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理遗像"与孙中山崇拜

总理遗像是民国时期对孙中山遗像的专称。随着国民党地位的稳固及孙中山崇拜运动的推广,总理遗像被赋予隆尊的政治与法律地位。国民党通过空间定位、仪式操演将总理遗像神圣化,并向社会各个阶层、各个角落传输,渗透于教育空间与日常生活空间,形成超越一切、超越传统习俗的符号霸权,促使民国时期人们形成关于孙中山的社会记忆。有关孙中山的记忆存在着阶层性差异,特别是商人充分利用总理遗像的商业价值,折射出社会各阶层已经懂得总理遗像所具有的象征意义。国民党的目的是为宣传蒋记三民主义意识形态,但却客观上促进了国人对孙中山及其三民主义的认识。     

伊壁鸠鲁"偏离政治"的政治哲学

伊壁鸠鲁哲学是在城邦的废墟上建立的.伊壁鸠鲁采取区分自然本性和人为习俗的思维范式,认为政治共同体是习俗性的,是外在的必然性,而"偏离政治"、避开痛苦则是人的自然本性,是个人自由的表现.伊壁鸠鲁哲学曾长期被排除于政治哲学的谱系之外,本文力图呈现它的政治意蕴,阐明它是对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古典政治哲学研究理路和价值观念的颠倒.     

"三个代表"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

"三个代表"思想是对我党的历史使命、根本宗旨、先进性作出的新阐述和科学总结,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必然要求和重要基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坚持和实践"三个代表"的根本途径,两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因此,必须按照"三个代表"思想的要求,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统一,积极推进党内民主和国家民主,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全面推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伟大事业.     

民国时期黄花岗起义纪念与国民党政治诉求的表达

黄花岗起义纪念日最终被国民党制作成"革命先烈纪念日",由一党之纪念日建构为"国定纪念日",纪念仪式亦被固定下来。随着纪念日的确定和纪念仪式的程式化,国民党与国民政府根据其政治诉求和时代变化对纪念意义不断作出新的阐释,突出黄花岗起义的重要性,塑造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革命精神,从而为国民党政权的合法性提供了丰富的历史资源。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新世纪大学生的政治观教育

大学生是国家的栋梁,是未来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坚力量,能否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来统领大学生政治观教育,直接关系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成败,关系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希望所在.在新形势、新情况下,大学生政治观教育面临严峻挑战,如何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灵魂和核心,作为新世纪入学生政治观教育的主心骨,以培养政治上过硬的社会主义建设接班人,是摆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面前的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     

试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蕴含的政治智慧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为确保中国政治的良性发展提供了根本的指导思想。它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空间,为妥善处理各种社会关系,保持党的执政地位的长期合法性提供了理论、思想、路线上的保证。     

春秋战国时期"侠"的政治依附性

春秋战国时期的侠士具有很强的政治依附性,他们在人身上或强或弱地依附于诸侯权贵,在活动上直接或间接地服务于诸侯权贵,是诸侯权贵忠实的政治斗争的工具。但同时,侠也以依附政治人物为工具性手段来实现自我的人生价值,其政治依附性因其所拥有的侠义精神而独具特点。这种现象的形成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关系密切。     

明代"达人"对朝廷政治影响探析

明朝初期,部分蒙古、女真人南下,投降明政府,被称为"达人".在优抚政策的影响下,他们受到明前期历代统治者的特别庇护,在授官、俸禄、通关等方面享有特权."达人"的存在对于明代的边防、财政、官制、京畿治安、皇权更迭都产生很大影响,成为明代政治的一大隐患,是明朝由盛转衰、最终走向灭亡的重要因素.对此,虽然有远见大臣提出了建议和对策,但因"达人"在皇权制衡中的特殊作用,终得到权力阶层的支持而使有关建议被搁置.     

中国传统"和合"文化与构建和谐世界

“和合”是中国文化的首要价值,也是中国文化的精髓。“和谐世界”的提出,与中国传统“和合”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在构建和谐世界的过程中,如何适应当今世界的深刻变化,充分吸收和运用中国传统“和合”文化,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论孙中山发展国有经济的思想

孙中山的经济思想是中国共产党涎生以前最为进步的经济思想之一.几十年前,孙中山先生提出了关于发展国有经济的一些思想和主张,对于我们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加快国有经济的发展仍有巨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光复初期台湾的孙中山崇拜

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在国民党的宣传下,"孙中山"成为国民党与国家的政治象征.为了战后收复台湾、获得民心,国民党强化孙中山与收复台湾之间的逻辑联系,强调用孙中山的心理建设消除日本殖民统治的影响,而日据时期台湾民众对孙中山的景仰,为光复后国民党在台推广孙中山崇拜奠定了基础.光复后,国民党沿用大陆的宣传方式,全面推广孙中山崇拜,使其成为尽人皆知的国家象征,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台湾与大陆之间的一体化进程.但是,国民党在台对国父遗教的宣传与大陆同出一辙,流于形式,因此,并未能完全获得统治合法性,因民生问题而引发"二二八"事件,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孙中山崇拜的积极影响.     

民国初年广东都督选任风潮——孙中山与陈炯明分歧溯源

民国初年,广东都督胡汉民随孙中山离粤南下,副都督陈炯明代理广东都督.从此至南北议和成功,胡汉民再度回粤任都督,广东发生了长达4个月的都督选任风潮.由于孙中山对陈炯明不信任,在举荐粤督过程中措置失当,使陈炯明对孙中山产生了隔阂,成为孙陈后来合作过程产生分歧的源头,并由此逐渐发展进而导致两人关系的最终决裂.     

孙中山和邓演达对中国统一问题的探索及其启示

孙中山和邓演达对中国统一问题进行了可贵的探索,分析了近代中国必须实现统一的原因,并且对中国统一目标及其实现途径也作了一些构想。他们的这些探索对推进目前的中国和平统一进程,颇有启示。     

试析我国公民政治文化的建构

建构与民主政治相适应的公民政治文化,达到政治理念的一元化,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民主法制建设以及精神文明建设的客观必然。改变原有的臣民心理,构建与民主政治相适应的公民政治文化是一个艰难的长期的过程,需要社会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民主实践、民众的心理结构等各个层面为之提供条件。     

孙中山与辛亥革命时期的“五族共和”论

历史学家一般都认为,“五族共和”的口号是民国元年孙中山提出的,孙中山在新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时表明:“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以实现“民族之统一”。日本学者片冈一忠曾经对孙中山首倡“五族共和”的说法提出质疑,并论述立宪派巨头张謇在南北和议中所起的重要作用。笔者既同意片冈的论点,又提出新的看法:即“五族共和”一词来源于杨度1907年撰写的《金铁主义说》、一直到辛亥年武昌起义后 经过南北谈判,逐渐变奏为新国家的民族统一理论。由于清朝政府的腐败无能,革命党人,包括孙中山,都对满蒙回各族怀有否定性的形象,使得他们对“外中国(藩部)”的民族整合问题漠不关心,相反,居住北方和内陆中国的满蒙王公以及旗人集团为了保持他们的既有利益,积极响应“五族共和”的口号,要求“与汉人平等”,导致南北妥协的局面。从这个角度看来,辛亥革命既是不同政治力量的斗争、又是一段内外、大小“中国”交错的历史过程。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与社会稳定

社会稳定是具有深刻蕴义的文化问题。中国特点的社会稳定取决于人民 ,由人类的自身和谐 ,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亦即通过修身实现人际和谐 ,通过治国实现群体和谐 ,通过平天下实现天人和谐。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现代价值取向 ,是其中心价值系统的现代转化 ,即对优秀传统实行弘扬超越 ,实现文化价值观的升华 ,成为中国特点社会稳定的文化底蕴     

中国传统"告密文化"之政治学考量

告密行为与中国传统政治运行的基点即伦理道德相悖逆,但却能够绵延数千年并最终积淀为所谓的“告密文化”。其背后的政治动因在于:政权处于合法性危机情势下的决策反应,易于催生大规模的告密行为;告密对单主制前提下信息传递不对称所作出的有效弥补使其得到政权的许可和鼓励,而通道能力质量标准低下直接导致了告密的蔓延及与统治者既定目标的背离;传统人治社会中的君臣博弈使得告密作为君主所掌握的一种博弈资源而具有重要的工具价值。     

“礼”与中国传统文化范式

美国科学史家库恩提出了著名的"范式"理论,认为范式是一个具有整体性的认识世界的框架和价值标准,是集信念、理论、技术、价值等为一体的一个范畴。"礼"是中国古代社会的表征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从周公"制礼作乐"到清王朝终结,"礼"一直是中国古代社会共同体所追求的理想社会的理论框架和价值标准。中国传统文化就是一种礼的"范式"。     

"中国书法"与"中国文化"

在中国书法界和书法理论界,“中国书法”是“中国文化核心的核心”的命题影响很大,但这是一个缺乏学理和事实根据的命题。如果说,哲学是文化的核心的话,那么中国书法既不在中国哲学之内,也不具备哲学的性质。中国书法不可能是中国哲学的核心,因此也不可能是中国文化“核心的核心”。中国书法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部分,它部分地体现中国文化的“文化精神”,但中国书法的文化精神并不是“中国文化”的“文化精神”。中国书法是一种很宝贵的,有特色的中国文化现象。但在中国文化中它不居“核心”地位。我们要充分认识肯定它多方面的文化价值,又要避免将中国书法神秘化,神圣化的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