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语言形式角度看旧诗与新诗的本质区别——由废名诗论谈起

废名在1930年代指出:旧诗注重语言形式的定型化,内容如何不是关键;新诗不注重语言形式的定型化,内容如何才是关键.今天看来,这份见解自有道理,其不足则是将语言形式和内容彻底分开.其实,两者原是一体共生的,旧诗语言形式的定型化,必然给内容范围造成约束;新诗语言形式的非定型化,必然给内容范围带来解放,使之趋于无限.这才是旧诗与新诗的本质区别.     

新旧诗之争中的格律与语调问题——叶公超的现代格律诗理论

叶公超的现代格律诗理论,从区分新诗与旧诗二者的“根本差别”入手解决新旧诗之争中的对立问题.叶公超强调新旧诗是用并不相同的“语言”(即白话,语体)与“文言”写成的,有各自不同的节奏与语调.叶公超认为旧诗的语调是“吟唱的语调”,新诗的语调则是“说话的语调”.叶公超以“音组”为基础提出了关于新诗格律的基本主张.叶公超的独创性,在于他从对现代诗“说话的节奏”这一特点的阐发中,发见中国新诗与旧诗的基本出发点的不同,并为中国新诗界定了不同于旧诗的“表现思想”的特质.     

关于新诗和旧诗的创作问题

新体和旧体只是艺术形式问题 ,一种新的诗体出现并不意味着原有的诗体消亡 ,在一个长时期内仍将并存并荣。“五四”开创的新体诗当前仍处于实践、探索阶段 ,在继承民族优良传统的基础上革新、吸取中外艺术精华、创作新时代的诗篇 ,是现代诗发展的方向     

缱绻与决绝:五四新文学家的"新诗"与"旧诗"

五四时期的"新诗"与"旧诗"不是一个纯文学的分界,而是一个道德性的判别.在"文/白"、"死/活"、"善/恶"的五四式的论辩框架中,新诗与旧诗发生了功能性分离:新诗被抬进了面向公众启蒙的文化广场,旧诗则退隐为表达私人情趣的精神自留地,现代知识者自觉的启蒙责任感与传统的文人情趣构成了一种对峙的和谐.而正是在五四新文学家对于新诗与旧诗分流又越界、缱绻与决绝的暧昧态度中,演绎着"新与旧"、"常与变"的复杂精神样态.     

百年来的“新诗”与“旧诗”问题平议

1917年,胡适提出“白话诗”这个新名词,用以革“文言诗词”的命;旋即又将写得自然的“白话诗”标举为“新诗”,将所有文言诗称之为“旧诗”,并将两者认定为革命与被革命的关系。在当时的潮流中,这种关系又很快与思想上乃至政治上的革命与被革命扭合在一起,以致百年来诗歌史的书写,大都是不分何人、何时,用何思想、何形式写的白话诗都认作是“新诗”,而将所有文言诗,几乎不分青红皂白地都视为“旧诗”。期间,一些有识之士已开始不愿接受给白话诗与文言诗戴上带有价值判断的“新”与“旧”的帽子,且坚持写文言诗。特别是近40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陆续提出要给现代的“旧诗”与“新诗”正名。回头看,现代“新”“旧”诗的提法,并不符合现代诗歌发展的历史真实,其理论基础是并不科学的进化论,而且对当前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诗歌极易产生不良的影响,故亟须通过认清百年来的“白话诗”与“文言诗”的共存、共济、共荣的历史事实,为“新诗”与“旧诗”正名,对中国百年的诗歌史进行实事求是的书写。     

新诗诗体学的历史、现实与未来——兼论新诗诗体学的构建策略

一、新诗诗体学建设的历史回顾在新诗史上,诗人的秩序与自由及文体自觉与文体创造、诗体的破坏与建设及诗体的自由化与格律化等矛盾尖锐,一直存在新诗是否需要诗体,特别是定型诗体的"诗体之争",即自由诗派与格律诗派之争。"中国新诗将近80年的艺     

新旧之争中的诗歌立场——陈三立的诗歌新旧观论

近代新旧之争中,陈三立在政治、文化、诗歌上都持保守主义的立场:对于传统,有着强烈的依恋感,强调变动中的历史延续性和渐进性.不过他也不因此盲目维护传统,而是表现出近代理性区分意识.这一立场落实于诗歌上,他对新诗的崛起甚表忧虑,却决无排斥新诗的意图.相反,在新诗与旧诗的结合上,进行了积极而有意义的探索,对新文学革命与建设有很大的启示作用.     

论废名诗评中的“自然”

在废名的诗歌批评中,"自然"是评判作品优劣的一个意蕴丰富而又极其重要的概念。它以诗歌合于艺术规范而又不显出人工斧凿痕迹的"自然而然"为核心,同时又包含了对诗人心灵世界的真切表现,诗歌创作的"天真"、"有趣",朴质清新的艺术风格,艺术表现形式的"自然而然"等不同层面的意义指向。废名笔下的"自然"既与传统重要审美范畴"自然"内蕴相承接,也联系着现代诗学的审美价值取向,同时又折射出废名极具个性化的审美趣味和批评眼光。     

漫议旧体诗、新诗的继承与革新问题

在中国现代诗歌发展史上,毛泽东同志《关于诗的一封信》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他说的“旧诗可以写一些”,既说明“旧诗”体裁的形成是由汉语的本质特征决定的,也说明旧诗写作的“底线”在于“为人民服务”。因此,旧诗的革新须以新的题材、新的精炼语言、新的思想感情容纳在诗的“旧体”里,新诗的体式探索也当吸收诗的传统形式中一些最基本的要素,新旧体诗都须从内容到形式上力求完美,以此来反映壮丽的时代和人民的创造精神。     

现代“自我”的产生与五四新诗的文类策略和形式逻辑

作为一种现代文类,五四新诗的发生,与现代中国主体“自我”的起源密切相关.新诗的情感政治面向对五四时期的苦闷“自我”构成了强烈的表达吸引,语言、风景等认识装置的引入也为“内面自我”的发现提供可能.五四新诗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借助于一种综合的形式风格,生产出了一种社会化的自我形象.并且,经历长诗小诗的形式辩证,一种“曲折”“深刻”的主体自我也被生产出来.这种能动性的自我又进一步投入到五四社会改造的具体实践中.     

论中国新诗中的“梦幻者”视角

在城市文化为主导的时代,一些诗人选择以“梦幻者”视角深入文化语境,对日常生活和个人情思进行变形化的渲染与再现,使主体的精神体验和存在意识得以澄明.具备顿悟、超验、所指不确定性的“梦幻”思维本身,正切近了诗歌“重感性、重想象”的文体特征,诗人选择这一视角,既能显露出他们对日常生活场景进行重塑的愿望,也折射出其个性化的诗维运思.     

20世纪中国新诗中的城市抒写

20世纪中国城市发展对文学特别是诗歌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其中,"现代"转换是最重要的影响之一。除了诗人精神状态发生"现代"转换之外,中国新诗自身同样离不开物质状态的"现代"转换。在这种转换过程中,城市文化对其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并为新诗打上浓重的底色。在现代派诗人和九叶派诗人笔下,新诗的城市抒写第一次得到集中的呈现;新时期以来,这种抒写模式不断向文化、生存以及语言敞开,呈现出更为开放的对话姿态。     

从企业所有人角度浅析会计报表披露新发展

会计信息从诞生之日起,经历了许多的变化,从最初的只有很少几个项目如现金资产,到现在,一个大型企业的报表项目长达几十项,最重要的原因是经济环境发生了根本的改变。进入21世纪,世界经济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随之而来的对会计信息的要求也发生了变化;随着国际化、专业化在投资人品格上的变化以及公司职工和社会政府日益关心会计信息,披露内容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本文着重讨论了会计信息披露内容上的发展。     

破“旧”立“新”:论胡适的新诗对称形式实验

胡适的《尝试集》作为中国新诗史上的经典诗集之一,其中的对称形式呈现出鲜明的新旧过渡痕迹,反映了胡适在新诗初创期的一系列对称形式实验。在尝试之初,胡适无意识地沿用了古典汉诗以整齐一律为主导的对称形式,影响及延滞了新诗的现代性建构。在此情况下,胡适以破坏为建设之前提,大胆破除了传统诗歌对称形式的束缚,推动了新诗对称观念与审美倾向的转变。与此同时,胡适也有意借鉴西方诗歌中自由多样的对称形式,并主动吸纳以双声叠韵为代表的传统诗歌对称形式。胡适一系列破"旧"立"新"的对称形式实验,为新诗对称艺术的自由探索开辟了道路。     

1920年代初中国新诗中的“西方”

1920年前后的中国新诗,在发抒文化新人的个体情感与家国情怀的同时,表现了诗人对西方世界的中国式观察、理解与想象,西方以不同的方式、姿态与面貌出现在许多诗作中,或破败凄凉,或冷漠无情,或友善阳光,或浪漫自由。多数诗中的西方具有本体形象性和展示性;但有些诗中的西方则仅是诗人言咏的引子,到场而无形。纵向而言,那一时期新诗中的西方经历了一个由主观感受型向具体客观型转换,由冷漠、灰暗到友善、斑斓的形象演绎过程。作为异质元素存在,西方不仅彰显了诗人们的现代世界观念,而且为中国诗歌发展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辩证批评视野中的形式探索——詹姆逊的“内在形式”说评析

在西方文艺理论发展史上,亚里士多德强调了形式的动态性,黑格尔强调了内容对形式的渗透,经典马克思主义文论强调了内容的重要性和形式的表达作用,多数现代文论派别极端地强调了形式的作用,西方马克思主义强调了形式的反抗异化的功能.詹姆逊在对文艺形式(特别是现代主义以来的文艺形式)研究的基础上,继承了西方文艺理论在形式研究中的得失,提出了"内在形式"说.他同时关注内容和形式,摆脱了研究的偏颇,对形式问题做出了富有新意的阐发.     

历史中的普遍与特殊:基于内容与形式的分析

对历史中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研究,可以从内容与形式两个层面展开。在内容层,即主体对于客体的确证与认同之中,侧重分析客体或事实被界定为普遍抑或特殊之属性的依据与根源,它也是历史客观性的根源所在;在形式层,即涉及历史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确证过程"中,侧重分析时间、空间与个人生命相结合构成的历史性因素及其疏离普遍性的方式,以及在非历史的理性与历史直观/顿悟之间历史理性的运作。只有历史理性这种特殊的普遍才具有真正历史的力量。因为它是历史的,对理性有限性的认识,使得人们不至于膜拜理性而对特殊和差异采取一种压制的态度,进而,它作为具有历史性的理性,经由它构成的历史叙事更易于否弃历史决定论,不会将历史变成一种不可摆脱的负担或运作强制性权力的工具与说辞;因为它是理性的,我们才能够借助历史建构起一个交流与实践的平台,并在其上进行合作、达成共识,追求普遍意义或普世价值。     

为实现年鉴工作新目标而努力

《陕西年鉴》近年来紧紧围绕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局，坚持正确的办鉴方向，努力打造精品年鉴，为实现年鉴工作新目标努力探索，在形式和内容上都有了新的突破。概括起来，具有以下特点：     

大国治理中的国家结构形式选择--基于封建与郡县之争的考察

围绕着“封建”与“郡县”所进行的制度选择、政治争论和观点碰撞是中国历朝历代的一个热点政治课题。在广泛收集史料的基础上,借鉴现代政治学的视野可以发现：中国历史上的封建与郡县之争,既非儒法之争,也非分权之争,而是两种国家结构形式之争,根本目的都是为皇权的实现寻找恰当的途径和手段。二者不是彼此分离的,在政治实践中,封建与郡县往往是有机融合在一起,藉以寻求国家统一与地方活力之间的合理平衡。     

论“新子学”的内涵、理念与构架

"新子学"是一个崭新的概念,它是从新的学科体系背景下运用新的知识理念与方法研究"旧子学"存留内容的学术。它在维护学术独立性和自由性的前提下,整合贯通不同学科,消除各学科的相对局限性,并以此在忠实于"旧子学"留存文本的基础上,对其进行全新的整理和阐释。"新子学"的工作构架应该是由文本基础、学科协同、团队组建、人员分工、成果发布、质量判定等模块组成,是一个具有良性生命活力的动态系统。它的内容架构应该是以儒、道、佛三家的全部文献的汇总、整理为主要部分,同时整合其他子部学术,并以此为基础实现其自身的完整性、系统性、统一性和权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