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民族关系史的几个问题

涉及中国各民族间关系,特别是中原王朝与边疆各民族的关系问题的研究,是中国历史学一个渊源已久的课题。当前,中国民族关系史的研究以它崭新的面目出现在史学之林,在一些高等院校已开设中国民族关系史的若干专题课程,有的还以此为专业招收了研究生。这就需要回答:中国民族关系史的学科性质、研究对象、任务与效益,以及建设中国民族关系史专业的条件等方面与别的专业有何区别和联系?它应否和能否建设成为一个新的专业?     

百年来汉藏关系史研究及相关问题

汉藏关系或藏汉关系,于唐代而言亦称唐蕃关系,这与之后内地与西藏地方关系或者说藏区与中原各民族关系是一脉相承的。因此,这里所谓汉藏关系或藏汉关系并不是狭义的汉族与藏族的关系,而是广义的表达,指以藏族为主体的藏文化民族与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原多元文化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其内容包括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等诸方面的关系史。在藏学领域甚至在中国史研究领域,汉藏关系史都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边疆史地研究永久不衰的话题。文章在阅读相关文献材料的基础上,对1911-2010年百年来的汉藏关系史研究主要成果作一系统介绍和总结。谨供学界同行参考,不揣冒昧之处还望学界同行批评指正。     

北部边疆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贡献

在共同缔造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与辽阔疆域的过程中,中国疆域内各民族形成了紧密相联的民族关系,中华民族共同体正是对这种民族关系的精炼概括。秦汉以来,中原王朝开始走出农耕区的自然界限,其疆域与周边民族地区逐渐相接且互有伸缩,促进了各民族因疆土之争产生的碰撞与交融的历史发展进程。在北部边疆,伴随着中原王朝与北方草原民族之间力量对比的变化,边疆范围也出现反复波动,生活在这一区域的各民族在此过程中形成了相互依赖和相互依存的关系,有力促进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北部边疆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参与并推动了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与辽阔疆域的形成与发展,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出了突出的历史贡献。     

地图上的中国与历史上的中国疆域——读《中国历史地图集·前言》、《历史上的中国和中国历代疆域》感言

谭其骧先生是我国杰出的历史地理学家,是历史地理学科主要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他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倾注30余年心血主持编绘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以其内容之完备、考订之精审、绘制之准确赢得了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评价。在处理历史上的民族关系、中外关系和疆域边界等问题上,他始终坚持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前提下,努力做到有利于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他所确定的关于历史中国、中原王朝、边疆政权、非汉族政权、地方政权、自治地区之间关系的原则,对于中国史、民族史、中外关系史、中国历史政区地理等学科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五代以来西北民族文化交流的缩影——从“吐蕃已微弱,回鹘、党项诸羌夷分侵其地,而不有其人民”谈起

五代宋辽金西夏时期,是我国历史上又一次大分裂时期,也是我国民族关系史上的大交往时期。在这一历史时期的西北民族关系史中,有许多值得研究的问题,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对社会发展的重大作用就是其中之一。研究这个问题,不仅具有     

归义军与辽及甘州回鹘关系考

本文利用敦煌资料及正史资料对归义军与辽、辽与甘州回鹘、归义军与甘州回鹘之间的互使或战争关系作了考察，并从时间上入手，对这三个政权的互动关系进行了深入分析，认为这种关系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联系的，是为各政权之间的战略格局所左右的，它既反映了唐宋之时中原王朝与边疆各族关系的变化，也透视了这一时期各族政权在发展过程中互相争斗与制衡的大势     

秦汉至南北朝氐、羌部落名号与姓氏研究

氐、羌在中国众多少数民族中地位特殊,历史上,氐、羌与中国古代很多民族之间都有关系。开展氐、羌的部落名号和姓氏研究,有助于追溯氐、羌两族的起源,理解氐、羌与各民族的关系以及氐、羌之间的复杂关系,进而有助于理解中国民族关系史上的一般规律。     

弥补东北民族关系史的创新之作——评赵永春主编的《中国东北民族关系史》

我国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民族问题的处理涉及国家的稳定与发展,一直备受政府及学者的关注。除全国性民族关系的论著外,中国区域性民族关系史的研究也受到学者们的重视,并呈现出方兴未艾之势,成为中国民族关系史研究逐步走向深入的一个新的发展方向。就大的地区而言,西北、西南、中南、云南、广东等主要的少数民族分布区都已出现区域性民族关系史论著。如在现有的关于大片区民族关系史的论著中有杨建新、马曼丽的《西北民族关系史》,王文光等的《中国西南民族关系史》,吴永章的《中南民族关系史》,中国北方民族关系编写组的《中国北方民族关系史》,方衍的《黑龙江古代民族关系史》,刘锡淦的《古代西域民族关系与政策研究》,练铭志等的《广东民族关系史》,伍新福等的《湖南民族关系史》,杨德华的《云南民族关系简史》等等,唯独没有东北的民族关系史的论著出现。东北地区作为一个比较重要的多民族聚居区,民族关系发展的历史悠久,有关东北历史一直被学者所关注,出版了不少有关东北史的著作。如金毓黻的《东北通史》,傅斯年等人的《东北史纲》,佟冬、赵鸣歧主编的《中国东北史》,张博泉的《东北地方史稿》,董万伦的《东北史纲要》,宁梦辰的《东北地方史》,程妮娜主编的《东北史》...     

关于民族关系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中国民族关系史的研究是近年来历史工作者比较关心的问题之一,也是一个难度比较大的问题。我国是多民族的国家,各个民族都有一部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谁都希望对自己祖先的功过得失有个比较客观的评份,谁也都为自己的祖先对缔造伟大祖国作出过贡献而自豪。当然,在阶级社会,各族的祖先,特别是统治阶级的成员,也必然有过一些不光采的行为。对这些问题,都应尽可能实事求是地作出恰如其分的评价。但历史现象是错综复     

“避讳”不是研究民族关系史的原则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在历史上各个民族之间曾发生过反复的错综复杂的斗争,在斗争中增进了各个民族之间的交往、融合与合作的关系;也发生过彼此的欺压和伤害的事件。在民族关系史的研究中,如何正确地认识和对待这种民族之间的关系。达到既尊重了历史的真实,又增进了民族间的团结,一直是民族关系史研究者探讨的重要问题。现在有的同志提出要用“避讳”的原则来处理民族关系史上的一些尖锐问题,我     

西汉时期西北边疆的民族及其与王朝的关系——基于《汉书》的分析

汉王朝的西北边疆主要指狭义上的西域，民族成分复杂，既有起源于甘青高原的氐羌民族，也有与北方匈奴有源流关系的乌孙，还有高鼻深目的塞人;西北边疆各民族的政权都得到汉王朝在政治上的认可，他们与汉王朝建立了一种羁縻关系，是汉王朝西域都护治理下的地方政权，从统一多民族中国形成与发展的角度来看，汉王朝对西北边疆各民族的治理是统一多民族中国对中国西北治理的历史证据。     

拓跋鲜卑与敦煌早期艺术

学术界对敦煌早期艺术的评价褒贬不一,大多都认为那是上承汉墓壁画传统、下启隋唐风格的过渡阶段.即使有人推崇北朝时期的造型艺术具有原始魅力,却没能深入挖掘其背后的真正动因.美术史家常任侠先生指出:“中国过去的美术史家,往往只注意汉族的美术,忽略了其他民族的成就.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应该看到从古以来各民族文化互相交流的过程.”中国历史上曾有人把边疆少数民族进入中原看作“五胡乱华”,如今学术界往往突出中原汉族文化对边疆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而忽略边疆少数民族文化对中原汉族文化的影响.事实上文化交流的作用和影响是互动的双向运动,从来就不存在纯粹的中原汉族及其文化对周边文化的单向作用和影响.我国南北朝时期是文化大交流、民族大融合的时代,敦煌艺术是中外文化和中华各民族文化交流融合的典范.敦煌早期艺术(主要指北朝时期)既不是机械照搬的舶来品,也不是中原文化单一影响的结果.笔者认为,敦煌北朝时期造型艺术的原始魅力与拓跋鲜卑有关,尽管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作用并不明显,但这不意味着没有研究的价值.到目前为止,仅有敦煌艺术专家常书鸿先生提出:“汉族文明与西北少数民族鲜卑拓跋族相结合而形成中世纪北魏时代的佛教文化艺术”.由于拓跋鲜卑没有本民族的文字,依据现有的     

南宋的茶马贸易与西南少数民族

茶马贸易是我国历史上封建王朝以边疆各族人民所需的生活用品及生产工具等,与边疆所产马匹、土特产进行交易的一种互通有无的经济往来;是边疆各族人民与内地人民进行经济联系,促进文化交流的一种纽带;是各族人民友好关系史的重要篇章。历代封建王朝一般都以茶马贸易作为搞好民族关系的一种经济政策,如唐、宋、明皆行此制。但由于西南各少数民族社会经济的发展不平衡,以致茶马贸易在各个时期的作用和效果也存在着差异。本文先就南宋时期的茶马贸易与西南各少数民族的关系作粗浅的论述。     

新版初中中国历史教科书关于古代民族关系史的若干观点

新编九年制义务教育初中中国历史教科书有一个特点,就是较旧版注重民族关系史问题。新教材运用丰富的史料,采用图文并茂,小字描述.黑体字突出等手法生动形象地叙述了为中华民族作出贡献的历史人物,讴歌了历史上的民族英雄和爱国志士,颇利于我们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和思想道德教育。根据一段时间的教学体会.我将新教材关于古代民族关系史的观点,总结为以下几条:一、我国的历史是各民族人民共同创造的,我国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是长期历史发展的结果春秋诸侯争霸给当时被称为蛮、夷、戎、狄的周边少数民族向中原发展的机会。华夏民族与少数民族杂居共处,犬牙交错,打破了各民族间原来的地域界限.为各民族的交往融合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大大     

历史研究中必须坚持民族平等的原则

民族平等是中国共产党处理民族问题的根本原则。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已经并正在坚持这个原则,在历史研究中也必须或进一步坚持这个原则。本文仅就后一方面谈几点粗浅意见。 一、开拓边疆和内进中原都应得到肯定 人们几乎一致地肯定秦皇汉武的开拓边疆。这无疑是对的。因为他们确对中国的历史发展作出了贡献。但对少数民族的内进中原,往往持否定态度,斥之为侵略、外患等。这是不公正的。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中国现代疆域的奠定,除了杰出帝王的开拓边疆、汉民族的向边疆移殖发展起了作用外,少数民族的内进中原亦起了作用。正是这两种阅素的相互作用,两种力量的交错进行,造就了伟大的中华民族。历史事实告诉了我们这一点。     

宋代以“互市”为内容的民族政策

宋代,中原与边疆各少数民族的互市甚为发达。就宋王朝方面来讲,在互市过程中,它始终贯串着通过这种经济活动来对边疆各少数民族加以控制的意图。与几千年历代王朝的民族政策相比较,宋王朝的这种民族政策显然具有转折性的意义。然而,长期以来,对这一问题却较小措意,尤其是对于末王朝何以能够利用互市对各少数民族加以控制这一问题更是没有触及。为此,本文试图作一初步研究,并进而揭示宋代在中国民族关系发展史上的地位。     

燕秦汉时期辽西走廊与东北民族关系

燕秦汉时期辽西走廊密切联系着中原民族与东北各族,在地区民族关系中扮演重要角色,"卢龙—平刚"道的盛衰与汉匈关系变化有关,汉族和乌桓、鲜卑曾在"白狼水—渝水"谷道展开激烈纷争,辽西"傍海道"是中原政权处理东北民族关系的"高速路"。辽西走廊是中原民族与东北各族交流的通道,民族人口、特色鲜明的民族物质文化借此南来北往,甚至在此碰撞融合,对走廊内外民族社会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从王桐龄《中国民族史》谈起——我国30年代三本《中国民族史》的比较研究

中国的国家观念和族群关系在“鸦片战争”后经历了一个急剧变化和不断调整的过程。在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下 ,我国学者对于如何系统地理解和分析几千年来中国各个族群之间的关系发展史也进行了研究与探讨 ,出版于上世纪 30年代的三部《中国民族史》可以说是那个时期中国学者的代表性研究成果。其中王桐龄的《中国民族史》试图以族际交往和族际融合为主线来贯穿中华民族整个族群关系演变历史 ,对于我们理解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形成过程具有特殊的意义。上世纪 6 0年代以来在西方学术界发展起来的族群社会学 ,其主要研究视角即是以族群关系为核心。族群社会学在中国也正处于发展之中 ,在研究分析中国族群关系发展史时 ,这三部民族关系史是重要的参考文献。文章以王桐龄书为主线 ,比较分析了这三本民族关系史各自的特点     

内蒙古史学界古代北方民族史研究50年

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史是一个综合性较强的学科。就其内容来说，主要是研究中国古代历史．匕活动在北方地区的各个民族．探寻这些民族发祥、迁徙、成长、壮大、建立政权、衰亡的历史过程，总结北方地区各族历史文化发展的规律．对中国古代北方各族在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所起的历史作用、所处的历史地位予以科学的回答。内蒙古自治区地处祖国正北方，自古以来，先后有几十个大小不同的民族在这里发源、成长、壮大、南下中原内地，历史内容十分丰富。所以，在研究古代北方民族历史方面，内蒙古史学界①占有地理优势、考古发掘优势、语言优势．甚至…     

民族迁徙是解读我国民族关系格局的重要因素

历史上中国少数民族的迁徙,不仅是认识和解读我国各民族自身发展的重要因素,也是认识和解读我国多民族格局形成、发展以及我国民族关系发展的重要因素。古代少数民族通过东西和南北向的迁徙,各民族之间的文化得到了广泛而密切的交流。社会经济发展、自然生态环境的变迁、战争和民族政策的变化促进了民族的迁徙。中国古代少数民族迁徙使有关少数民族社会经济发生重大变化,促进了有关各民族族体的交融和整合,促进了少数民族文化的“涵化”;少数民族内迁对中原政治、经济、文化也产生了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