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古代大陆移民与倭国的内政外交

在倭国的内政与外交的舞台上,日本古代大陆移民留下了活跃的身影。他们利用自身在生产技术与文字文化上的优势,为倭人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倭王统治的确立与巩固以及倭国融入古代东亚国际社会等方面,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研究日本古代大陆移民与倭国的内政外交之间的关系,是理解古代东亚国际社会人员交流以及日本古代国家形成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     

从"口喃耳语"到"抵掌剧谈"——晚明专制政治的松动与早期人文主义

晚明政治在传统史学观念中是声名狼藉的,但晚明时代又是中国早期人文主义形成发展的重要时期.晚明的人文主义发展当然与社会的发展有着极重要的联系,而晚明政治实际上为人文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空间.事实上,晚明的时代,人们在经济生活发生改变的同时,政治生活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人们开始可以在追求生活享受的同时,也少有顾忌地发表个人的政治主张.晚明时代的早期人文主义思想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传统专制主义的批判,一是对传统文化精华的继承.言论的大胆.是政治宽松的表现.明朝虽然主体上仍处于君主专制政体下,但到明中叶以后社会控制与明初已迥然不同,与其后的清代更有着天壤之别.因此,晚明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乃是一个划时代的时期.     

正统史论的深入发展与异端史论的孕育——论明代正统至弘治时期的史论

明代史论的价值由否定转向肯定是明代史学研究的成果之一。总体上看,明代史论呈现出阶段性的发展特征,其中,在明正统至弘治这一重要发展时期内,正统史论得到充实与发展,成为主流的社会思想;并且,还大致形成了正统史观、求实性史论和反思性史论三种思想倾向。由于社会危机的出现,正统史论内部也孕育着某些新异的变化,即明代后期出现的异端史论。     

知识分子过剩与社会价值裂变——晚明性灵文学思想诞生新论

晚明性灵文学思想的产生,是各种文学与非文学因素的相互作用的结果,但最根本的原因则是知识分子的过剩.所谓知识分子过剩,是指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生产与消化机制之间严重失衡而导致知识分子"供过于求"的一种社会症结.明代总体上是强调文治的国家,知识分子过剩一直比较凸出,而晚明时期尤甚,这就必然促成知识分子从内部产生分裂,导致一部分知识分子身份民间化、立言职业化和思想去中心化,逐渐偏离国家生产知识分子的社会目标和文化动机,从而刺激包括文学艺术在内的非制度性上层建筑产生巨大裂变.     

明代"隆庆开放"与海上贸易发展

隆庆元年(1567年),明朝政府在福建漳州月港开放海禁,厉行二百年之久的海禁政策终于被打破.这次开海史称"隆庆开放".隆庆开放是明政府接受嘉靖年问"倭患"教训的直接结果.它突破了朝贡贸易的局限,促进了民间私人贸易的繁盛,大大推进了中国与国际市场的联系,促使晚明中国白银货币化的最终完成.它在中国古代经济史和对外贸易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对中国乃至世界经济发展都起到一定的影响.     

"日本"国名由来与民族意识觉醒

现代所谓日本在唐朝以前还是一个被称为"倭"的国家,从"倭"更名为"日本"表面上只是国号的变动,实则背后蕴含着重大的理由--日本开始寻求与中国对等的国际地位.结合公元7至8世纪的一系列历史事件不难看出,看似单纯的"正名"却标志了日本民族意识的觉醒.从这点上讲,"日本"国号的出现与明治维新以来近代国家意识在日本的萌芽有着等量齐观的重大意义.     

传说、风水与一个多民族宗族的生成——柳州“计氏豢龙传”故事的演化及社会过程

本文以广西柳州著名的“计氏豢龙传”故事的演化为线索,讨论了明清以来一个居于“内地边疆”地区的家族之变迁。通过正史、地方志、碑刻、族谱等各类史料,梳理出柳州计氏家族通过科举从一个地方土司家族上升为书香门第,在遭遇危机时编制家族叙事与再造风水以重振家声,最终生成一个多民族宗族的过程。在此基础上,王朝国家缔造的地方社会空间为家族与宗族这类社会主体提供了能动性的活动场域,而宗族所推动的社会各阶层和族群间的沟通与互动又促进了“内地边疆”地区纳入国家体系的进程。     

《器形、纹饰与晚明社会生活——以景德镇瓷器为中心的考察》读后

<正>肖丰先生的《器形、纹饰与晚明社会生活——以景德镇瓷器为中心的考察》一书,共分四章,以景德镇瓷器为着眼点,结合文献材料,分别从政策制度、瓷器器形、纹饰、铭文及款识四个方面进行考察论证,从社会史视角、结合多学科研究方法解读晚明社会生活的变迁。其中,第一部分着重探讨明王朝的相关国家政策、器用制度以及皇室需求对景德镇瓷器生产的影响。第二部分以晚明景德镇瓷器的器型为考察对象,以“瓷质化”的器用需求为主要的考察线索,探讨晚明社会各阶层的心理需求,揭示晚明社会所处的时代背景以及景德镇     

"合力式家庭城市化"的过程和影响研究 ——基于68个第一代农民工家庭的分析

来自家庭层面的微观数据分析发现,农民会根据家庭结构和其他家庭因素的变化,灵活地采用夫妻分工、代际分工和混合分工等多种分工形式,保证家庭成员弹性地选择进城还是回乡,因而农民进城的动态过程呈现出"合力式家庭城市化"的特征。家庭分工、城乡联结和资源积累等三大机制是"合力式家庭城市化"的内在结构,这种渐进式城市化道路充分地反映了农民的家庭理性,它兼具发展性和稳定性的经济和社会功能。"合力式家庭城市化"揭示了涓涓细流的家庭城市化汇聚成波澜壮阔的中国城市化的过程,深化和修正了对"半城市化"的认识,对于制定与城乡发展相关的政策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关于晚明城市民变的几点思考

近年来,晚明史的研究越发热闹起来了,晚明社会的转型成了众多学者喜好凑热闹的地方,但晚明社会大变迁,扑朔迷离,其起点究竟在何处,不同学者的研究视阈不同,往往所强调的重点也是不同的。本期刊发的这组专题讨论文章,尝试着从中晚明政治变动与社会转型的关系入手,从晚明社会转型出现的问题,倒推出国家管理缺失与权力异化的政治原因,而晚明国家管理缺失与权力异化又与明代从嘉靖到万历时的政治变动密切相关,这个变动又可以直追到嘉靖初政局与人事的变动。探究晚明史还有其他的路径,我们也期待着学者们对此问题进行多角度的探讨。     

是研究家庭问题的时候了

美国的社会危机在社会变化、经济不稳和道德混乱的狂飚袭击下,美国的家庭开始反击了.八十年代初,千百万美国人在认真探索支撑家庭生活和对付影响家庭习惯的巨大变化的办法.人们大声疾呼:"家庭破裂了!""家庭瓦解了!""家庭出现了危机!"美国儿童、青年、家庭行政管理专员J. 卡尔霍恩说他从未见过人们象现在这样关心家庭问题.根据最近的民意测验,广大的美国人认为家庭问题是他们生活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91%的人想往过去的"传统家庭体制".     

论侨易视域中的《金瓶梅词话》与晚明江南士风

《金瓶梅词话》的创作、抄刻与晚明江南士风有非常深密的关系,将二者放置在侨易视域中考察会有一些新发现。所谓"侨易"即因"侨"而致"易",强调精神或物质在位移中发生交感、质变。由此观之,《金瓶梅词话》的创作是晚明一个很典型的侨易事件,它侨用《水浒传》、《西厢记》、话本小说、日用类书、史书及其他各种文字材料,交感易变为"通大道"的艺术杰构;抄书—刻书与嗜酒—好色是晚明江南文人生活的重要内容,抄刻《金瓶梅词话》满足了他们的实际生活需要;江南文人在晚明突破"穷"—"达"二元框范形成的求"通"之士风乃是《金瓶梅词话》侨易事件生成的深层原因。因此,《金瓶梅词话》承载着晚明文人趋新求奇、追求自由等与近代接轨的精神密码,而现当代的"金学"热正导源于此。     

紫柏大师与冯梦祯

冯梦祯是晚明政坛上一名有气节、敢于直言犯谏的官吏,也是佛教信仰强烈的诗人居士。他与晚明佛教四大师之一的紫柏真可结下深厚情谊,一贯支持紫柏的弘法事业。在《嘉兴藏》的刊印与楞严寺的兴复上,冯梦祯热忱参与,鼎力相助,起了重要推动作用。二人气质相近,正直刚毅,在禅宗修持理念上,持有相似观点,所以能够坦诚相见,休戚与共,为晚明佛教的振兴做出了可贵贡献。     

关于晚明竞奢风气的一点看法

晚明是一个竞奢时代,其竞奢之风有一个渐进的过程,并与晚明商品化生产发展相始终。明代奢靡之风肇始于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商品经济的发展、财富的增加与"乡里人民"经济状况的改善,给人民的生活享受提供了条件,明代社会风气随之发生变化。从成化到正德的数十年间,是明朝士大夫们最感优异的时代,无论是政治生活还是物质与文化生活都十分惬意,随之社会生活中奢靡之风逐渐兴起并发展起来。其实明朝中叶以后,人们不断批评奢靡,但几乎所有人又都在享受奢靡,似乎批评奢靡成为一种不可少的程式,而并非一定要去改变这种现象。这也是晚明奢靡风气不可改变的重要原因。     

李成梁家世源流考

李成梁的高祖李英,在明初自朝鲜内附,族属为女真族。李成梁家族是晚明辽东军事望族。李成梁威镇辽东三十年,其家族影响辽东五十年。随着大明帝国的衰亡,李氏家族走向衰落。李在家世流变上,李成梁这一支,呈现出源出朝鲜而又流入朝鲜的特点。     

现代性与他者

现代性的他者是人为理性秩序的他者;作为人为理性秩序的对立面,他者既呈现出否定性的价值,也蕴涵着一种肯定性的意义和积极的潜能;在现代社会思想、社会理论中,在将"现代性"于总体倾向上当作一种可欲的价值目标和将它首先看作是一种值得反思的经验性"问题"之间,曾有过几度变奏,与此相应,对他者意义的认识也几经变化;对现代性危机的当代反思或将导致"虚假现代性"的终结,带来"真正的解放现代性"的扬帆起航,而解放的现代性则将带来他者的解放.     

陈龙正:晚明士绅社会生活的一个侧面

嘉善乡宦陈龙正是活跃于晚明中央政府与地方社会的一位十分重要的人物,他的言论活动对当时有着相当的影响力,尤其是在江南地区.陈龙正在其闲居或退职期间,江南社会正经历着多方面的变动.作为地方上具有领袖地位的士绅,陈龙正在明末大灾与救荒举措、弭盗与地方防护和慈善事业的发展等方面,都有着非凡的建树.这对于探索江南地区历经多种变动或动荡而仍能持续发展的原因,是一个关键.因为即使就整个明清时期来讲,士绅们早已构成了整个江南地方社会的中坚,地方力量的强大更是其他地方所无法比拟的,所以对陈龙正这样一位特殊人物在晚明的社会生活的剖析,为了解当时变动社会情势下士绅阶层的动向,提供了有益的参照.     

明清地方与国家视域中的“海洋”

在古代中国历史上,"海洋"抑或海上活动在国家与地方社会的视域内从未一致过,尽管其紧张关系中也存在着妥协和平衡。明清时代,内陆立国的帝制政权出于防卫、社会安全和结构、体制稳定的需要,在海洋政策上采取了保守的国策,但于具体战略上却多有变更,并且时而出现松弛和失控的情形,从而与源于经济、市场动因的地方要求出现了错综复杂的博弈关系,这种紧张在江南等东南沿海地区表现得特别显著。明中期的倭患突现了明初海禁政策的痼疾,而明后期的弛禁甚乃放任主义主要是迫于来自地方利益的顽韧要求,于是与地方出现了某种调试和交集,从而有利于中国尤其是东南沿海的经济楔入开始连为一体的世界市场链条。但清代强有力的国家控制,在强化法定海上贸易与沿海、近海生产、航行活动的范畴内,有效地限制了"海洋"的空间,达到了内陆帝国思维内最为理想的格局,但却由于外部世界的骤变,也即近代世界资本主义的全球性扩张和占领,终于在19世纪中叶开始了包括海洋政策在内的帝国体系的崩溃。     

从民利到国权:论1904-1909年的潮汕铁路风波

1904-1909年间,在开办潮汕铁路的过程中,铁路公司与地方社会在铁路路线、购地价格、公司股权等问题上持续发生冲突,地方社会各阶层先是以"民利"为武器、后是以"国权"为号召,与外来力量进行抗争,在抗争的过程中逐步构建新的"乡土-国家"关系;一系列冲突的发生、发展和结果,展示了晚清潮汕地域社会变迁的画面.     

晚明东林学派与无善无恶说之争

晚明是中国历史、同时也是中国思想史上一个天崩地坼的大裂变时期,由于传统程朱理学的僵化、王学的分化,以及古学复兴的曙光、西学输入的新潮等,整个社会生活及思想观念呈一片混乱无序而又异彩纷呈的局面。其间“以朱为宗”、力倡性善的东林学派与王学末流、尤其是无善无恶说之间的论辩无疑乃是晚明思想界的一大公案,对其所由以论辩的原由、其论辩的实质等作一个梳理,乃是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把握晚明社会及其思想状况的一把钥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