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政策调整目标人群总量与预期效果再检验

本文回顾以往采用宏观汇总数据和微观个案数据研究生育政策调整中存在的问题,认为在缺少两代人生育史的数据条件下研究"单独"二孩生育政策目标人群总量、结构是非常困难的。本文以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2013年国家卫计委生育意愿调查、2014年人口变动抽样调查和201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为基础,对不同来源的相同队列"单独"、"双非"育龄妇女比例数据进行对比,分析结果显示国家统计局2014年和2015年抽样调查数据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和可靠性。在"单独"二孩政策调整前,如果单纯使用2005年和2013年调查数据将高估独生子女比例和"单独"一孩育龄妇女总量。根据2014年、2015年调查数据推断这两年"单独"一孩育龄妇女占全部一孩育龄妇女的比例在10%左右,"单独"二孩政策目标人群在1 500万以内,达到或超过1 500万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2015年"单独"一孩育龄妇女生育二孩总量在50万左右,远远低于国家卫计委200万左右的预期。2015年"双非"一孩育龄妇女占全部一孩育龄妇女的比例为85%左右,全面两孩政策新增目标人群在8 500万左右,达到或超过9 000万的可能性很小。即使没有全面两孩生育政策,2015年非农业"双非"生育二孩也在130万以上,而农业"双非"生育二孩在250万以上。     

“单独两孩”政策对人口出生性别比的影响效应分析

如果生育控制政策会导致出生性别比升高,那么"单独两孩"等生育调整政策必然会对出生性别比升高的势头产生缓解效应。为了检验这一假设,本研究采用2014年各省(区、市)的最新数据来探讨单独两孩政策对出生性别比的影响。结果发现,单独两孩政策对一胎出生性别比有缓解作用,但对二胎出生性别比可能存在恶化的效应。因为单独两孩政策实际上给了有男孩偏好的单独夫妇一次选择性生育的机会,客观上恶化了二孩出生性别比。因此,治理出生性别比的关键在于改变男孩生育偏好的生育文化。     

对“单独二孩”政策新的认识与思考

随着"单独二孩"政策落地,生育政策再次成为社会热点,各种说法频出,有必要更广泛、深入的讨论。文章在对"单独二孩"政策实施后一年来相关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和总结的基础上,从妇女终身生育水平和生育地区差异的角度,对"单独二孩"政策进行了新的解读,并从多个侧面展开了政策思考。研究表明:妇女的终身生育水平没有从时期生育水平看到的那么低,中国尚谈不上已陷入"超低生育率陷阱",地区差异大仍然是中国人口生育的基本特征,政策调整需要统筹兼顾。在"单独二孩"政策刚落地一年就做出政策"遇冷"判断不够审慎,过渡性的"单独二孩"政策发挥着向"全面二孩"政策接续的重要"错峰"作用。政策变化带来的社会影响要远比生育本身更广泛、复杂。     

中国普遍二孩生育的政策环境与政策目标

普遍二孩生育政策的实施效果,不仅涉及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目标的实现,也决定着生育政策下一步改革的方向和速度。文章围绕“谁来生”（生育主体）、“如何养”（社会经济条件）、“生多少”（生育文化）三个问题,着重分析了中国普遍二孩生育的人口环境、社会经济环境和政治文化环境。结果显示普遍二孩生育政策并不会起到立竿见影提升生育率水平的效果,其对劳动力短缺、人口老龄化等结构性问题的解决也不会是即时的。文章对这一政策的可能效果与实现政策目标的关系进行了理论上的探讨,认为政府工作的重点须顺应政策环境的变化,努力创造生育友好型社会,而不是急于求成再次贸然改变生育政策。     

"单独二孩"与"全面二孩"政策家庭生育意愿比较及启示

生育意愿是影响实际生育水平的超前变量,为预测生育水平提供重要参数.通过对山东省符合"单独二孩"政策和"全面二孩"政策家庭的大样本生育意愿调查,结果显示,两类政策家庭的二孩生育意愿和理想子女数基本相同,且愿意生育二孩的主观因素、地区差异及户口性质、文化程度、现有1孩性别等对两类家庭生育意愿的影响是类似的;生育安排、不愿意生育的主观因素、属相偏好等则存在显著差异.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模拟结果表明:现有1孩性别、年龄、地区因素、主观因素等对两类家庭二孩生育意愿均具有显著的影响;"全面二孩"政策家庭更主要从一个孩子的风险性方面考虑二孩生育,"单独二孩"政策家庭则更多从自身养老和精神需求的角度做出二孩生育选择.     

用孩次递进比模拟“全面二孩”政策调整初期的生育行为--以湖北省为例

以2014年湖北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提供的包括“单独”、“双独”方面的数据为基础,描述了生育政策调整下被压抑的生育潜能释放的规律性和用孩次递进比的方法预测“全面二孩”政策调整初期的生育行为,与意愿分析方法相互比照,丰富了当下生育政策下生育行为预测研究。从分析结果可以看出,假定2016年“全面二孩”生育政策调整,湖北省第一年内会新增二孩出生量52621人,占湖北省2014年总出生量的7?41％;三年内最低会新增139262人的二孩生育量。城乡对比发现,农村新增二孩生育占到将近六成,且由抢生而导致的堆积主要集中在农村,40岁后的高龄抢生情况不严重。     

三孩政策下城乡居民生育意愿北大核心CSSCI

针对当前高度复杂和不确定的生育环境,我国采取了渐进式的生育政策调整策略,从取消生育间隔限制到实行单独二孩、全面二孩政策,再到实施三孩政策,满足了不同人群多样化的生育需求。三孩政策下人们的二孩和三孩生育意愿及影响因素的差异是以往调查和研究未能涉及的。因此本文基于湖北省125个区县12014个家庭生育意愿调查数据对城乡居民二孩、三孩生育意愿及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发现三孩政策覆盖下的家庭中,二孩家庭占比已超过四成。一孩、二孩家庭的平均理想子女数分别为1.57和2.07。随着育龄妇女年龄的增长,一孩家庭二孩生育意愿和二孩家庭三孩生育意愿均在快速下降。25岁以下育龄妇女家庭的二孩生育意愿比例农村和城市分别为25.36%和18.75%。居民二孩生育意愿和三孩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也存在明显差异。随着育龄妇女受教育程度的提升,城乡居民二孩生育意愿趋于收敛,三孩生育意愿差距在扩大。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存在一种悖论关系。对于二孩生育意愿,在一个区域内,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群体报告的二孩生育意愿越高,但进行跨区域比较发现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居住在其中的家庭二孩生育意愿越低。     

江苏省生育政策一元化对人口出生的影响

为估算独生子女夫妇生育2孩的影响,文章以江苏省为例,采用年龄孩次递进模型和生育率拆分的方法,测算了全省非农人口也和农村一样("生育政策一元化"),实行"夫妻一方为独生子女的家庭,可以生育第2个孩子"的政策(简称"单独",非农业人口现行的"夫妻双方均为独生子女可以生育第2个孩子"的政策简称"双独")对人口出生规模的影响.测算结果表明:全省城乡都实行"单独"生育政策后,平均每年人口出生增加最大不超过7.3万人,对江苏省的人口规模不会有明显的影响;在政策调整初期,可能出现出生堆积现象,需要各地政府进行必要的疏导;这种政策调整早一点,出生堆积就会小一点.     

关于生育政策调整的人口模拟方法探讨

人口预测经常被用来模拟生育政策调整,然而政策调整模拟有许多特点需要专门考虑。文章对模拟生育政策调整的人口预测方法进行了探讨,指出常规生育率预测方法不能控制妇女孩次结构的缺陷,并介绍了年龄递进生育模型的应用。文章还建议有关政策调整的人口模拟应当尽量按不同生育政策类型人口来进行,指出采用连续变化生育参数的常规模拟方式不能反映政策调整的突变特性,其实并未模拟确切的政策调整方案。文章还针对以往政策模拟预测中的缺陷,提出了一些建议,并简评了考虑生育模式变化的模拟思路。     

生育政策调整对生育意愿影响研究——基于2015年追踪调查数据的发现

文章利用2015年生育意愿追踪调查数据,分析"单独两孩"政策出台后我国居民的生育意愿变化情况,单独一孩家庭打算生育二孩的比例为39.5%,普通一孩家庭为32.2%,较以前有所下降.前续调查对于是否生育二孩表示"说不好"的人群中,追踪调查显示大约60%倾向于不打算生育,政策目标人群由"打算生"到"不打算生"是生育意愿转变的主要趋势,经济压力大是影响生育二孩的首要原因,政策敏感人群所占比重在地区间存在差异,政策落地对优生筛查、孕产服务、幼教等方面提出更高要求,需要做好各项公共政策衔接,确保实施效果.     

基于系统动力学的“单独二孩”政策仿真研究

目前中国的总和生育率约为1.4,而国际上公认的合理的总和生育率应为2.1左右,加上当前老龄化问题突出,国家推出了"单独二孩"政策,政策效果如何亟待研究。本文通过系统动力学模型对"单独二孩"政策进行仿真实验,发现在此政策下新出生的二孩数量并不能实质性地改变中国的人口结构,为解决当前面临的问题,我们又做了全面放开二孩政策的比对试验,结果发现在全面放开的情况下出生人数增长较快,年末总人数有所增长但不会出现爆炸式增长情况。总体来说,在当前形势下,全面放开二孩政策的作用比单独二孩政策大。所以建议将"单独二孩"政策过渡到"全面放开二孩",在此基础上通过配套措施解决育儿成本过高、申请手续复杂等社会问题,同时通过宣传教育等改变经济理性环境下享乐主义等不健康的育儿观念,将我国的总和生育率恢复到应有水平。     

我国生育政策演进与人口均衡发展——从独生子女政策到全面二孩政策的思考

我国在全国范围推行计划生育政策始于20世纪70年代早期,是在经济发展水平长期低迷和人口"爆炸"强烈反差下被迫做出的选择。计划生育政策根据人口、经济社会发展和资源环境形势进行动态调整是国家发展的需要,也是人口发展规律的要求。全面二孩政策是生育政策调整的延续,终止了紧缩性的生育政策,开启了相对宽松性的生育政策时代,其政策实施的人口效果预期利远大于弊。评判人口均衡发展要遵循人口发展的规律性。全面二孩政策和未来生育政策的进一步完善对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和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协调可持续发展具有积极意义。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是我国需要坚持的发展战略。     

全面二孩政策实施下的中国人口发展态势

在全面二孩生育政策实施背景下,文章运用分家庭类型的分年龄别孩次递进生育率模型测算政策目标群体并根据其再生育意愿和计划完成时间推测新增出生人口,得出生育水平、生育模式,并对未来人口发展趋势进行预测分析.结果显示:十三五期间将累计多出生近2100万人,总人口峰值将推迟到2030年的14.66亿,略大于不调整政策的情况.同时,“全面二孩”生育政策一定程度上放缓了总人口和劳动力人口的减少速度;增加了2035年之后的劳动力供给、减轻了劳动力负担和人口老化程度.但预测结果也显示总人口的减少趋势并没有改变,2030年后我国人口将以平均每年640多万的规模持续减少,到本世纪末人口减少到10.16亿.     

中国生育间隔政策的历史变动分析

文章通过对31个省（区市）二孩生育间隔要求的历史梳理,提供了研究我国二孩生育行为变动的制度背景。文章揭示出我国生育间隔政策经历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萌芽、七八十年代的局部出台、九十年代的普遍化和本世纪以来广泛取消的变迁历程。生育间隔政策的变迁反映出政府对于新时期生育模式理解的深化,以及对生育间隔这一人口调控政策手段认识的不断转变,也反映了国家对公民生育权的日益尊重与逐步加强的权利保障。     

中国1970年以来二孩生育间隔变动及影响因素分析

文章利用121县人口监测系统大样本微观历时数据,分析了我国1970年以来二孩生育间隔的变化趋势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二孩生育间隔经历了上世纪90年代前的长期稳定、1990～2005年间的持续上升和2006年至今的缓慢下降,这种历史变动与我国生育间隔规定呈明显动态关联.文章认为,我国生育间隔规定是针对"早、密、多"生育模式的政策调控,在当前群众主动推迟生育、城乡普遍晚婚晚育、低生育水平长时期持续的背景下,生育间隔规定对生育行为的影响力和作用空间在减小,继续执行以"晚、稀、少"为导向的现行生育间隔规定的前提已不复存在.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70后人群的大间隔生育将是未来不可忽视的一种生育特点,对生育间隔的关注应从人口调控的政策导向逐渐过渡到健康导向.     

以晚育为杠杆,平稳向二孩政策过渡

目前取消生育间隔政策而允许生二孩条件不变的弊远大于利 ,其中最大的弊端在于它实际上是为生育政策平稳调整设置障碍。目前取消只适用于少数人的间隔政策 ,而作出牺牲最大、流引产与被罚风险最大的大多数一孩夫妇的权益得不到改善 ,而且在为一孩夫妇的权益改善 (即生育政策调整 )设置障碍 ,实际上是一种社会不公。晚育是一根有力的“杠杆” ;运用好了 ,可以在国家能够承受的“人口增量”范围内 ,实现平稳向二孩政策过渡的软着陆。     

生育公平、人口质量与中国全面鼓励二孩政策

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并不是绝对的"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的"一孩政策",而是表现出明显的多样性和差异性。当前的全面二孩政策既解决了"一孩政策"约束下的生育不公平,又避免了"多孩政策"带来的人口质量问题,是中国计划生育政策改革的一大进步。但是,在中国总和生育率长期低于更替水平,甚至即将掉入"低生育率陷阱"的背景下,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结合国内六个地区的二孩政策生育实践,中国计划生育政策改革的当务之急,不应仅停留在全面放开二孩,也不应全面放开生育,而是要全面鼓励二孩,即对生育一个孩子的家庭不惩罚,对生育两个孩子的家庭进行奖励。这样的生育政策既符合中国计划生育政策"渐进调试,稳中求变"的发展路径,也有利于促进生育公平和人口质量提升。     

生育支持的政策瞄准——基于“初婚—生育孩次”递进模型的发现

国际经验表明,政策瞄准偏差是鼓励生育的家庭政策未能取得预期效果的主要原因之一。文章基于社会政策瞄准的分析框架,运用“初婚—生育孩次”递进模型和生育率弹性系数对中国生育支持政策进行瞄准分析;并以K省为例,深入剖析“初婚—生育孩次”递进率对总和生育率的影响及其社会阶层差异。研究发现：（1）现阶段20～29岁女性的初婚递进率对总体生育水平起主导性作用;（2）20～34岁女性的一孩递进生育率对生育水平的影响大于二孩及多孩递进生育率;（3）女性初婚和生育进度在不同社会阶层呈现分化趋势。当前中国各地的政策瞄准过度关注婚育进程的后端,存在瞄准偏差和低效问题。生育支持政策的重心应适当前移,瞄准对青年群体初婚和一孩生育的支持,重视对20～34岁不同社会经济特征的育龄人群提供针对性的政策支持。     

“全面两孩”政策下空巢老年人对子女生育二孩态度及影响因素——以北京市为例

基于2015年底北京市空巢家庭调查数据考察“全面两孩”政策背景下空巢老年人对子女生育二孩的态度,结果表明:空巢老年人的政策知晓率极高,支持、反对和不干涉子女生育二孩的各占约1/3;一旦子女生育二孩,近七成空巢老年人愿意提供物质或劳务支持;养老等功利性目的并非希望子女生育二孩的首要原因,经济负担、健康顾虑和照料匮乏是阻碍子女生育二孩的主要因素.利用二元logistic模型考察影响因素,与子女关系好、身体健康、有配偶等因素会显著提高老年人对子女生育二孩的支持概率,而养老观念开放、受教育程度高和空巢时间长等因素则会显著降低支持概率.空巢老年人的性别、年龄、经济水平、养老选择等因素对因变量没有显著影响.     

儿童照料对女性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基于东北三省生育状况抽样调查的分析北大核心

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以来生育水平迅速下降,人口结构逐渐发生改变,潜在劳动力不足和人口老龄化加剧逐渐成为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东北地区是落实计划生育政策最好的地区,人口长期处于超低生育水平,在全国率先进入人口负增长阶段。当前,东北地区经济发展困难和人口问题并行,人口结构性问题突出,老龄化问题加剧。同时,国家两孩政策、三孩政策的实施并没有显著提升东北三省人口的生育意愿,一个孩子依然是大多数家庭的实际子女数量。为探究东北三省低生育率的根本原因,本文根据2017年东北三省生育状况抽样调查数据,利用二元Logit回归模型分析儿童照料形式以及社会照料预期可负担成本对于女性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根据社会照料的预期可负担费用与实际费用的差值对比分析其对于城市和农村女性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生育二孩的决策并不是由女性主导,而是受到家庭的综合影响。相较于家庭照料,社会照料显著降低了受访女性的二孩生育意愿,社会照料预期可负担费用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越高,女性的二孩生育意愿越低。另一方面,当社会照料的预期可负担费用低于实际费用时,女性的生育意愿会被显著抑制。这是由于东北地区的家庭收入普遍较低,社会照料的费用加重了家庭的经济负担,从而降低其生育意愿。以上结论显示东北地区已经进入了成本约束型低生育发展阶段,建议加大东北地区农村和城市0-3岁婴幼儿早托机构以及普惠性幼儿园的投入和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