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施米特的政治神学

近年来,在施米特研究领域出现了一种神学化转向,认为施米特政治理论的根本基础在于其基督教信仰。针对这种神学化解读方案,需要全面梳理和分析施米特政治神学概念的意义,从概念上为深入理解和讨论施米特的政治理论奠定基础。所以考察施米特对政治神学概念的使用、政治神学与世俗化问题、政治神学与主权决断、政治神学与政治概念以及后人对施米特政治神学概念的借鉴和批评,澄清对神学化的误读。施米特的政治概念依然是其政治理论的核心。     

在现实政治与理想政治之间——透过施米特政治哲学看马克思哲学的当代价值

施米特政治哲学在西方是颇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这缘于他对政治的独立理解,即敌友划分的现实主义政治理解,并以这种极端现实化的政治理解来挑战马克思的理想政治制度.回应来自施米特的挑战和深入阐发马克思的政治思想,可以看到马克思政治思想所具有的极为重要的当代价值,即在现实政治与理想政治之间,寻找和构建更符合人性的社会政治制度.     

并不可靠的“合法性”——试论卡尔·施米特合法性理论的限度

施米特是魏玛德国宪政危机时期最重要的法学家之一。他不是魏玛宪政的敌人，而是其积极的捍卫者。施米特基于合法与合法性的辨析，回应了20世纪30年代魏玛德国的宪政危机。不过，施米特捍卫魏玛宪政的理路亦存在问题。1933年后施米特一时投靠纳粹政权，进而阐发一种不无纳粹色彩的新法理学，这与施米特自1920年代以来对宪政与民主合法性的基本理解相一致，也暴露出施米特合法性理论本身的限度。法律实证主义的合法观念固然僵化，施米特的合法性理论亦不可靠。     

列奥·施特劳斯政治哲学视域中的哲学观念

列奥.施特劳斯视古典意义上的政治哲学为真正的第一哲学,认为哲学与政治、哲人与民众之间的冲突具有永恒的性质,因而终其一生始终专注于上帝和政治问题,或者说神学-政治问题。这种关注,源自于施特劳斯对自身历史处境的领会,如果说“政治哲学的转向”、“解释学上的坦诚”与“隐微和显白的写作技巧”一同构成了施特劳斯对以实证主义和生存主义(激进历史主义)为代表的现代性“智识力量”最深刻的回应的话,那么“两层洞穴说”则鲜明地代表着施特劳斯的“政治哲学”与整个现代传统背道而驰的深刻意图:现代启蒙理性的传统试图将人从偏见、迷信和宗教引导到“哲学”的“真理或光明世界”,而施特劳斯的首要目标则在于重新把人由所谓的“真理和光明世界”引回到“意见和偏见”的世界,引回到源初性的现实的政治世界。由此而形成的是一种融“什么是正当”和“为什么要哲学”为一体的哲学观念和哲学史视域。     

现代性批判之“异常思”:施特劳斯论马克思

施特劳斯对西方现代性的激烈批判把他和马克思联系在一起.但施特劳斯对西方现代性危机的本质和根源有着完全不同于马克思的理解,他认为,西方现代性危机的本质是现代政治哲学的危机,拯救危机的出路是回归古典政治哲学.由此出发,导致了施特劳斯对马克思学说的批判的否定性理解,即:在其对现代性危机之最深根源的复杂反思中,施特劳斯实际上把马克思看成是现代政治哲学的顶点,他隐微地始终在同马克思进行论战,具体体现在历史、自由和哲学这三个概念上.     

论浪漫主义政治哲学的形而上学原则

施米特对浪漫主义政治哲学的关注颇具理论深刻性,其观点也是对现代资产阶级政治痼疾的诊断:这种政治是一个反政治或“政治不成熟”的政治,缺乏决断和机缘论是其关键所在。而真正的政治与浪漫主义的审美本质相冲突。施米特作品中的“好战”标志,是他否认政治的浪漫主义、形而上学、道德或经济能够成为真正政治的标准。因此,在施米特与马克思之间的一致性仅仅在于涉及到他们共同否定的东西方面,如何通过读施米特走向马克思显然是个重要且繁难的问题。     

列奥·施特劳斯的奥林匹亚式解读——《霍布斯的政治哲学》中的权利、自我保存与法律

《霍布斯的政治哲学》是施特劳斯早期的重要著作。权利、自我保存与法律是施特劳斯解读霍布斯政治哲学的核心概念。施特劳斯将霍布斯的权利解读为主观的主张权,将霍布斯自然欲望与自然理性这两条人性公理还原为虚荣和自我保存,并认定霍布斯的法律根本上是主观的并且是基于意志的。这些解读在今天看来都是错误的,并且错的十分离谱。施特劳斯对霍布斯的解读不是基于文本,而是意图从霍布斯的政治哲学中确认一个宏观理论,即古代政治哲学与现代政治哲学分野的一般理论。     

从“敌对”走向“争胜”——查特尔·墨菲对“理性共识”民主模式的批判

"后马克思主义者"墨菲一方面借助施米特揭示了遮蔽"政治性"的政治自由主义的内在缺陷;另一方面,又与施米特的"民主需要一种同质性的人民的存在"这一观点保持距离,认为其排除多元主义易于走向极权。在上述批判之后,墨菲将施米特的"我们/他们"之间的关系改写为一种"争胜"的模式,这样一来,她试图在施米特与自由主义之间寻找另类的民主模式。但是,这一模式的实践可能性需要创造新霸权的主体,对此,墨菲却将民主的实现目的误认为前提进行了"颠倒"性的思考,从而走入死胡同。     

现代性的命运——施特劳斯论卢梭

施特劳斯的思想史研究是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的重要范式之一,他的学说在引进大陆后造成了显著的影响.本文试图以施特劳斯对卢梭的解读为例,勾勒出施特劳斯眼中的卢梭的思想肖像与思想史定位,进而体现施特劳斯思想史研究中的风格与方法,展现施特劳斯对现代性的深刻剖析.最后认为,施特劳斯在古今之间保持了现代取向,他的思想史研究的价值在于为我们展现了现代性之外的另一种可能.     

施特劳斯与“古今之争”:一个文献述评

政治哲学领域中的"古今之争",是关于古典政治哲学、政治实践与现代政治哲学、政治实践之间孰优孰劣的争论。目前国内外有关施特劳斯与政治哲学的"古今之争"问题的研究,主要有三种视角,但总体来看,这些研究仍存在着三方面的缺陷,即:忽视了施特劳斯重提"古今之争"的学术环境、忽视了施特劳斯理论的现实关怀、忽视了对其思想渊源的深度考察。     

施特劳斯的文明理想：美国式自由民主抑或古典精英主义

在施特劳斯的视阈中,古典政治哲学也是一种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古典政治哲学由于认识到了自然正当的界限而避免了虚无主义的--r~g,现代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则因对主体性和个体权利的过度强调而可能导向虚无主义。施特劳斯的文明理想是一种“普世皆贵族”式的、以对自然正当的遵循和敬畏为基础的文明理想。对于这种理想图景的实现,施特劳斯寄希望于“自由教育”,但实际上,“自由教育”能否有助于其理想图景的实现,还要取决于哲学的可教性等诸多因素的限制。     

大革命与现代政治的正当性:施米特与阿伦特的竞争性阐释

施米特与阿伦特对于现代政治正当性问题有着不同的论述,他们共同面对的难题是民主革命奠基政权的正当性悖论。对此,施米特以“主权决断论”提出了一种人民民主专政的论证,而阿伦特则建构了一种“政治行动论”的论证。阿伦特的论述较之施米特的理论对现代性条件具有更为敏感与切实的把握,对当代民主理论的发展也具有更为丰富的启示。     

自由何为

自由是当代政治哲学的核心概念,它在不同的思想家那里具有不同的内涵。汉娜·阿伦特通过思想史的研究,指出自由概念在古希腊城邦国家时期是与政治公共领域内在关联的,而自由是城邦国家与公共领域的内在构成基质。然而,随着城邦政治公共领域的消失,自由从外在政治领域移到了内在意志领域,从意志自由生发出来的现代政治自由概念,已经变型。施米特的政治概念、现代自由主义的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概念都可以从这种意义上来理解。     

试论施米特政治理论的基本逻辑

卡尔·施米特是20世纪德国最重要的政治理论家之一.他从敌人与朋友的界分来理解政治的概念,并提出了一种关注紧急状态的主权决断论.作为一名反自由主义斗士,施米特继承了西方政治思想史上由梅斯特尔、柯特斯等人所代表的极端保守主义的理论传统,堪称战后欧洲保守思潮的杰出代表.     

犹太人问题与现代性批判——从卡尔·马克思到列奥·施特劳斯

施特劳斯的问题意识是在德国魏玛时期形成的.作为一个生长在"神学-政治"危机中的德国犹太人,施特劳斯从清理当代犹太人问题诸种解决方案入手,在批判自由主义同化方案和犹太复国主义方案的过程中,对现代的启蒙事件做了哲学上的深入剖析,从而开辟了一条柏拉图式政治哲学研究路向.犹太人问题是施特劳斯学术研究的隐秘起点和重要线索,为我们理解现代性问题提供了一条有效路径,同时也对我们梳理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西方文明的关系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从布鲁姆对罗尔斯的误解看施特劳斯学派政治哲学及其中国变体

罗尔斯政治建构主义的正义理论受到以布鲁姆为代表的施特劳斯古典学派的强烈批判。这一批判是建立在对罗尔斯政治哲学的误解与敌意的基础之上的。对布鲁姆的重新审视有助于廓清施特劳斯学派政治哲学的特质。而汉语学界的施特劳斯学派则进一步歪曲了施派的基本立场，抛弃了施派政治哲学仅有的合理内核，并将其中不合时宜的部分推向极致。因此，施派以及中国施派的政治哲学主张在政治实践上是荒谬和危险的。     

政治性与政治:后原教旨主义的政治视野——以穆芙和巴迪欧为例

尽管政治性与政治的区分已经在西方左翼政治思想家那里得到了比较广泛的认可,但这些思想家使用这两个概念时,因其各自的思想而迥异.本文将这一对区分的渊源追溯到卡尔·施米特那里,并从一种后原教旨主义的角度对政治性和政治的区分进行政治解读,尤其是以两个重要的左翼思想家--穆芙和巴迪欧--作为例子,详尽分析隐藏在政治性和政治区分背后的左翼路径选择的差异.     

从“资本的逻辑”到“决断的逻辑”——以施米特与凯尔森的分歧为视角

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切入,构造了“资本”这个“特殊对象的特殊逻辑”;施米特从政治危机切入,构造了一种区别于凯尔森“纯粹规范论”的“主权决断论”。施米特深刻地揭示了“决断”这一似乎是完全空洞的概念在政治生活中的核心地位,但他据此认为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是黑格尔“辩证的决定论”的经济学版本,则是忽视了马克思“市民社会的辩证法”中所蕴含的内在张力,误读了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如何以马克思“资本的逻辑”为参照,构造一种“决断的逻辑”,以作为把握现代政治生活的“抓手”,当是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课题。     

马克思的读者施米特和政治技术化批判

作为现代性的技术宰制呈现出多重面相,而将其植入一种政治理论和实践的理解,人们须想到施米特。作为马克思读者的施米特,应对经济—技术思维、经济决定论的虚无主义问题,揭露马克思主义与关于秩序的实证主义学说在结构上的异质,以及提升辩证法的政治—实践哲学取向等等都值得我们细心体味。尽管施米特以模棱两可的方式对待技术,他片面地蜷曲在“整个政治的历史即敌人严格定义的历史”这一中心点上,从他的理论只能浮惑地和主观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推动者——无产阶级理论。但是,无论马克思主义揭示的是生产规律,还是施米特思虑的是权力政治秩序,都不能抛开既定的“现实性”,也要为必须建立秩序的社会的人的各种可能性开辟道路。     

论施特劳斯的历史主义批判

历史主义拒绝西方自然法传统,否定自然正确。批判历史主义,是施特劳斯(Leo Strauss)思想中的重要主题之一。在对历史主义的一般性批判中,施特劳斯提出,政治哲学实践的失败并不能说明政治哲学本身的失败,而且拒斥政治哲学将导致虚无主义和蒙昧主义。其次,政治学说的多样性只能说明,人类还未获得有关政治事务的知识。最后,"历史的"方法并不能客观地理解政治哲人的思想。通过批判黑格尔、尼采和海德格尔的历史主义思想,施特劳斯首先表明,不管是早期的历史主义(黑格尔的历史哲学),还是激进的历史主义(海德格尔的历史主义),都是自相矛盾或荒谬的。其次,政治哲学既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只有通过政治哲学,追问自然正确,才能从历史局限性中解放出来,逃脱黯淡多变的命运。施特劳斯的历史主义批判是对人类理性和原初意义上的哲学的辩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