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陈寅恪史学“真了解”精神与方法的新解读——兼论陈寅恪的“通识”思想

陈寅恪史学"真了解"的精神和方法主要表现在三个层面:一是以"通识"求得对各种史料价值的"真了解";二是参证各类史料求得对史实的"真了解";三是主张以"通识"求得对社会历史的"真了解"。陈氏能很好做到史学"真了解",在于主张历史研究必须具备"通识",即,从文化和民族的高度来研究中国历史,要坚守中国文化的精髓"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其史学思想和实践为中国现代史学发展开辟了新道路。     

史料对中国史学转型的制约

中国史学的一个巨大的特点是它是以雄厚的史料支撑的史学.史料的丰富使得史家注重史实的认知,注重长期的历史的浸润,而理论难以介入.史学的转型潜在地受到了史料的制约.史料派从内在理路上继承了考据范式而进一步完成了历史观念与问题意识的更新,为解决当时建设中国古史而不具备的史料问题走上考据之途.史观学派在对理论与史料都缺乏理解的情况下研究中国社会形态与社会性质,亦未完成重新认识中国的任务.     

经学抑或史学——论章太炎今古文经学观及其学术要义

作为清学正统派之殿军,清末民初著名经史学家,章太炎著述颇丰且思想深邃。作为其学术奠基之今古文经学观可谓其治学志趣、援经论政之历史注脚。章太炎自始就是一位坚定的经古文学者,他坚守古文家法但不泥古之,批判今文经学而兼采之,认为公羊学牵强附会致使国史中斩,而研究《春秋》必以《左传》为本,对今文经学独尊《春秋公羊传》及孔子作六经的主张以及晚清今经文学的微言大义中之不遵史实、牵强附会等给予坚决批判,章太炎批驳今文经学,主要针对其学术基本立场和观念,这种学术态度已经走出了传统学术派别之争的藩篱。章太炎经学理念的另一重要特色是倡导经世致用之学而切其时要,主张"六经皆史传统"而光大之。章太炎主张经学即史学,发扬国学,即从史学出发,以史学保持国性,以史学培养国民道德操守,用国学塑造国魂,力求用经史之文化以求拒侵抗敌,复兴文化,重塑道德。     

继承传统与走向近代:章太炎史学思想的时代意义

中国史学从传统向近代的演变 ,经历了大约一个世纪。在这个演变过程中 ,史学家们从不同的方面做出了各自的努力和贡献。其中 ,章太炎是从理论上比较合乎理性地阐明上述问题的第一人。尽管章太炎并非主攻史学 ,但他于 2 0世纪初在这方面所做出的贡献 ,却占有重要的地位。第一 ,章太炎对传统史学不作全面的否定 ,而采取分析的态度。第二 ,章太炎探讨史学起源 ,认为各国有其共性 ,所谓“古史多出神官 ,中外一也” ,而中国自亦有其个性。第三 ,章太炎认为新的历史撰述应把中西作史的优点结合起来 ,如“义法”与“事迹”相结合、“分时”与“分类”相结合、“新思想”与“古经说”相结合等。章太炎的史学思想不仅有时代意义 ,而且有历史价值。     

“六经皆史”的近现代误读

"六经皆史"是宋代以来理学与史学相互碰撞的理论产物。程朱理学认为,六经承载着天理,而史学则只是对过去事件的记录,是形下之器,它与六经相比,不值得重视。作为对理学家"经以载道"及"经先史后"论的回应,宋明史学家提出,六经只是三代之史,因而不仅仅六经,广义的史学都承载着天理。清人章学诚的"六经皆史"彻底打破了六经对天理的垄断,赋予了史学以同样的达道功能。然而,近代以来,"六经皆史"却被严重地"误读",它不仅被解读为"六经皆史料",而且还被赋予了反封建主义的"先进"意义。     

历史学也是一门艺术——评张荫麟的一个史学观点

张荫麟(1905—1942)笔名素痴,是我国近代著名资产阶级史学家,在文学、哲学、史学等方面均有建树。其史学贡献除著有红极一时的《中国史纲》上古篇(止于东汉)外,在古史、宋史、科技史、哲学史、文学史、学术史、史学理论等方面亦颇多著述,素有“新史学”重任承担者之誉。但他的史学贡献迄今尚无人予以专门表彰(不含海外),以至其人其学已鲜为人知。在史学理论方面,张氏提出过历史既是科学亦是艺术的史学理论命题;曾试图通过对所谓传统历史哲学的“——考验”,建立起他心目中“比较完满之历史观”;他讨论了史实之选择与综合问题以及史料的局限性问题,提出了选择史实的六大标准(他认可的有五种)和影响史料科学价值的15种限制。本文拟对张氏提出的历史既是科学亦是艺术的命题予以辨析。     

陈寅恪：走出“史料学派”

陈寅恪与傅斯年关系密切,且都十分重视史料,以考实为治史方法前提。学术界一般将陈寅恪视作“史料学派”,与傅斯年归为同类。其实,史学有其“史心”,陈寅恪与傅斯年方法相类,而治史精神大相径庭。傅斯年紧随胡适,将胡的“实证”史学精神臻于极致。胡适不赞同“民族主义”史学的提法,某种意义上也影响傅,而陈寅恪昌言民族本位,其终身史学行走,乃胡适、傅斯年史料学派之别途。他走出了史料学派。陈寅恪既是一个热望人格尊严独立的自由者,又是一个强求历史更新再造的传统人,以勇猛的精神一身而兼双任。他不是旧模样的“中体西用”者,而是别具现代性的“新体西用”者。     

论傅斯年"史学即史料学"(下)

傅斯年是近代中国的一位重要史学家,他在治史上倡导客观主义史观——"史学即史料学",注重史料研究,为近代历史科学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史料基础,在中国近代史学革命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是他的客观主义史观带有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和不可知论倾向,对唯物史观的建立和普及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     

论傅斯年“史学即史料学”（上）

傅斯年是近代中国的一位重要史学家,他在治史上倡导客观主义史观——"史学即史料学",注重史料研究,为近代历史科学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史料基础,在中国近代史学革命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是他的客观主义史观带有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和不可知论倾向,对唯物史观的建立和普及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     

经学在中国现代史学史的嬗变——顾颉刚的经史关系论探析

顾颉刚作为一位史学家可谓无人不晓,然其与经学、经学家的密切关系却似乎较少提及。顾颉刚对经学的关注与史学研究是相辅相成的。由"疑经辨伪"到"疑古辨伪",顾颉刚在经学研究中找到开辟历史研究新路的突破口;由"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到"层累地造成的传经系统"及其"变经为史"的史料学思想,经学俨然已成为史学的一部分;"经学结束者"的角色定位彰显了顾颉刚的学术责任感。本文以顾颉刚的经史关系论为切入点,旨在说明经学在中国现代史学史的嬗变。     

陈寅恪推崇宋代史学问题发微

陈寅恪对宋代史学大加赞誉,且极力推崇宋代繁荣的文化和自由的治学环境,但他终生并未撰写以宋代历史和文化为专题的论著,这是一个值得考索的问题。陈寅恪提倡"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得自于西方近代思想的影响,同时他在文化上又主张不忘"本民族之地位",二者之间存在着张力。因此,他欲寻求中国历史上一个既汲取外来文化又保持本民族地位之案例。然考究其诸多认识均为未经深入研究的观点和看法,多含有主观美化宋代学术政治环境及文化成就的内心向往,只是陈寅恪的个人理想和情感寄托而已。对此,我们应给予"了解之同情"。     

章学诚"六经皆史"说探赜

在乾嘉考据学风盛行时期,章学诚由于自身条件限制,没有跻身于考据学派,而是另辟途径,进行历史编纂学的研究.他承袭传统的"六经皆史"的命题,主旨是辨析史学著述源流,区分史学著述体裁,兼论利弊得失,目的在于廓清史学的发展源流,并非是要把"六经教条,从神圣的宝座拉下来",更不能称之为"乾嘉后思想解放之源泉."     

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开创之作——重读《中国古代社会史论》

<正> 《中国古代社会史论》是侯外庐师的开山之作,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他由此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创始人之一,并长期代表着一个独具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流派。我在解放前曾读过此书,但由于理论上的浅陋,对书中所言不甚了了。解放后有幸从吾师就读中国思想史,又多次读过此书,渐有领悟。特别是我专攻古史后,从此书获益良多。1986年,我决定把对此书的体会和心得写出来,祝他从事教学与科研60周年。谁料天夺其年,庆祝会未开而吾师已作古了。现在把这篇文章写出来,以表纪念,并表明继承他开创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事业之志,以慰吾师在天之灵!     

“巨大的他者”——日本现代性自我想象中的“中国”

中国形象作为令人紧张的"他者",纠缠着日本现代性自我构建的过程,表现出日本现代性身份认同的特有焦虑。离开"中国",日本的现代性既可能迷失自我,又可能迷失世界。在"西方"与"中国"二元对立的"他者"之间,"日本什么都不是",越是意识到这种现代性身份危机,日本就越发强烈地希望从仰慕西方贬抑中国的"文化势利"取向中确认自身。"陷害"日本现代性身份并进而"诬陷"中国形象的致命观念,恰好是西方现代性。跨文化形象学不仅关注特定国家地区中国形象的特征与历史,更重要的,还有表现在个别国家中国形象上的"中国形象的跨文化流动以及其中显示的西方的中国形象霸权"问题。     

抗战时期延安学者争鸣古史分期的学术意义

抗战时期延安学者争鸣古史分期是先前中国社会史论战中关于中国历史分期问题的深入,既体现了论战学者个人的治学风格,也凸显了时代的特点和要求,绝不是纯粹的"政治史学",其学术意义不可低估.     

杨宽“神话演变分化说”述论

在中国近代古史学上,杨宽的"神话演变分化说"可以说是一个集"疑古"之大成的学说。此说之提出,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到了中国古史大论战的影响。而此说之建立,一方面有赖于域外之"语言学派"的神话学说,另一方面则受到了本土之古史二元论的启示。此说提出来之后,既有顾颉刚、童书业的接受,又有李季的批驳,还有蒋大沂、张光直的发挥或修正,故可以被视为中国近代古史学上的一个重要创说。     

古书成书和流传情况研究的进展与古史史料学概念——为纪念《古史辨》第一册出版八十周年而作

顾颉刚先生所编《古史辨》第一册出版,对于中国近代学术,包括近代意义上的中国古史研究的形成和发展具有积极的历史影响。从某种意义上来看,《古史辨》所从事和倡导的“疑古”工作的主要目标和内容,是试图为建立近代意义上的中国古史研究寻求合格的史料学基础。但主要由于客观历史条件的限制,“古史辨”学者们当年对古书成书和流传情况的复杂性尚不能有充分的了解,因而在对古书真伪、成书年代、作者,乃至其中某些特定内容的史料价值以及各宗古书资料之间关系等问题的研究中存在着简单化的缺陷。在近年来学者们对中国古史史料学基础问题的研究中,最值得重视的领域之一,是对于新出土文献的研究。在大量新出土文献资料研究的基础上,我们将有可能获得某些较之以往更合理的古史史料学概念,建立现代古史史料学概念的整个工作也才会有实质性的进展。     

学衡派史学思想述论

学衡派将人的活动视做历史的主要内容 ,人们“保生”、“乐生”的愿望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因 ,同时以此作为史学研究的对象。在史学研究上 ,学衡派强调史学研究应该发现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在研究方法上 ,学衡派充分认识到史料在史学研究中的重要性 ,并总结了发掘整理运用史料的系统理论 ,尤其主张把文献资料和文物考古资料结合起来进行研究 ,开辟了历史研究的新路。对于历史诠释 ,学衡派反对运用现代的理论去比附历史 ,而是主张将历史事实放入历史环境中 ,做“了解之同情”。学衡派就古史问题与顾颉刚等人进行了辩论 ,事实上双方实无太多分歧 ,辩论有意气之争的意味。     

章太炎的史学观点和方法

章太炎自幼受中国传统史学的薰陶和训练。在他参加社会政治活动以后,史学是他随身使用的武器,他的文章多以史实作根据。戊戌变法前后他自己编定的论文集《訄书》(原刻本),一九○○年至一九○二年修订后,从自然和人类的起源发展、先秦诸子的学术到清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反清革命胜利后的制度问题等的论述,无一不与史学有关,而且提出了编著史书的原则和编著《中国通史》一百卷的计划。在他所提倡的国粹主义中,史学一直是基本内容之一。他在思想上学术上影响最大的辛亥革命准备时期,一九○六年所说的“国粹”即广义的史书,包括中国的语言文字、典章制度、人物事迹的记载。一九二四年则认为,“研究一国文化,当以历史学为最重要”。他在逝世前一年,更明确宣称,“中国今后应永远保存之国粹,即是史书”。可见史学在他提倡的“国粹”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章太炎为何如此重视史学?他研究历史的理论基础是什么?他对中国史的基本观点如何?他研究历史的基本方法和态度怎样?他的史学有什么特点?探讨这些问题,有助于研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思想文化上的一个重要侧面,有助于认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特性。     

"致用"与"求真"——王夫之"尊史"思想探微

王夫之是明末清初著名的思想家和史学家。他亲历明亡清兴的大变故,在对中国历史文化深刻思考和批判总结的基础上,明确提出"尊史"主张,追求史学"致用"与"求真",凸显了崇高的社会责任感和自觉的史学意识。他的"尊史"思想体现了"致用"与"求真"的统一,史学与社会的统一,在中国史学史上具有一定的理论高度和价值意义,值得认真总结和引起足够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