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与历史

很多人不假思索地认定历史撰写的一项中心任务是保留和传承记忆。本文并不否认历史与记忆相关联,但论点是,在某些意义上二者是对立的。与我们时而听到的一些观点相反,记忆并非历史的基石,因为历史经常会与记忆背道而驰。历史学家可以将记忆作为史料加以利用,并借以建立起对过去客观发生之事物或过去人们认为发生之事物的叙述。历史学家也可以将记忆本身作为一种历史现象研究。然而近来,一些人给予一些形式的记忆一种近乎宗教般的崇拜,这与历史态度相去甚远。我们可以用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看待历史:历史可以有肯定的功用(肯定一些特定的人类共同体),抑或可以有否定的功用(批判这个共同体为自身创造的神话)。这两种极端我们都无法拒斥。但本文结论中肯定了批判的一端,因为在时下对处于支配地位的共同体的肯定的表达不绝于耳,历史被视为专门利己的知识“话语”的一种形式,同时多种形式的记忆也不断挑战历史。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更为需要批判的态度。     

历史真实与历史记忆

历史本体论是历史哲学的重要内容之一,它关注的是"历史是什么"以及"史学研究的对象是什么"这一根本问题,这就必然涉及到史实与史料的关系,即历史真实与历史记忆的关系问题.研究表明,历史记忆分为自然事件历史记忆和社会事件历史记忆两类.自然事件的历史记忆是有局限性的、不完整的.社会事件的历史记忆又分为两种情形,一种是和谐性的历史记忆,另一种是冲突性的历史记忆.在冲突性的历史记忆中,应该存在两种以上相互对立、相互冲突的历史记忆.仅仅存在一种历史记忆,意味着它可能是强权的结果,或非历史真相.     

在场与表现——当代美学理论对于历史表现的启示

历史学要求我们用文字再现已经消逝的事物,这与虚构的艺术作品旨在重现现实世界颇有相似之处.本文凭借对当代美学理论中关于表现的讨论,重新质疑了传统认识论中主体认识与客体对象间的关系,从而提出:历史作品不只是对过去事物的再现,某种程度上它就成为过去自身,获得了所谓在场的状态.因此,传统认识论发生的有效场域是由崇高经验预先规划的,这种理论以康德和叔本华为先驱.     

反叙事:重塑过去与消解历史--叙事学研究之二

如果说叙事凝固时间、建构历史的话,反叙事则摧毁时间、消解历史.本文以卢梭为个案,探讨了叙述者是如何通过反叙事修改自己给别人留下的印象,从而达到重塑过去的目的的并以殖民文化为例,具体分析了殖民地的历史是如何被反叙事所改写,从而成为欧洲历史的一部分的.     

宋代笔记、历史记忆与士人社会的历史意识

纪实性的历史笔记于中唐从小说家者流中兴起,在两宋获得长足发展而蔚为大观。历史笔记主要记述有历史价值的个人见闻,从理论上说,属于个人的书面历史记忆,其繁荣发展与科举士大夫阶层的兴起密不可分,反映了士人社会自觉参与本朝历史记忆的建构,积极争取历史书写的权力。宋代历史笔记的发展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其时代特点和主要趋势是呈现宋代史学发展、士人社会历史意识深化的一大线索。两宋学者对历史笔记在内容、旨趣、形式、写法上的特点及其史学价值,进行了理论上的论述,这是历史笔记获得自觉意识并形成撰述传统的体现。     

客家移民台湾的历史记忆

本文从官方文献、民间记述以及口头传说等方面,分析清代客家人移民台湾留下来的各种资料,并把它们都视为社会历史记忆的一部分。文章认为,就客家人移民台湾而言,官方和民间的记述明显不同。统治者关心的是社会治乱,因此在官方文人的笔下,客家人被描述成社会边缘人群。而民间资料则具体生动地反映了他们的生活画卷。客家人的民间故事保留着老百姓的记忆,但它们不是客观地呈现历史,而是在原乡文化传统的基础上表达自己对历史的理解。因此,不管是官方文献还是民间资料,都有“记忆”和“失忆”两个方面。善用这些资料,并对它们进行深入的解读和分析,对于我们理解客家人迁移台湾以及他们在台湾的历史文化创造,才具有真正的价值和意义。     

从对二战的记忆思考历史记忆的重要性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文明史上的大事件。法西斯的泛滥和猖獗并由此带来的人类大劫难,以及在战后对这一历史的认识及态度,令我们对历史记忆的重要性及其对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明天的意义,作一次深刻的反思,这对理解记忆即历史、记忆即生命的深刻内涵很有帮助。     

历史变迁中的文化记忆

文化记忆是一套可反复使用的文本系统、意象系统和仪式系统,它以客观的物质文化符号为载体,以超越日常生活的距离为特征,其客观化的制度性表征是社会身份固化和群体认同的重要来源。在传统社会,文化记忆对维护王朝统治、稳定社会秩序、实现道德教化以及建立意义世界具有重要作用。现代社会改变了文化记忆的形式和载体,并使其具有了大众参与和市场化的特征,文化记忆的价值和功能开始受到挑战。作为古老文明现代转型的国家,中国的文化记忆研究具有极为难得的样本意义。     

历史与记忆的悖论——论杨照《暗巷迷夜》中的历史书写

历史书写是杨照小说的重要母题之一，在《暗巷迷夜》中作者一方面批判了官方历史书写的虚伪本质，揭示出整个官方意识形态的欺骗性和压迫性，一方面通过几个二二八亲历者的回忆，试图以民间记忆的觉醒来重绘那段历史，但是却在各种声音中陷入“历史真相”的失忆症，象征着民间记忆的迷失，从而反思解严后台湾历史书写浪潮的本质化、狭隘化的倾向。其中充满着对于历史与记忆的哲理化思考，具有重要的意义。     

论畲族历史记忆的稳定性特征

畲族历史记忆具有高度的稳定性特征。历史记忆是弱小民族凝聚认同的根本,是华/夷社会结构的反映与历史情境的需要,其传承的神秘性使它不易受外界的影响,从而更有利于保持稳定。畲族历史记忆高度的稳定性、延续性不是对历史记忆理论中有关选择性、可变性的否定,而是对它的有力补充和说明。     

历史记忆与历史叙事——兼对《大宅门》的女性主义文化批评

没有历史记忆就没有历史叙事,电视剧所再现的家族记忆和个人故事,通过将个人记忆转化为集体记忆,从而达到重建社会记忆的目的。问题是电视剧的叙事者是如何利用个人想像记忆对社会集体记忆进行编码的,在编码的过程中是否受到男权意识形态的操纵,电视剧《大宅门》的叙事即投射出叙事者对于历史的记忆与编码,女性在历史中位置的缺失或变异,包含了丰富的文化信息,值得人们深思。     

传说·历史·历史记忆——从20世纪的新史学到后现代史学

科学实证的历史研究通常把传说与历史二元对立起来 ,而后现代史学的挑战却对此进行了质疑 ,因为他们试图解构历史撰写的客观性。事实上 ,无论口头传说还是历史文献 ,都是历史记忆的不同表述方式 ,我们可以通过这一共同的特征 ,将两者对接起来 ,以期深化和丰富历史研究。从乾嘉时期的历史考据 ,到现代实证史学 ,再到后现代史学 ,人们始终关注史料 ,因为史料是史家了解过去的惟一桥梁 ,只不过他们在如何了解真实的过去方面有着不同的看法。这并不仅仅表明学术史的断裂 ,同时也显示了一条连续的、一以贯之的思想链。     

想象与记忆:新时期朦胧诗中的历史书写

新时期朦胧诗中的历史书写,首先建基于诗人们个人生存时空中的生命经验、事件或事物、场景的亲历性及其记忆形态,尤其是十年"文革"在其生命经验中所造成的戕害,几乎成了他们笔下无法抹消的心灵阴影,并由此形成了朦胧诗初期历史书写的基本定势;继而随着那个时代特有的苦难叙事及历史追忆、反思向着纵深处的伸延、突入和启蒙现代性思想的成长,一股文化寻根思潮开始在朦胧诗中发生、蔓延,其书写向度也由先前的苦难叙述和单一的政治叙事向着多元的历史文化书写尤其是种族原型叙事偏转;可到了朦胧诗后期,诗人们又反转笔锋,开始由远古时空返回当下,力图从自身体验和想象的角度贯穿或整合历史,甚至将不同质的历史文化语码拼贴并置于一起,将之施以亵渎式操作,从而宣告了传统历史主义书写的终结。     

底层记忆的口述历史研究

底层,这个无论存在于现实情境还是学术论辩中的群体,从来都是缺少声音,丧失记忆的.记忆是人的权利,社会中的每一个群体当拥有属于自身的记忆,社会也当通过这些记忆,对记忆的主体以关照.底层的记忆缺席引来了学界的关注,本文认为口述历史作为一种资料收集方法,让缄默的底层说话,记录即将消逝的声音;在对记录资料整理基础上形成的口述历史又表现为一种口述史料,是底层记忆的真实书写;在记录与整理的基础上,口述历史不仅仅局限于此,而是提供了一种研究视角,进而拆解真相背后的权力秩序结构,为底层赋权与维权.     

张宏杰笔下的历史记忆

2004年秋冬之交,我和张宏杰偶遇于大洋彼岸的美国,相互之间并没有留下足够深刻的印象。单就我自己来说,真正喜欢上张宏杰,是《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出版之后的事情。透过对于大明王朝谜一般的七张面孔的点亮揭穿,张宏杰既让我读懂了整个大明王朝以     

长城抗战的历史记忆与群体认同

长城抗战参与者的口述和笔述资料,不仅对战役的整个过程和具体细节起到丰富、补正、修订等作用,而且展现出长城抗战参与者在不同时代环境下对相关历史记忆的构建及其强烈的群体认同。然而,因受时代主流话语、群体认同及客观因素等影响,第二十九军官兵的历史记忆不仅出现趋同的模式化现象,甚至还有个别史实上的错漏。时任国民政府内政部长黄绍竑对喜峰口抗战之评议、第三十二军军部副官处长唐永良披露大刀队俘获日军坦克一事之真相,与第二十九军官兵之回忆出现冲突、矛盾,说明在史料分析中综合多方论述、辨伪去妄的重要性。     

城市的现代镜像与历史记忆——以昆明市为例

以昆明市为例,资本时代的到来使城市陷入尴尬与从容双重处境中。商业街以独特的商业消费空间功能和丰富的广告形象成为城市的一面现代性镜像。同时,城市中的步行街及仿古建筑也以自身丰富的时空视觉文化形象,打开普通大众在生存本体论意义上的诗意空间结构,从而使城市在现代化境遇和后现代化语境中,成为一个充满魅力的温馨家园。     

营口西炮台的历史记忆与文化承载

营口西炮台是一座近代海防军事遗址,是清末海防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军事工程是巩固国防、进行战争和遏制战争的重要物质基础,也是构成军队战斗力、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军事工程的修筑受军事思想和战略战术的指导,受国家的经济状况和科学发展水平的制约。辽宁营口西炮台的修筑,记录和承载了清末战略防御思想的转变、清朝巩固海疆的举措、洋务派学习西方近代军事和引进仿造外国＂坚船利炮＂的实践、中国传统夯土技术的应用以及近代中国＂求强求变＂和＂顽强不屈＂的民族精神。     

从历史到记忆:近代史学的时空架构与记忆研究的兴起

按照传统观点,历史学作为一门学科立足于证据批判方法和档案原则之上的真相诉求.记忆的兴起使得有必要对学术性历史的表述框架——特别是时间性与空间性框架,以及学术性历史的政治性与伦理性层面进行反思.当民族取代了旧的王朝政权架构与宗教史架构,几乎成了学术性历史的天然空间架构时,历史的时间性架构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80年代记忆研究的兴起与民族史的衰落有关.对于“历史伤口”的认知是“现时论”的重要成分,前提是需要一种非消失性的时间观念,其能够解释持续性.学术性历史需要反思自身的政治性与道德性投入.     

从《终结的感觉》看朱利安·巴恩斯创作中个体记忆与历史的同一性

在小说《终结的感觉》(The Sense of an Ending)中,朱利安·巴恩斯在表现记忆和历史时采取了一种相互关照的视角,将个体记忆和历史纳入同一视野之内进行思考,对个体记忆和历史采取了一种类比的写法。在巴恩斯的笔下,个体记忆与历史呈现出一系列的共同特征——碎片化、主观性、多面性、真实框架下的虚构细节和原始真貌的不可重获。为了彰显个体记忆和历史之间的这种同一性,巴恩斯在叙述中采取了一种双重结构,即表层叙述的记忆与深层叙述(或潜在叙述)的历史结合互见的手法,而在叙事方式上则采取了第一人称限制性叙事,同时采用多角度叙事模式,即一种多重式内聚焦。巴恩斯对这种叙事方式的选择蕴有哲学和社会学的深刻含义,契合并彰显着记忆和历史的本质特征——一方面个体记忆与历史相互渗透并相互构建,个体记忆的构建有赖于一定的社会框架;另一方面记忆和历史都是立足于当下而对过去的一种重构,共享当下性和重建性两种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