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鲁迅翻译中的"信而不顺"

鲁迅的翻译思想主要是围绕“信”和“顺”的问题展开的。他“宁信而不顺”的硬译观在我国文坛上曾经引发过极大的争议,其译文也因为生涩难懂而遭到攻击。通过对鲁迅翻译思想中的“信”与“不顺”展开具体分析,可知鲁迅“信而不顺”的翻译背后隐藏的翻译语言观和文化观。鲁迅开放的文化观在世界一体化走向的今天更具有巨大的现实意义。     

论“宁信而不顺”——鲁迅的翻译思想之一

“宁信而不顺”一说典型地体现了鲁迅的翻译观,也是理解鲁迅翻译文学的历史价值和意义的关键。“信”就是忠实传达原文的思想内容和语法结构。鲁迅以为翻译不仅要输入新的情感观念,而且要输入新的表现法;因为人的思维方式是体现在语言中的,只有输入新的表现法,才能实现中国人思维方式的现代化。而“顺”的翻译则是使译文在顺从中国人固有语法规则和语言习惯中归化到中国传统的思维模式里面。因此在中西方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迥然差异、文言文仍占统治地位的时代,“信”的译作必然与读者阅读的“顺”发生冲突,由“信”而“顺”是一个适应和接纳的过程。这是鲁迅对自己翻译实践的理论总结,也体现了其改造国民性的思想。     

浅谈鲁迅的“直译”与“硬译”

翻译家鲁迅以笔代戈,穷其半生从事翻译介绍和研究外国文学.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也坚持“宁信而不顺”的“直译”与“硬译”,批判削鼻剜眼,强调翻译要有“异国情调”.针对“直译”与“硬译”的异议,从翻译之区分题材、预期读者及翻译目的三个方面为之辩护.作为时代翻译家的救亡图存的最强音,鲁迅坚持“直译”与“硬译”,以达“益智移情”之效,是“窃”外国之火,照明中国的黑夜,推动中国现代化进程.     

鲁迅与郭沫若译学思想比较研究

鲁迅与郭沫若在中国文学史上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两人被誉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双子星座”。在翻译方面,鲁迅与郭沫若均有独到的见解和看法,主要表现在翻译选材、翻译策略及译文所表现的译者地位等方面。在翻译选材方面,鲁迅主张“为人生而艺术”,郭沫若则主张“为艺术而艺术”。在翻译策略方面,鲁迅坚持“宁信而不顺”,郭沫若则倡导“风韵译”。在译著及译文所体现的译者地位方面,鲁迅让译者“显形”,郭沫若则让译者“隐形”。但大道之行,殊途同归,他们都以自己丰厚的译著及译学理论共同促进了中国新文学的发生和繁荣。     

鲁迅之“硬译”观

<正> 谈到鲁迅先生的翻译,大家马上就会想到他的“硬译”观。鲁迅先生主张“硬译”的说法,在翻译界已成定论。凡提“硬译”,必涉及到鲁迅先生;凡提及鲁迅先生之翻译观,必以“硬译”统而概之。而这“硬译”必是和生硬的文笔、句法相提并论。通过仔细阅读鲁迅先生谈翻译的文章,觉得并非如此简单划一,一言以概。     

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兼谈鲁迅文学翻译思想的演变

从政治、历史和文化的维度研究鲁迅的文学翻译思想及翻译实践可以发现,在1903—1936年间,鲁迅完成了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转变。具体来说,1903-1926年间,鲁迅在外国文学译介中倾向于“文学革命”;在1927—1936年间,鲁迅的文学翻译观发生了质的飞跃,从五四前后的“文学革命”向“革命文学”转变。成为一名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者。鲁迅杰出的外国文学译介工作使他不愧为中华民族伟大的“精神界之战士”。     

林纾翻译和鲁迅翻译：背道而驰还是殊途同归

林纾和鲁迅的翻译作品在中国译界均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林纾和鲁迅的翻译观也有很大的差别。甚至不少人认为鲁迅是“直译”（或死译）的代表，林纾是“活译”的典范。表面看来，二者的翻译观出入甚大。本文则认为，在二人翻译观巨大差别的背后却蕴含着统一，二者的译作统一于华夏文化的继承与发展，各自为中国时世界的了解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他者”解读——翻译的视角

“他者”是后现代翻译理论中一个不可或缺的术语。文化翻译观、后殖民主义翻译观、女性主义翻译观都对“他者”进行过不同的阐释。文化翻译观认为，“他者”就是文化之间存在的差异性；后殖民主义翻译观认为，“他者”就是弱势东方；而女性主义翻译观认为，“他者”就是女性自身。列举并评析几种代表性的“他者”论述，藉以透视翻译研究的范式转变过程，这对于当前语境下如何正确对待“他者”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鲁迅先生的翻译生涯实探

从历史的角度和不同的时期探究并证明了鲁迅先生的文学生涯也是他的翻译生涯 ,并且从鲁迅先生的作品中探讨了他的翻译观     

到光明宽阔的地方去——论“宁信而不顺”

鲁迅的译作从文字表现力和影响力来说,都不及他的其它文学作品,这不得不引起人们对他的一个翻译观--"宁信而不顺"作进一步思考.论述"宁信而不顺"的产生背景及其具体表现,从思维模式角度分析鲁迅提出这种翻译观的原因.     

《论翻译》中鲁迅对于严复的评价考辩——兼与王秉钦先生商榷

鲁迅前期的翻译思想与严复多有相似,如翻译的启蒙与救亡目的、译法上的归化倾向、对读者的政治性误读以及译文语体的文言特质等。步入后期,鲁迅关于汉语文法、语义乃至文学的观念急剧转变,并几乎颠覆了其包括待译文本选择、翻译绩效、策略与语体以及翻译目的在内的全部翻译思想。鲁迅对于严复的评价前后虽较暧昧,但时间考证及鲁迅晚年的回忆表明,《论翻译》中的那番评述与其说是对于严复的“大加赞赏”,倒不如说是冷嘲热讽。     

生态翻译学观照下鲁迅译介域外儿童文学作品的选材与翻译策略

生态翻译学从生态学的视角阐释翻译现象,依据特定的具体交际语境和交际对象,从生态翻译学的视角考究鲁迅对域外儿童文学作品的译介活动,指出鲁迅翻译域外儿童文学作品的取材适应了当时中国"救救孩子"的特定翻译生态环境,翻译策略的取向适应了汉语世界儿童的心理特征。     

语言的“重新性化”--谈女权主义的翻译观

女权主义运动对西方的社会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其影响也渗入到了社会的方方面面。女权主义者对语言的影响是有目共睹的。然而,其对翻译事业的影响却是鲜为人知的。加拿大女权主义翻译者苏姗妮在她的《双语人》一书中详尽地叙述了她的翻译观点翻译就是以女权主义的方式再改写,而再改写的最本质的原则就是要“重新性化语言”。     

鲁迅，一个“肃然不笑的看客”——浅论鲁迅在“看客小说”中的参与方式

有很多文章在论述鲁迅小说中的“看客”，其实现实中的鲁迅也是一个“看客”，只不过他是一个“肃然不笑的看客”。鲁迅以不同的方式参与到“看客小说”的构造之中，无论是看“看客”，还是看“自我”，都能表现出他对于一般国人和知识分子的内心世界和精神灵魂的痛苦解剖与深沉思考。     

误读鲁迅:赞者的缺失——鲁迅《青年必读书》阅读札记

在鲁迅解读史上,《青年必读书》事实上成了所有试图全面解读鲁迅者必须面对的一个“结”。相较于反对《青年必读书》、反对鲁迅的观点而言,我们尤其应该警惕的是那种表面上对其表示赞同,实质上却滑向了反对者的泥潭的观点。这些赞同的理由由于对材料的隔膜、理解的偏差,等等,同样是对鲁迅及其《青年必读书》的误读。将《青年必读书》置于1925年的时代语境及鲁迅这一时期思想、文化观点的系统之中来进行读解,文章认为,鲁迅在文中所说的“要少——或者竞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不是一种策略化言辞,而是他生命中痛苦的文化体验的外化。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对苏联文学的译介：意识形态操纵下的“拿来”

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是操纵文学翻译的三大要素,意识形态对文学译介起到决定性的作用。面对外来文化,鲁迅先生的拿来主义曾给了我们极大的启迪。运用西方操纵理论,结合鲁迅先生的拿来主义,对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对苏联文学的译介进行相关探究,分析中国当时对苏联文学采取拿来主义的原因,揭示出意识形态对文学译介的操纵,并指出苏联文学在中国的引进和传播都是国家政治意识形态操纵下拿来主义的结果。     

鲁迅的“呐喊”与蒙克的“呼嚎”──纪念鲁迅先生诞辰120周年

学界对“美术视野中的鲁迅”研究尚嫌不够，一些专门著述多停留在资料梳理阶段，没有将鲁迅与美术的关系视为一种内在的精神关联。本文力图从西方现代美术这一视角研究鲁迅的艺术趣味，并对鲁迅与蒙克绘画做了个案比较研究，努力勘出步入鲁迅心灵世界的精神通道。     

蒯因的“初始翻译”及其“意义倾向”论

蒯因的“初始翻译”为我们展示了翻译的相对性特征,这样的相对性特征既涉及译者自身的观察与理解,又涉及目标语言使用中的意义表现“倾向”。在蒯因那里,“初始翻译”并非完全意义上的翻译,译者总会在现实的和可能的语义世界中追求与言者之语义的同一,当然,这样的“同一”追求在外延主义的要求下又总是难以实现的,除非我们回到译者与言者所处的主体性地位的认识上来。不论“初始翻译”如何体现意义确立的“倾向”决定,译者与言者的主体性地位总是为我们提供语言行为发生的普遍性基础,即作为理性存在的纯粹语义基础,翻译的“不确定”只是我们走向“确定”的过程与环节,人类社会语言行为的发生及表现形式遵循着共同性的理性规定与认知模式。       

鲁迅与劳伦斯·韦努蒂异化翻译观的比较

鲁迅和韦努蒂分别是东、西方异化翻译的倡导者。他们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历史语境中提出异化翻译理论，因此他们的异化翻译观既相似又相别。他们的相似之处表现为两者的异化思想都受到了德国翻译家施德莱马赫的影响，两人都用异化思想指导实践；他们的相异之处则表现在两者的异化思想提出的背景及主要目的等方面有很大的不同，因而他们对异化思想的论述都带有各自时代的鲜明特征。