名闻遐迩.旅游饮食消费多呈现临时性,也会出现“宰客”行为.     

符号信任:消费社会的关系维持

诚信还是信任 新年伊始,"诚信"成为主流话语.银广厦事件震惊了会审业,朱镕基总理奋笔疾书"不做假账",而安达信黑幕则将诚信失落的事实再次昭告天下.最近的证券界高层不惜借股市的落寞而大手笔监管资本市场,无外乎是怀着将诚信变成制度的雄心与美好愿望.学术界,包括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伦理学家等,均以建设诚信为己任,希图从理论层面探讨如何增加社会、企业和个人的诚信.而实干家们,则立足于自身利益的算计,期望互惠性的诚信带来双赢的结局……种种讨论诚信话题的理由,无论是出于道德、制度、理论或功利的考虑,最终将诚信推向了时尚的高峰.     

儒学社会的治乱兴衰:一种精神的限制

中国传统社会的发展经历了前儒学社会和儒学社会两个发展阶段。儒学社会的主导精神是儒学精神。儒学精神可以表述为：以爱为原则、以君主秩序为目的、以伦理控制为手段等三个社会学式命题。儒学精神的内在规定性是伦理理性。儒学社会是伦理控制型社会。儒学社会的治乱兴衰一定意义上即是中国传统社会的治乱兴衰。本文试图考察儒学社会的治乱兴衰和这个社会的控制类型即伦理控制之间的相关性,即考察儒学的伦理理性及其限制     

天津:养老服务的成功探索

天津市从实际出发,坚持政策引导、政府扶持、社会兴办、市场推动,养老服务工作取得新成效。政策创制2011年4月,天津市政府下发《关于进一步发展天津市居家养老服务的意见》(津政发[2011]51号),明确了在"十二五"期间支持居家养老工作的具体措施。2011年8月,市政府出台《天津市民政服务设施布局规划(2010～2020)》(津政函[2011]102号),就养老服务设施作出布局规划,将养老服务设施建设纳入城市控制性规划,为养老服务设施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规划支撑。根据规划,到2015年,天津基本形成"973"养老服务格局,即:全市老年人口中,97%老年人居家养老,3%老年人人住养老机构养老,     

皇权与礼制:以明代服制的兴衰为中心

始于三皇五帝的中国皇权观念在春秋战固时期得到儒、法两家的理论支持,并在秦汉两代臻于完善.与以君主为政治目的的法家不同,儒家在理论上将皇权置于礼教的完整体系之内.通过一套系统的礼仪规则,儒家在维护皇权的同时,试图对皇权加以柔性的制约,明初建立的服饰制度就是这种思想的体现.这套制度在明朝前期收到了稳定统治的功效.然而,由于缺少有力的维护机制.以服制为代表的明初礼制在明中期以后就失去了约束力.明代服制的兴衰既反映了程朱以来儒家思想在制约皇权上的积极性,也反映了其固有的局限性.     

空间结构类型与街邻关系:城市社区整合的空间视角

本文基于2014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探讨社区内部空间结构差异对街邻关系的影响,构建了三类社区空间结构：社区社会空间结构、社区物理空间结构和社区生态空间结构。研究发现,社区社会空间指标中社区职业异质性水平越高,街邻关系越差;社区中本地人口比例越高,社区居民的平均社会组织活动参与率越高,街邻关系就越好;居民参与成为人口异质性负效应的补偿效应。社区物理空间指标中隔离性设施（如楼宇门禁）和社区生态空间指标中失调型生态环境污染均会降低街邻关系水平;绿地覆盖率越高,街邻关系就越好。因此,在社区整合重塑中,降低居住区环境污染程度,建设友好型的社区生态环境,积极鼓励和促进居民参加不同类型的社会组织活动,是提升居民街邻关系的重要手段。     

邻避冲突的化解:基于信任的利益平衡

污染等项目导致邻避冲突需要有效的化解之道。基于邻避冲突的群体性与个体性、排斥性与逐利性等特征,并探究其产生的信任和利益根源,应当从重建信任和平衡利益两个方面入手寻找化解冲突的根本方法。重建信任需要提供充分的信息、增强对政府的信任,利益平衡需要在考虑诸多因素之后给予充分和多样化的补偿。基于信任之上的利益平衡才能真正化解邻避冲突。     

执政兴衰的决定性因素:是否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前苏联共产党在执政期间脱离群众,政治、经济政策失误,党的作风存在严重问题,导致人民群众生活水平长期得不到提高,最终丧失了执政地位。而中国共产党执政成功,很重要的一条经验就是把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提高到保持党的先进性的高度,始终坚持人民高于一切的价值取向,使人民群众充分享受到发展的成果,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有敢于承认执政错误的勇气和改正错误的决心,始终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城市电影:关于城市的想象与记忆

城市是电影生长的土壤,同时也是电影观察、注视的对象。电影成为城市文化工业的组成部分,见证、记录了城市的成长,城市独有的多变、斑斓的空间恰好也符合电影作为时空艺术的本质需求。电影对城市的记录与想象又促成人们对生活于其间的城市的重新认识,在某种意义上,城市是经电影塑造而成的环境。     

中介的崩溃和重构:以马西留与奥卡姆的无误论之争为契机

中介的崩溃是中世纪晚期唯名论革命的产物,它在政治神哲学上具体表现为"教皇无误论"的崩溃,但是帕多瓦的马西留在解构"教皇无误论"的同时建构出"公会议无误论",由此实现了对中介概念的重构。本文试图通过比较、分析马西留和奥卡姆在中介问题上的争论,表明一方面,唯名论革命造成了中介的崩溃,这导致教皇作为上帝和信徒的中介失去了不可错的完美性,马西留和奥卡姆正是站在唯名论的立场上反驳了"教皇无误论";另一方面,马西留和奥卡姆之争揭示了唯名论的双重面向,即中介的崩溃不是唯名论革命的唯一产物,中介仍然能够在唯名论的个体性原则之上获得重新的建构。     

源于身份的隔阂:人口多样性、社会信任与犯罪

本文以2014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数据为基础，构建了一个人口多样性指数，并将其与288个城市的数据相匹配，检验了人口多样性与犯罪率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人口多样性是导致城市犯罪率上升的原因之一，且这一发现是稳健的。作用机制检验结果表明，社会信任是一个重要的中介变量，即人口多样性通过削弱社会信任水平导致犯罪率的上升。进一步，从地区制度环境和民生支出水平两个角度展开的实证检验发现，产权保护越完善、民众对法庭越有信心，政府在公共教育和社会保障上的财政支出越高，人口多样性对犯罪率的影响越弱，说明良好的制度和较高的社会福利支出具有显著的犯罪治理效应。本文的发现为城市化进程中我国各级政府的犯罪治理政策选择提供了经验证据，有助于科学把握犯罪治理的着力点。     

规范冲突与信任重建:中国有机农业的问题与实践

对安全食品的需求推动了中国有机农业的快速发展,诸多问题也随之产生。其中有三个问题特别需要重新理解和解释:首先,如何理解食品安全与粮食安全的矛盾?从有机农业生产过程、居民人均口粮消费变化及当下消费偏好来看,食品安全与粮食安全是相互补充、相互加强的关系,应将食品安全纳入到"大粮食安全"概念中去,像抓粮食安全那样抓食品安全工作。其次,如何解释有机农业生产上以假乱真、以次充好和销售上"真"与"假"的反差现象?在政府、市场、社会失灵解释之外,表现在生产、消费、销售准则层面的工业社会的标准和规范与有机农业的原则和价值间的矛盾、冲突,才是更为根本的内因。最后,如何重建有机食物信任?以生产者对消费者的有机种植知识传递机制和消费者对生产者知识传递的评判机制为核心,形成以种植为中心的有机食物信任重建过程,进而对中国现有四种有机食物信任建构方式形成拓展和补充。     

差序格局下的宗教信仰和信任——基于中国十城市的经验数据

目前学界对宗教与信任关系的研究尚未达成一致意见。基于中国10个城市的调查数据,本研究分析了宗教信仰对社会化信任、一般化信任和差序格局结构中不同半径群体信任的影响。研究发现,1.宗教对信任尤其是社会化信任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2.宗教对信任的影响随着差序格局半径的增加而增加;3.宗教对信任的作用机制主要是信仰效应而非组织效应,此发现部分解释了宗教与信任关系研究结论的矛盾性。     

城市经济规模对社会信任的影响——基于地图APP数据的实证分析

相关研究认为,地区内部居民的平均信任水平与地区的经济结构特征密切相关.来自《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个体数据显示,城市间居民的平均社会信任度存在明显差异.OLS回归发现,城市的经济规模与居民平均信任度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为了克服OLS模型的内生性,使用各城市与省会、北京及上海间公路的通行距离作为城市经济规模的工具变量进一步分析,结果显示负相关关系仍然存在.产生相关性的经济机制在于经济规模较大的城市中通常聚集了具有不同历史或文化背景的群体,而不完全信息下的动态信任博弈会增加群体间产生误解的概率,并进而降低了相互间的信任程度.为提高社会信任水平,政策制定者应以降低群体间发生误解的概率为主要政策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