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国产能过剩的制度经济学思考

产能过剩可以分为一般的产能过剩与特殊的产能过剩。我国作为市场化改革为主导的国家,会产生一般的产能过剩;而作为转型国家,在政府与市场边界还没有划清的情况下,又会产生特殊的产能过剩。这两种过剩交织在一起增加了我国治理产能过剩的难度。对这两种产能过剩的比较可以从三个层面来进行,一是产能过剩是如何形成的,即谁是主体;二是产能过剩对经济运行的影响,包括资源配置、创新及技术进步等;三是产能过剩的治理机制。对于一般的产能过剩要通过市场的办法解决。而对特殊的产能过剩需要通过改革的办法来解决,必须从体制和制度层面来治理产能过剩。为此,要在产业的发展上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要建立工业行业产能的统计监测和发布体系;要创造制度环境使企业成为投资的主体,产业的发展真正由市场决定。     

环境规制在产能过剩治理中能否形成“优质产能”

产能过剩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过程中亟须解决的问题。对产能过剩的治理不仅需要在产能的“量”上做减法,同时更应该关注产能“质”的提升。为了探究环境规制能否在削减落后产能的同时促进优质产能的形成,首先,采用数据包络分析(DEA)对2005—2018年中国264个城市的产能利用率进行了估算,结果发现,在这14年里,我国各城市基本处于产能过剩的状态;其次,从稳定增长、技术创新、绿色转型三个维度构造了优质产能综合指数,用于衡量产能质量的提升情况;最后,通过门限回归分析发现,环境规制对产能利用率和优质产能都有正面的促进作用,尤其是“中强”的环境规制能够在削减落后产能的同时促进低端产能向优质产能转型,“强”“中弱”和“弱”的环境规制不利于产能“量”与“质”的协同治理。     

供给侧改革、金融关联与企业产能过剩

从社会资本视角研究行业产能过剩的微观基础——企业产能过剩的形成机理,对于推进我国供给侧改革具有重要意义。对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实证检验发现:在中国金融压抑与关系型治理模式并存的背景下,金融关联降低了企业产能利用率,提高了产能过剩概率。银行关联企业的银行借款越多,产能利用率越低;但券商关联企业通过债券融资影响产能利用率的作用机制没有得到实证支持。相比民营企业,国有企业金融关联导致的产能利用率降幅更大。在金融关联内部,银行关联和券商关联之间存在替代效应。此外,企业高管团队中女性比例越高,产能利用率越低;具备市场经验的高管越多,产能利用率越高。     

外资企业进入、政府补贴与产能过剩 ——基于FS、FP、SP和FSP混合寡占竞争模型的研究

通过构建FS(外资企业-国有企业)、FP(外资企业-民营企业)、SP(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和FSP(外资企业-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四种混合寡占竞争模型,研究各类企业的产能策略选择.结果发现,政府补贴是导致我国国有企业产能过剩的原因;在四种混合寡占竞争模型中,国有企业均出现产能过剩,同时,其产能过剩程度与政府补贴呈正相关关系;外资企业在FS、FP、FSP三种混合寡占竞争模型中,受市场竞争主体的影响,选择不同的产能策略;在FSP混合寡占竞争模型中,国有企业出现严重产能过剩,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则出现产能不足.减少对国有企业的补贴不仅有利于国有企业去产能,还能弥补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的产能不足.最后,本文在坚持政企分离、发挥市场机制、深化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去产能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诱导性投资、被迫式竞争与产能过剩

经验表明简单的斯密自由主义式的市场化改革和凯恩斯主义式的政府干预并不能有效解决目前中国部分行业面临的产能过剩问题。从“投资决策—竞争—退出”的企业行为角度考察产能过剩形成机制发现,地方政府通过财政补贴、税收优惠、信贷优惠和降低土地等要素成本诱导性地干预了企业的投资决策,进而形成过度投资;而企业在市场竞争过程中为了获得生存空间和竞争优势,采取规模扩张为主的被迫式竞争一方面导致了产能过剩,另一方面高资产专用性又阻碍了产能过剩企业的退出。解决产能过剩问题,既应坚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又要更好地发挥政府职能作用,通过一体化、产能的空间转移和规制化解过剩产能。     

论合作治理的生成:从控制、竞争到合作

合作治理模式是社会治理系统在后工业社会不断自我建构的必然结果,是一种对传统社会治理的控制追求、"分工-协作"逻辑、科层制垂直组织架构以及"中心-边缘"结构全面扬弃和超越的治理模式。传统社会治理出现失灵的主要原因在于控制追求的二律背反以及在治理领域中竞争逻辑的自我否定。因此,实现"善治"需要从多元合作的维度去重构一个行动化而非制度化的社会治理网络,建构一种弹性迅捷、相互信任、资源共享、平等协商的合作治理行动者系统,共同应对不断涌现的复杂公共问题。     

战略授权、软预算约束与中国国有企业产能过剩——基于混合寡占竞争模型的理论研究

近年来产能过剩已经成为阻碍我国经济健康发展的痼疾。基于中国国有企业管理制度的现实,构建了混合寡占竞争模型,深入揭示了软预算约束与战略授权对国有企业产能过剩的影响机理。理论分析表明:(1)政府对国有企业的软预算约束与战略授权,不仅导致国有企业产能过剩,而且会导致民营企业产能不足;(2)取消国有企业的软预算约束或提高国有企业经理人员报酬中的利润占比,不仅可以降低国有企业的产能过剩程度,而且还可以缓解民营企业的产能不足。     

茂名港实施差异化发展战略的对策选择

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无论是沿海还是内河,港口发展对一个城市及其所在区域的发展都是至关重要的。我国港口总体产能现已过剩,"同质化"竞争激烈,但区域性港口产能不足,特别是专业性港口还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关键是发展战略的选择与实施。茂名港要实现差异化产业发展的战略目标,立足当前实际并着眼未来发展,可供选择的最主要路径,就是要坚持"五个差异化"。     

青海省产能过剩行业税收政策构建——以有色金属行业为例

近年来,"产能过剩"已成为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和治理的关键词。本文基于拉弗曲线及BCG矩阵研究框架,通过分析青海省有色金属行业发展现状、税负水平,结合该行业所面临的内外部经营要素,尝试找出有效的税收政策策略,通过发挥市场机制,在有效化解产能过剩的同时,促进产能过剩行业升级改造。     

新常态与宏观经济政策调整——以产能过剩的调整为例

新常态下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之一是产能过剩。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生产过剩问题具有必然性,我国具有市场机制下发生产能过剩的共同原因和因素。借助市场机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克服我国当前由特定原因形成的产能过剩,但无法从根本上消除产能过剩的内在可能性和原因。因为市场机制同样存在有限性和副作用,甚至完全竞争的市场机制本身就是引发产品和产能过剩的环境,而干预主义的理论和政策存在不少问题,回顾过去几年政府采取的应对政策的成效并不太显著。从长期来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必须将政府的指导、调节与市场调节机制很好地结合起来才能较好地缓解产能过剩问题。新一届政府在新常态条件下既努力让市场机制发挥作用,同时也采用有限的适度调节即“微调”政策,适合我国新常态特点的性质,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对已有的宏观调控理论实现了发展和深化。     

产能过剩的困境摆脱:解析中国钢铁行业

以产能利用率、产业集中度、固定资产投资以及境内需求增长率四个指标对2000~2012年中国钢铁产能利用现状进行分析,整体来看中国钢铁产能过剩问题并不突出,只是近几年过剩情况愈发严重;我们认为地方政府的推波助澜、企业投资预期的扭曲、钢企有效竞争不足以及不合理的产业政策是造成产能过剩的主要原因。建议政府应明确自己的职能,减少对产业发展的干预;继续深化钢铁企业的兼并重组改革,提高产业集中度;加强产业政策的执行力,优化产业政策的针对性;逐步完善环境保护体制,为钢铁企业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     

论分工平等——马克思对柏拉图的扬弃

柏拉图正义观是“分工即正义”,而分工是依据人的先验天赋进行的,因此与平等无涉；马克思主义则认为,分工是社会生产的结果,并且分工将会固化社会等级,因此分工并不必然是正义的,只有平等的和自愿的分工才是正义的.由此,马克思(经过亚当·斯密)实现了对于柏拉图的扬弃.社会主义国家在制度上实现了分工的平等和自愿,但是体制上的建设仍需加强,包括扩大职位开放、通过竞争实现社会流动、反特权,以及建立在物质上和价值观念上的“底线公平”.以此为基础,分工才能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     

“政权化”的张力：我国城市街道管理体制的变迁逻辑及其效应

近年来,建立共治共享的城市社会治理制度成为关注的热点,“街道”处在这一问题的核心。街道管理体制是我国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基础性制度,而街道办事处又是街道管理体制的组织载体。以“政权化”的分析视角来看,我国城市街道管理体制的历史变迁能够映射出中央与地方关系、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转型。在城市经济发展体制、社会风险治理体制、城市政府分工机制等多重制度逻辑的影响下,街道办事处经历了从“弱政权化”到“准政权化”再到“半政权化”的过程,并为当前城市基层社会的治理带来诸多实践张力。我们应构建更具包容性、吸纳性、整全性的基层治理共同体,以纾解上述张力。     

政府应从化解产能过剩中逐步淡出

产能过剩是一个与生产过剩完全不同的概念,通常发生在某类特殊商品或某些特定行业中,但它们本质上都属于产品过剩的范畴。目前,中国部分行业确实存在产能过剩现象,但我们不应对此过分夸大。因为市场经济波动本身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因而作为市场经济内生形成的伴随物,产能过剩应得到更客观的对待。文章拓展了产能过剩的相关概念,在正确认识产能过剩的基础上,概括当前"中国式"产能过剩的特征与成因,并为化解其困难提出几点思考。     

产能过剩的中国特色、形成机制与治理对策——以1996年以来的钢铁业为例

产能过剩是中国经济多年来久治不愈的顽症.近年来,产能过剩不仅造成了传统行业如钢铁、水泥、电解铝、煤化工等处于全行业亏损的困境,甚至连一度被推崇为“新兴产业”的太阳能多晶硅和风电设备等行业,也由于产能全面过剩而步入衰退.产能过剩的中国特色及其形成机制,在于多年来全能型政府对市场和微观经济领域的强制性干预,以GDP增长为主要指标的政绩考核体系和与之相对应的官员升迁激励机制,以及历史传统中根深蒂固的地方本位主义传统.因此,只有抛弃过往以行政权力对市场进行强制干预为特征的宏观调控方式,改进官员政绩考核体系及晋升激励机制,推进政治和经济体制改革、完善市场制度、推动政府治理转型,才能根治中国式产能过剩的顽疾,实现经济结构转型升级.     

产能过剩形成机制再探与理论重塑

学界多从现象和数据出发分析产能过剩，忽视了产能过剩的本质和形成机制。产能过剩与中国经济发展相伴而生，当经济处于高速发展阶段时，产能过剩出现的频度、强度也较高。政府干预会加剧产能过剩，但也在制止产能过剩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产能过剩的成因及形成机制错综复杂，既有体制因素和市场因素，也包括产业自身的因素。不同产业、不同产品的产能过剩既有共性，也有特殊性，并与产品的供求周期密切相关，但其根本是市场因素。产能过剩无法从根本上消除，只能力促其最小化，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和错位发展理念不能解释产能过剩问题。文章根据动态比较优势理论对产能过剩及其相关问题进行剖析，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第一次“城市革命”与社会大分工

长期以来有关城市是三次大分工产物的说法存在误区,城市的产生早于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出现,更早于商业从手工业中分离出来。此外在我国学术界盛行的三大分工理论存在一个明显地不足,就在于完全忽略了城乡分工和脑体劳动分工,特别是作为社会管理者——统治集团的脑力劳动贡献在三大分工理论的框架下被忽略了,在人类从野蛮时代进入到文明时代,不仅从事精神文化创造的脑力劳动者所起的作用十分巨大,而且从事社会管理的统治集团所起的作用更是重要。城市革命所带来的城乡分工和脑体劳动分工,较农业从畜牧业中分离出来的第一次社会大分工更加广泛和深刻,正是这次社会大分工推动了人类社会从野蛮到文明的巨大进步。     

化解产能过剩困局——基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视角

产能过剩已经成为我国产业发展的"痼疾",不仅阻碍了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而且加剧了我国经济发展的系统风险。我国当前的产能过剩是多个因素综合叠加的结果,既有市场经济本身的因素,也有经济转型时期体制机制不完善、发展方式落后的因素。借鉴发达国家化解产能过剩经验,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解决产能过剩的困局,是当前经济改革面临的重要课题。解决产能过剩既要根据产能过剩的类型和不同行业特征,有针对性地采用办法,控制住产能过剩矛盾进一步发展,促进行业有序发展;又要深化改革,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构建防范和化解产能过剩的长效机制。     

论城市化与文化产业发展的对策

日益城市化的中国社会对正处于上升期的文化产业提出了新的要求：要求文化产业“航母”的出现,要求“撬动”其他产业的发展,要求促进城市“品牌”的形成。当下文化产业存在着一些问题．比如部分子产业产能过剩,消费、出口和投资受阻,文化产业园区运营不佳,多头管理下的效率低下等。文章正是从这个角度人手,探讨我国正在蓬勃发展的文化产业在城市化进程中存在的问题,并作对策性思考。     

光伏产业产能过剩的云理论评价

国内光伏产业产能过剩现象日趋明显,但产能过剩程度有多深,与传统产业过剩有什么区别,受哪些因素影响导致产能过剩,则有待探索。为此,本文区分了新兴产业与传统行业产能过剩的评价内涵,按照光伏产业自身特点以及考虑其所处的经济周期和生命周期,构建了光伏产业产能过剩的多指标评价体系。针对国内光伏产业单一定性或定量研究的不足,本文采用云理论进行综合评价,结果表明:国内光伏产业处于"比较过剩"的状态,为解决产能过剩问题,需要减少或调整对光伏产业的行政干预,重视内需市场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